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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强诗歌意象的古典性与现代性(二)绪论

(2020-02-11 09: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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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评

分类: 朋友对我的评论

高佩佩


 绪论

 

(一)郭建强及其诗歌意象的问题

郭建强,著名青海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自1991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于《人民文学》《世界文学》《诗刊》《花城》《上海文学》《汉诗》《青海湖》等数种重要文学刊物上刊发了其主要作品,被国内三十余种权威诗歌年选收录,并陆续出版了《穿过》《植物园之诗》和《昆仑书》三部诗集。其中《昆仑书》是迄今为止青海省唯一入选天星诗库——新世纪实力诗人代表作的诗集,影响甚为广泛。曾获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第六届文学艺术创作奖、第二届海子诗歌节提名奖、2015中国桃花潭国际诗歌艺术节新锐诗人奖和第二届人民文学诗歌奖·年度诗人奖等多项重要诗歌奖项。

郭建强在诗歌创作中既显现了受现代派影响而理智内省的一面,又表现出追求西部诗歌美学特征而拥有的大气与雄奇。对青海本土元素的提炼、运用和对生存状态与生活真实本身的关注也在他的诗作中显得冷峻、精致,他认为诗歌的使命在于传达生命的灵动与抗争,并让这种感觉穿透时间的硬壳,呈现出无穷的连绵性 [1] 。这位立足青海湖畔吟诵西北大地的诗人,其诗歌写作视野开阔,审美趣味严肃,在诗歌意象的创造与选用上体现出一种双重性特征:古典性与现代性的有机结合。郭建强的诗歌在继承和吸收古典诗歌意象的同时,又在以现代人的经验反视古典意象、改写古典意象,并将这种意象置于独特的地域性想象之中,从而使得传统的古典意象与现代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和“地域”想象相互融合,成为诗人书写的独特方式,是当代诗坛上,尤其西部诗歌中不可被忽视的重要诗人。

(二)相关研究综述

这位隐匿在青海湖畔的诗人,目前虽未引起轰动性的阅读效应,但却也吸引着一大批读者与评鉴者的关注。而对其作品进行评析和解读的文章作品,也是各有各抒己见,都能从新颖的角度去阐释诗作的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马钧在《潜泳者归来——评诗人郭建强和他的〈昆仑书〉》一文中,首先着重说明了《昆仑书》这一新近出版的诗集在文体自觉上所呈现出来的特点。他认为在个性主义盛行的时代,在诗歌功颂德的功能被弃绝的同时,诗人们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少直接去歌颂世界了,因而这一古老的文体便日渐衰亡,以至于成为一种孤品绝品诗体。在这种境况下,《昆仑书》中十二颂的出现则在文体意义上取得了不可小觑的力量和地位。他虽然这样评价,但其实十二颂的文体价值并不一定比得过它们的文学审美价值。马钧同时也认为,十二颂并没有与传统的颂诗一样,充满廉价的盲目乐观,而是在努力还原着善恶悲交织共存的复杂世界及其真相 [2] ,因而十二颂有着恢复诗歌的质朴机能、纯真价值的特殊意味。其次,他还指出了诗人通过大量创造幻象来造成诗歌意象和意境的扭曲变形,以达到陌生化效果的创作特点,并强调这并不简单是一种修辞手法,而是和诗人的镜子诗学和诗歌认识论深刻相关。但遗憾的是,马钧并未就镜像式变形和何为镜子诗学诗人的诗歌认识论是什么等极具讨论价值的问题做进一步的解释说明,这有待于我们后来者再去对其一探究竟。此外,他十分敏感地注意到诗人在这本诗集当中进行的一系列的语词实验:制造语义的裂隙,故意造成语言结构和诗歌结构的不完整。他对以字起头的诗句的语言类型作了一番回到文学史寻找根源的考察,认为这并非现代诗歌的自创,但他认为郭建强采用这种语言形式则重在强调在呈现意义的突发性和偶然性中,因而这个与古典诗歌相同相通的字也便具有了不同于传统的现代语境中的特殊意义。应该说,他对这种语言试验的分析还是比较精确到位的,但是他在追溯字历史的过程中,忽略了白话新诗诞生的语境本来就是现代普通话:字在文言文语境中具有转折、连接和指代等数种意义,而在现代普通话语境中,仅仅指向了转折这一个意义。同时他也忽略了一点,诗人不仅仅在这种语词的试验中造成了语义和诗歌结构的裂隙,同时也造成了混乱,更在裂隙和混乱中刷新着词语表达的意义,形成了极具个人特色的语言风格和语言类型,而这种效果的达成或许与诗人的诗歌认识论有着极大的关联。

当然,马钧也只是就《昆仑书》这一整部诗集做出最直接的印象式的判断与评价,比他稍早一些的方琢月则重点从身体存在的角度,对郭建强先前的两部诗集《穿过》和《植物园之诗》当中所收录的诗歌进行了哲学层面的解读,他认为身体幻象这两个观念对郭建强在诗歌中建构的人生哲学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具体地说,在当代,人们更多注意的是身体意识在文化中的意义,身体本身成为一种具有表达性的存在物。郭建强的诗歌则对身体与表达、知觉、幻想、死亡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和独特的探讨,这使得身体在现代文学中的内涵在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等低俗的层次之上,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深度的挖掘。从返回身体这个角度来看,郭建强诗歌的身体觉醒是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开始的。方琢月认为,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是通过将人的身体消散融入天地宇宙间从而获得一种归属感,但这种以消散为手段的智慧却容易因柔弱和零散、模糊而流于空洞的形式,正如在《写在圆明园的诗章》中所表达的对传统的质疑:传统的智慧太过于脱离尘世,难以对现实发生实质性的影响。同时,这首诗也对于海子的神性写作和吟咏爱情的永恒性的诗歌也进行了反思:它们无力抗拒衰老和死亡,并不能为现代人提供最终的慰藉。故而诗人认为,这两者都无助于解决现代人的精神困境,现代人的出路则在于返回身体内部。郭建强的诗歌在对身体和返回身体作探讨时,迥然于流俗写作的一点个性特征就是对于疼痛的思考。方琢月认为郭建强的诗歌通过对智慧的批判,从侧面反映了诗人放弃形而上的精神智慧,回归肉身的意图,而疼痛作为一种知觉,是生命存在的直接证明,更是身体与世界对抗的状态的证明,疼痛具有一种类似修行和洗礼的含义。与此相关的,在表达方式上,方琢月同样认为幻象作为一种形象的创造在郭建强的诗歌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于身体而言,幻象一方面是一种强烈的知觉表征,是生命能量的体现。另一方面,由于过度理性对于世界的把持,人的感知能力逐渐丧失,而对于依赖相互之间的联系才能确认存在的人来说,这种丧失则意味着人与世界之间真实联系的断裂,真实联系的失去也就意味着死亡。幻象的存在破坏了理性和智慧一统天下的局面,也建立起了感性与理性的斗争、精神与现实的斗争之间的桥梁。幻象来源于抗争的疼痛,抗争的矛盾持续存在,无数的幻想伴随疼痛的知觉而生,因而幻象成为一切精神活动的原始素材,诗歌本质上是一种语言对于幻象的唤醒。

方琢月同时认为,郭建强的诗歌不仅是返回身体,更是试图超越身体抵达一种未知的边界 [3] 。幻象不仅作为一种诗歌中的形象存在,更是诗人想要还原的物的本原,他试图把物还原为幻象,把神性还原为个体存在的根本态度。然而诗人的写作最终并未皈依宗教,而是回到了人的维度,人应该深潜到更本源的所在去寻找力量,这个本源就是荒诞。荒诞为幻象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幻象的存在又打破了虚无,使得荒诞能够被感知,个体生存的荒诞与幻象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的关系。方琢月认为,对于身体和幻象带来的消极意义,诗人是主张通过沉思来解决的,但他却并未对沉思的方式内容和结果再加以解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死亡带给人的不仅仅是虚无,还有由认识到死亡的永恒和生命的短暂而产生的对自身存在的当下性的感受,这重在体会此时此刻知觉的当下性,加深了生命体验的强烈感,也增加了记忆的价值。记忆、历史等不可再回现的事件也能够在幻象中被重现,因而人可以通过审美活动,通过增加时间密度的审美姿态,缓解死亡带来的焦虑和痛苦。总之,方琢月在这篇文章中认为,郭建强的《穿过》和《植物园之诗》通过对身体和幻象的思考与探讨挖掘了文学上的许多可能性:返回身体的写作,以幻象作为诗歌世界的构筑手段。但同时,方琢月也认为,正因为对死亡与荒诞的强调,诗歌内部充满了焦虑不安,冲淡了诗歌的阅读快感,而从个体的身体出发,强调精神的纯粹性,多少使得其诗歌染上了一些观念化色彩。可以说这样的评价,选取的角度非常切合诗人创作的作品内容,对诗人创作初期的瑕疵也是有明确的感受和恰当的评点,既没有将诗歌作为梅洛庞蒂和萨特对身体存在等问题的思考的对照,也没有因诗歌所表达的一系列思考而给诗人贴上国外哲学家观点的注解者的标签,只是从恰当的角度切入诗歌表达的情感和思考的内容,阐发了涌动在诗人语句里对于人生宇宙的认知与理解。

另有对具体作品进行深入解读,探索诗人文学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文章。詹斌曾就收录于《昆仑书》中的《致亡友书》做过细致的品读,并认为这是理解郭建强诗歌的一个重要起点。《致亡友书》这是一首篇幅较长的悼亡之作,诗中充斥着各种关于死亡的意象与表述,詹斌通过联系诗人前后其他作品认为,诗歌开头所描述的那场事故虽然是发生在诗歌世界之外,但却对建强一生特别是诗歌创作却产生了重大影响,摔碎的时间无疑使建强产生了深深的疼痛感和负罪感,并导致他对世界、对生命、对人性的看法有了重大的改变。 [4] 而这种改变的结果,詹斌认为失去好友的忧伤和疼痛使得诗人更具敏锐性和洞察力。看似本诗写的是爱情,实则写的是死亡,犹如一曲死亡赋歌,一典灵魂哀歌,它不仅直刺人心,也照亮了诗人在暗黑之处的灵魂之路。 [5] 爱与哀歌已经成为郭建强诗歌的一个引子。

这几位评论者各有侧重点,从他们仅有的评价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郭建强的诗歌及其诗歌理论实际上是比我们认识到的还要丰富的,它就像一块还未被人充分估值的璞玉,有待于仔细打磨、评鉴,从身体的角度和存在论的角度都可以很好地认识到诗人及其诗歌的不同侧面,而从语言实验的角度则又可以窥探当代诗歌语言变化的一个方面。但是多数评论者,都只关注到了外国诗人、哲学家和文学理论研究者对这位中国诗人的影响,却没有看到中国文学深厚的诗歌传统和文化传统与他的诗歌创作之间看似不甚突出却实质性的事实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来源于对汉语这个不可突破的表达体系,更来源深藏在语言系统背后的思维方式和心理认知图式。因而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的新诗作品如何创造性地承继传统的资源尤其是意象还是未被充分重视的领域。

(三)研究方法、思路与意义

本文以郭建强的《穿过》《植物园之诗》和《昆仑书》这三部诗集为研究内容,以意象作为诗歌研究的切入点,将与诗人创作的主题、审美趣味、诗学理念及个人偏好等紧密相关并反复多次出现的众多代表性意象,参考同时代其他诗人的诗歌作品,统计和梳理为石头、骨头、月、远方、水与镜子五大类意象。将其放置更广阔的古典与现代诗歌时空里,分别考察这些意象出现的诗歌传统,在更准确地把握这些诗歌语言表达的前世今生的基础上,探讨作为现代人的诗人,书写和表达对现代社会的所知所感以及现代经验时的手段方式:不断地解构已有的公共意象,在重新创造时加入个人化的经验和理解,将古典的公共意象转化为现代的个人意象。

郭建强对于古典诗歌意象的继承和吸收让他的诗歌作品呈现出一种丰富性。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萨特关于存在这一话题的思考以及梅洛·庞蒂关于身体的观点都在郭建强的创作中产生过比较明显的影响,但郭建强对于传统的观察和对佛家一些观念的接受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接受途径和表达方式,因而他的诗歌创作并非简单地横向移植外国诗,也没有单纯地直接阐释外国哲学家的观点,而是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的诗学经验、文化经验通过个人的思考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从而呈现出一种丰富的诗歌面貌,我们通过他的文字,不仅读得到西方哲学家的影子,也看得到中国诗歌留下的古典韵味,更感受得到诗人书写时笔下流淌的禅意。郭建强的诗歌在运用这些意象的同时又在以现代人的经验反视传统、改写传统,从而使得传统的古典意象焕发着不同以往的生机。古典文学中形成的一系列意象虽然并不会被现代诗人们直接运用,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在他们的诗歌创作或诗学观念的实践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新诗就是在新诗创作者们吸收消化传统质素和外国诗歌资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新质的诗歌样式。郭建强创作时的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他会不断地解构已有的公共意象,并在重新创造时加入个人化的经验和理解。这种个人化的经验有多重来源,一方面来源于以往的现实生活累积,包括各个人生阶段的感悟,另一方面也产生于对其他诗人作品、诗歌理论、诗学理想的吸收。本文正是基于对《穿过》《植物园之诗》和《昆仑书》中所收纳的作品的仔细研读,以古今、中西融合后的诗歌意象为解读的核心内容,探索此类诗歌意象的艺术魅力,阐释郭建强运用古典诗歌意象表达现代生命体验的方式,总结诗人创作现代诗的心理和思维特征,挖掘郭建强诗歌意象的哲理和文化内涵,探讨以此类诗歌意象创作为代表的现代诗经验如何对于古典诗歌资源充分地、创造性地承继与化用。


[1] 毕艳君:《高地上的坚守:青海当代诗歌简论》,《青海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2] 马钧:《潜泳者归来——评诗人郭建强和他的<</span>昆仑书>》,《名作欣赏》2016年第4期。

[3] 方琢月:《在内体和幻象中沉思——郭建强诗歌印象》,《雪莲》2009年第4期。

[5] 詹斌:《爱与哀歌:在连绵的疼痛与负罪中呢喃——细读郭建强诗歌<</span>与亡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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