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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战军:自然而然是文学的高境界

(2017-03-24 23:18:29)
分类: 对话(访谈)

 

来源: 西海都市报   

发布时间: 2013-08-29 08:42   

  

        8月13日上午,鲁迅文学院第七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在西宁开班。22日,《人民文学》主编、评论家施战军前来培训班授课。课后,施战军先生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施战军简介

  1966年生。山东大学文学博士(师从孔范今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师从曹文轩教授)。曾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 2009年5月起任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副院长。 2012年4月起任《人民文学》、《PATHLIGUT》(《人民文学》英文版)主编。

  长期从事文学研究与文学评论工作,出版有个人专著《活文学之魅》《爱与痛惜》《碎时光》《世纪末夜晚的手写》《文心与史识的求证》等。

  主编大型文学丛书《新活力作家文丛》4辑18卷,编选21世纪中国当代文学书库之《民族文学卷》(英文版),主编“中国作家前沿书系”2辑18卷,主编《这世代》书系(精选大陆和台湾最具实力青年作家各一卷代表作,海峡两岸同时出版)9卷。与孔范今、雷达、吴义勤共同担任总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已出版甲乙两种计18卷24本。

  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

  郭建强:施先生,近些年关于边地、边疆的叙事和抒情的各种文字层出不穷,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施战军:我目力所及发现以下两种情况为多:一种是穿着拖鞋去旅行,出自这类作者和旅游者之手的文字和图片,大多轻浅潦草;他们满足于微博、微信或者眼球效应,热情和理性均止于“我来了,我看见”这个层次,性质类似于举目皆见,环球尽知的“某某某到此一游”。还有一种情况是,打着文化大散文的旗号,穿着皮鞋到此一游。而后,回到家中依据在史志办搜罗的地方资料,演绎似是非是的文化散文。前一种情况多少反映了相当一部分都市人对边地边疆生活的向往,尚有可瞻之处;后一种情况实在可取之处无多。

  在城镇化迅疾发展的今天,边地从某种意义上可称为人们共同的乡愁。因此,边地或者边疆文学,应该带着那种与天与地与风物一起生长出来的那种气质和气息。阿来三十多岁时,就完成了《尘埃落定》。参评茅盾文学奖时,一堆名家、大家的作品,难掩《尘埃落定》的光彩。这是因为这部描写边地的长篇小说神定气足,展现了一个令我们惊异而熟悉的世界。现在,文学界和新闻界都在讲“接地气”。“接地气”是重要的,但似乎有点被动的意味,我看可以理解为“吸地气”。去年,阿来出了本新书叫作《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这本书是阿来每到一地俯身拍下野花芳草,回去考证思考体悟得来的。这样的文字当然坚实。

  关于边地和边疆的叙述,我更寄望于当地作家。比如读达斡尔族作家萨娜的小说,草原的植被、云朵、风雨都带着作家体温,那些细微而独到的观察和体悟,充满了文学的风姿和质地。而在青海,我希望本地作家,尤其是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作家班的学员们,写出无愧于这方水土的作品。

  郭建强:在互联网时代、全民旅游的时代,青海早就不再遥远。有着丰厚的多民族发展历史的青海,怎样在文学抒写中彰显自我的特性?

  施战军:这个问题与前面关于对边地写作的认识相关联。社会意义上表述的“大美青海”,和文学对青海的描述有着巨大的不同。除去地理因素,青海的特征在于各民族经过长期实践,构成的丰富厚实的文化特征。这种民族文化的最可贵之处在于,是和自然、和人们的实际生活融为一体的。上个世纪,沈从文先生用文字编织的湘西系列小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瑰宝。他认为这里有希腊小庙,供奉着的是人性。沈先生其实是通过举世无双的湘西,表达了人类共同的自然生活情感。青海作家身居在我们看来美如梦幻的自然环境里,但也要防止在写作中只见青海的误区,要认识到青海也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在文学创作上要表达一种深广的体恤。另外,还应该避免一味强调民族性的标签式的写作,努力依托本地自然和文化资源,传递和传达出一种人类共通共有的情感和认识。

  青海为中国文学贡献了伟大的诗人昌耀。我认为昌耀长了一双“昆仑之眼”,他的诗歌立意很高,刻画细腻,具有一种“草枯鹰眼疾”的超拔美感。青海的自然和民族文化,是昌耀诗歌的土壤和基石。

  郭建强:从管理鲁迅文学院到主编《人民文学》,您眼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是怎样的状况?

  施战军:简略地说,过去我们的文学主要写人的力量:人在改造社会,人在改造自然等等,一种“莎士比亚化”的人带着“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豪情和虚妄。进入上世纪80年代,文学开始内省和寻根,开始比较切实地去思考“人是什么”这个命题;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开始关注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难,从具体情境审视人的处境。有些作品的关注点非常具体,比如打工文学、生态文学等等,反映“人怎么了”这样的思虑。今天,文学重在表达“人何以如此”这个的命题。作为自然的一维,今天的人们被过滤掉了太多的自然属性,失去了对于自然、对于“道”的敬畏之心,很多时候处在悬空并狂奔的状态。文学有必要对此提出警示,并作出深切的表述和思考。

  郭建强:今天,我们的文学创作达到这一认识高度了吗,主要弊病是什么?

  施战军:达到这种高度的当代文学作品不多,好的方面暂且不提,当代作家的创作主要病况是作品大同小异,自我重复和相互重复的状况明显;还有一种情况多存在于成名作家,即创作完全成为了书斋里闭门造车的枯干写作。前一种状况造成烂俗故事泛滥;比如,投射到影视领域,批量出产了意淫式的抗日剧,那种不负责任地切瓜砍菜的杀戮,其实是我们生命哲学教育的失败。后一种状况则是,作家在生活和作品中极度自恋,作家仿佛在眼前设置了一面镜子,陶醉于镜子中的自我形象,写作不过是打捞作家的各种影子。即便作品里社会生活的信息量很大,但是信息来源过于直接,并非经由作家内心的有机再造。我有时真是怀疑,他们还具不具备正常人的感觉和思维。

  作家从来不是要当社会的牛人,时尚的领跑者,他们首先是一个普通人,需要谦卑地感知自我和世界;作家应该是内心、社会和自然的知情者。

  郭建强:您所理解的好小说是什么样的,能举例说说吗?最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具有怎样的品质?

  施战军:好小说并不等于一个好故事,故事背后的意蕴是决定作品质量的重要因素。西藏作家次仁罗布有个短篇小说叫作《杀手》,讲的是一个康巴人寻仇的故事。可贵的是,小说没有故作离奇之笔;却处处流露高原的自然气息和高原人的生活感受;全篇不见一丝说教,却充满了佛心。故事的背后,展现的是人心的细微体察和生命醒悟,旨在慈悲,回味无穷。

  最好的文学作品无非四个字:自然而然。今天的很多小说家只会平铺直叙,语言干涩,缺乏那种来自自然的毛茸茸的质感。

  郭建强:施先生不断提到自然、生态这些词,这是为什么?

  施战军:在中国古代,有着人在山水之间的传统,这是我们的生存感和美感的基础之一。现在这个传统已被割裂,但是,当我们读到九叶派诗人陈敬容的诗句,“地上蜢蚱在跳,那是大地的眼睛吗”,仍然会为这童贞的自然表达心弦一动。美国作家爱默生说:“当你临终时,只能想起你的诗情——”这种诗情,当是指人对生命的最本真的感受。在人口稠密的都市,迈克尔·杰克逊以他扭曲的,有时甚至用与柔韧的古典舞蹈相反的锐角般生硬的身体语言,表达着自然从人类生活消退之后的精神困境,将那种荒诞、痛苦的精神感受表现得决绝而刻骨——事实上,这也是另一种对自然的致敬。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这个哲学表达中,人是最卑微的,然而可以在对自然铁律的探求和实践中,获得“得道”的恬静和喜悦。保持自然的心态,自然的生活和抒写,都是人生快事。

  再说一遍:自然而然的写作是文学的高境界,犹如最好的人生是自然而然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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