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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与别径

(2014-12-22 21:31:52)
标签:

王文泸

散文

青海

分类: 我的评论

——王文泸《在季风中逆行》初读

 

    正声出微茫,哀怨起骚人。

 

    王文泸先生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名曰《站在高原能看多远》,新出版的这本定名《在季风中逆行》。前一本,似在眺望,似在观察,似在自问;后一本多了行动,多了参与,似在问人。

 

    无论静立高原,抑或逆行季风,作家都清晰地处于具体场域,和读者共在同思;因此,华章墨雨尽出于活生生的生命体验和世相观察,少有凌虚高蹈的抒怀,坐而论道的闲适。具有一种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的古意承传。

 

    这种著文追古风,言成明道义的作风,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就是自我定位,就是一个作家对自我的认识和塑造;而不仅仅是艺术风格的问题。

 

    王文泸先生的文章在寻求一种正道、正义和正声,这种脉源出自中国古代文化的正流——儒家,来自儒士矫世的自觉,来自儒家的诗教传统。无论文泸先生是否有意为之,他的文章都如作家本人形象一样,已然投射于汉文化大水汤汤之中,并且于此考量和创作。

 

    具体到文章,文泸先生的追求暗吻“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旨归;其创作原动力,用现在的话说,来自社会责任感,来自对文化的改造和传承的热忱。用儒家的核心表达,就是一个字:仁。

 

    不管《站在高原能看多远》,还是《在季风中逆行》,文泸先生落笔大多瞄准人类社会的种种缺残,大多瞄准在大自然的襟抱中,人类的种种无耻、无能和无知,必然瞄准城市文化与乡野文化之间痛彻心灵的某种傲慢与偏见……凡此种种,其实病深疾重,非诗文即可药之。然而,这又是为文之人最为紧迫的某种分野,甚至不是文风而是品相的分野。王文泸先生《在季风中逆行》一书中,编入了数量可观的文言作品。正是在这些文字更贴近传统文脉的作品中,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聆听夫子自道,最为明晰的是以下这句:“使天下黄河皆清,不惟贵德独清,非仁者之心欤?仁者之心,亦贵德之心也。”(见《天下黄河贵德清》)——此文传递着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夫子之叹,其声息却又确确实实是发自今日黄河上游贵德泥岸。

 

    河清海晏,可以视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数千年的梦想;当然,可知实现之难,仅为象征。文泸先生也知其难,但偏偏知其难而为之,和朋友们发起“古红柳保卫战”,思索“旅游业究竟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反思“谁在领导我们的语言”……真个如先生所言:“偏又生来性执拗,落笔爱出激愤言”(见《在季风中逆行》封二勒口自述诗)?好像是,好像也不是。以文泸先生生活经历,工作历练、文化视野、精神景象而言,何至于总是出言激愤?虽然当我们读到《写在送温暖的季节》《造假的年代》等等篇章时,不能不被直笔疾呼的执拗所警醒,并且被这种执拗深深打动。

 

    “性执拗”和“激愤言”,不过是作家的谦辞和自嘲,不必过分当真。要当真的仍然是文泸先生“兼济天下,独善其身”的精神内核。在作家看来,“柳舞风中非炫技,秋虫不鸣心难安。”熟悉文泸先生文笔的读者知道,王先生长于白描,善于刻画。山川形貌,植被动物,寥寥数笔即得神韵;而人物的音容习态,亦是叩纸可闻可视。然而,文泸先生视这副笔墨不过技术器具,他一心所指的文题正义乃是“体恤苍生、勿以其弱而轻之。居上者不可不慎。”(见《郭拉村小记》)乃是“在我们成为祖先之前,能留下什么可供后人游览的东西?换言之,能留下什么可资子孙利用的‘原始股’?”(见《我们当一回怎样的祖先》)因之,文泸先生之鸣之唱,其实是他人格追求必然结果,是孕成他精神文化的必然结果。这种结果又必然将文泸先生由现实生发的种种喟叹,理所当然地溶流于对于民族文化衰荣的忧患之中。最后成为一种关于情感、记忆、文化和生命本体的触探和追问。持这种写作态度者,古今中外作家良多。俞平伯先生在其《随笔三题》一文中有如下述说,贴骨贴肉:“写文章应有我们对于先民、对于来者”,所感有的一种“沉沉的负荷、类似所谓责任心者”,“不仅为着兴趣。”确乎其言,宁承其重,文泸先生也不愿也不能成为兴趣写作派、性情写作派、才子写作派。

 

    文泸先生识物(我在有限的接触中,感觉到先生葆有探察万物肌理的那种孩童般的好奇心。在先生的文章,我们不时看到他对事物手术刀般精确的说明和解释)、入世(知人世之艰,也知人世之乐),进而矫世。他矫世的手段,可分为三种:一为以利矫世,即以瞬时之利与长远之利、单独之利与群体之利、体量之利与心魂之利的轻重虚实,尽力分析);二为在文化描述中以理辩驳,以理服人,以理说情;三为礼,在文泸先生的许多文章中颇有“礼失而求诸于野”的意味。三种矫世文章,在二册散文随笔集中俯拾即是,本文不再细述。只是就“礼”而矫世,稍滞笔墨。钱穆先生论及仲尼先师时,留下过这样的文字:“然孔子之知礼,则异于人。人之知礼者以应世,而孔子则以矫世。”可以咂摸的是,文泸先生不但以乡村或记忆中尚存的古法古礼矫今朝之全然丧失法度的贪婪的“天真状”,更以少数民族中的礼仪礼节约束和应对今人之自私自利急功近利,显得别涵生机和意趣。

 

    经我这般妄言,可能让有些读者以为文泸先生是位执戟猛士,只让人敬而难以亲近。文泸先生姿容峻凛,确实予人肃正的感觉。然而,即使仲尼也有听孩童辩日之趣,即使鲁迅也有执海婴弹弓隔窗弹打随地便溺者之时。文泸先生更是喜近烟火气,加之平生阅历深广,极擅将平凡琐事中谈摆得有滋有味,有声有韵。听先生讲说,当是平生快事一桩,而无缘临席耳食者,亦能在作家的文章中掬出一把把幽默,读而解忧,读而莞尔或者大笑了。

 

    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此书《乡村的微笑与叹息》一辑中,名为“乡村琐记”的系列文章。其中有一篇叫《聊天遭遇测不准》,讲的是作家下乡趣闻。文泸先生参观乡村妇女刺绣展,按捺不住就此要探讨农村致富门道。岂料,几位陪行的乡干部心思全不在此,而热衷于论辩梁山好汉中谁的武艺更高强。全文诙谐幽默,文泸先生几次欲更换话题而不能的窘态,与春秋时期奔走于诸侯,对牛弹琴的夫子参差神似。最有趣的是,作家不得不加入这种闲聊,并且以颇具学理论述,得到了众乡干部的认可。先生对人世、人情、人性的了解和宽待,读此文可感可知。

 

    在《在季风中逆行》一书中,编选了大量小品文。书中的小品文分为几类:一为前文所引“乡村琐记”种种;二为文言体诸章和碑记墓记诸铭文;三为世博花絮等等速写。此书中的小品文,虽分文白,虽调韵不同,但都是对《老宅》《金子般的黄土》《獒之惑》等大作的补充和延展。钱钟书先生这样称呼小品文:“这种‘小品’文的格调——我名之为家常体,因为它不衫不履得妙,跟‘极品’文的蟒袍玉带踱着方步的,迥乎不同——由来远矣!”钱先生形象地勾勒出了“小品”文自在自然的家常品相;同时,他还确定“小品”和“极品”的分疆,不在题材或内容,而在格调。文泸先生的小品文一样没有因为小和杂,而失去作家的主旨主说,它们一样载道说理。只是姿态更为轻松自然,不必要求读者正襟危坐捧诵深读。这样的文章,正是文泸先生烟火人生的一种姿态,也是对于作家长久深思远虑极目远眺的一种分解和承担。它们如同大道两侧出没于阔野的岔路,同样连结和滋养着作家的创作母题。

 

    把这个问题再推进一步,我们会看到在这些岔路四周,还密布种种别径小径——看似难断通向何处,有何益补——实际上真是如细密血脉,是和大动脉同体共生难以剥离的。

 

    文泸先生的散文随笔阳刚之气满溢,是以一种成熟人格、健全人格的叙述和议论。归根结底,这是一种来自《周易》生生不息的哲学投射,是一种逐日补天的精神释怀。

 

    珍贵的是,《在季风中逆行》一书透漏了文泸先生青年时代的某种信息。这是作家两册散文随笔集中少有的题材。当我看到书中那些释放着故园情结,透露着成长信息,袒裎着青少年时候欢乐和遗憾的文章,便自以为找到了作家创作的初始动力。这样的文字丰富了文泸先生作品的色彩,柔软着作家的人生底色,显示着“同是共生同此情”(见《站在高原能看多远》)的动人魅力。

 

    在文泸先生的文章中,我们大抵可以看到他对与时俱进的今日世界,所采取的反驳立场和批评对应。比如以乡村生活的“贵工而不贵速”,反驳城市时尚的浅薄和速朽;比如以对精神高度的孜孜以求,而反驳人类世界日益物质化功利化的苍白。而在《从汊河到校园》《梦在河之洲》中,我欣喜地看到了另一种反驳:即以尚未被尘垢所污的青少年时期,反省生活的空洞化和灵魂的干瘪化。

 

    这两篇作品是作家回捕生命上游灵觉初露、忘情融物的文字。《从汊河到校园》,弥散着乡村儿童真纯的快乐,浑如老子所称“抱朴含真”。这与作家成年后的快乐形成鲜明对比:然则其果可以慰怀忘忧乎?非也。兴有尽时,乐难常驻,即或酣畅于一瞬,不旋踵而意兴阑珊,浮生若梦,倘能留得一功一德于后世,小乐中自有大乐也(见《景熙丰公园序》)。两相对读,只觉《从汊河到校园》,简直是生命从自然状态到被规范的象征;然而,童年虽然不再,但是学校、社会和时光也终不能剔除蕴藏其间的生动和快乐。

 

    在《梦在河之洲》一文中,一种齐同万物、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精神,形制为对“如能约二三知己,壶酒箪食,到那沙洲上盘桓一夜,头枕黄河,仰观星河”的追求和向往。因为那样“强如在这破宿舍酣睡十年”,因为那是一种复得返自然,寻找生命本真快乐的行为。

 

    在这篇文章中,王文泸先生嵌入了自撰的两副联语。其一曰:“抱石暖席山鸡笑,抵足谈经老鱼听”;其二曰:“大梦枕波涛,好似蛟龙游海去,小壶傍野火,且等仙客猜拳来。”两副联语一释儒家匡世济人之竣切,颇有几分道家的逍遥和自在。

 

    至此,我们隐约拼接出一个具有文化多重性的王文泸:即以儒之仁为正道和大道,又以道之静为别径和岔路。我们由此可以像侦探一样,略约触摸到作家的文化图景的构成和关联,也由此可以推知如同《老宅》融至情与思辩为一炉,接记忆与现实为一线的篇章,出自文泸先生的笔下当是必然。因为如同从江源嗒然而落的无数滴水,在后来的奔流中与众多河汊江流汇涌,才成为巨流一样;王文泸的“秋虫不鸣心难安”写作,也是靠着某种欢乐的记忆、自由的追求和情感的依托才得以维系,才得以涵养,才得以无欲则刚。

 

    “忽闻云外天鸡唱,苍茫红尘梦正深”(见王文泸诗《夜读》)——这是一种深沉的规定,我们的人生的悲喜剧莫不在其中上演,有无意义,如何作为,盖因人而异。让我们感到并且实实在在推动社会发展、改进我们文化DNA的,总是那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魂。诗人昌耀将之称为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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