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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振国访谈录

(2007-05-21 23:59:26)
分类: 对话(访谈)
 

  虽然我们自认为采访前的案头准备工作做得很翔实、扎实,但是,见到崔振国老师,我们还是十分惊讶。头发乌黑,两眼炯炯有神,举手投足,动作利落的像年轻人一样;在跟我们的交谈的六个多小时中,这位72岁的老人没有显出丝毫的倦意,而且始终思维缜密、激情澎湃。

  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崔振国老师的笑。她的笑像孩子的笑一样富有感染力,像阳光一样清澈透明。

  她给我们看了一张照片,那是40年前在青海拍的。那时,她在青海日报社任美术编辑。她背着一个巨大的行李,准备到农村宣讲农村六十六条。照片上的她迎着阳光,脸上漏出只有那个年代的人才会有的笑容。

  我们在心里感叹,不论多苦,也不论多难,崔老就这样灿烂地笑着,在人生崎岖的路上一路走、一路收获着。活得率真而简单,这恐怕就是这位艺术家至今仍有着不竭创造力的原因所在。

  例举崔振国老师几幅作品的名字,我们就会知道她对青海有多深的眷念:《翻身姐妹》《倒淌河抒怀》《鸟岛之春》《赛牦牛》《日月山下》《莽昆仑》……崔老师说:“在青海的22年,虽然吃了不少苦,但那二十多年的磨炼,对我的艺术创作影响深远。”直到今天,在崔老师笔下,青海的人物和山水,仍然占有很大的比例和很重要的分量。

  崔振国老师深情回忆起她在青海日报社工作的那段岁月。在青海日报社做美术编辑期间,由于丈夫王复羊是“右派”,而她自己险些又被打成反革命,于是,她就拼命地工作、工作……她下农村当工作队队员,到民和、乐都、黑马河、贵德、茶卡、冷湖、贵南写生,她还深入牧区,到牧民家中体验生活。她说:“在青海日报社工作的那些年,是我收获最多的几年,党报编辑工作对我意志品质和工作能力的磨炼,让我受益终生。”由于工作出色,崔振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说:“我入党的动机非常单纯,就是要证明我不比别人差。”

  崔振国老师给自己的画室取名为“大漠斋”。每次进入自己的画室,画家的脑海里和眼前,显现的一定是她万般熟悉的青海。虽然她离开青海已经24年了,但是,青海的湖光山色,青海的一草一木,青海的大漠戈壁,青海人的喜怒哀乐,都化在这位和青海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画家的血液中了。

 

     郭建强:吴冠中先生用“寓情于厚”四个字评价您的画,是不是说您的作品蕴含的情感深厚,并且情感高度地融合在厚重的自然写意中呢?

  崔振国:是这样的。我的画无论是山水还是人物,都充满真挚的情感。20世纪80年代初我调到北京不久,担任北京市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因工作接触了一些名画家、老画家,有些画家还肯定了我的作品,吴冠中先生是其中之一。记得吴先生注意到我的画是在一次画展上,当时我的作品《日月山下》与他的作品同展。

  郭建强:您的画凝重中透漏着灵动,雄浑中渗透着温和的气度。有人说,您的画绝无脂粉气,是这样吗?

  崔振国:我喜欢朴实的、不假修饰的美,绘画不是“画”出来的,不是描出来的和染出来的,而是用心创作的,应该表现出自然的美、崇高的美。绘画应该从自然的环境和自然的人们身上提炼出精华,用艺术的语言,即以线条、色彩、黑白表达出大自然和人本质的美。我不喜欢那些被修饰的很精致的画,不喜欢画仕女、前清女,我到现在还没画出生活中的藏族妇女十分之一的美。我的山水画和人物画的风格是统一的。我现在人物画的较少,多画山水,用笔很少,但要求恰当。

  郭建强:您对这种美的追求是如何形成的,又是怎样表达出来的呢?

  崔振国:画家画出什么样的画,首先和他对美的认识有关,这取决于天性和学养。我从十几岁就喜欢梅里美的小说、俄苏文学,喜欢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可以说,文学对我人格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文学造就我作品的内涵,音乐则赋予我作品以韵律。之后,在青海我受到了大自然的熏陶,青海的大山、草原、人物、牦牛散发出雄浑、神秘的美让人震撼。我努力把看到的美,留在我的画里。至于表达,第一,我借助了素描造型的基本功;第二,我继承了中国画写意的传统。我先后两次在鲁迅文艺学院学习,共五年时间。当时王盛烈先生教素描,忌观之先生教山水,我在那里经过了西画系统的训练。

  郭建强:您现在是名画家,可我们知道您从青年时期到中年有二十多年在《青海日报》从事美术编辑工作,这段经历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崔振国:报社的工作很忙,要求美编在短时间内就得拿出活来,这迫使我在那段时间多画速写,以求迅速抓住人物、形体的特征。我现在画画还这样要求自己:一、熟练掌握技巧;二、除非很大的画,否则一般都一起呵成,以求气韵生动。

  郭建强:您长期在青海工作,调到北京后是否有人拿您当青海人看呢?您认同这种“青藏身份”吗?这种“青藏身份”在您被北京艺术界认可前是否对您造成了阻力呢?

  崔振国:刚到北京时他们是拿我当青海人看,最开始时是对接受我有些阻力,不过,他们很快接受了我所表达的艺术观念,我们很快打成了一片。我认同这种“青藏身份”,尤其在艺术创作方面,我到现在还在画记忆中青海的山水和青海的人。

  郭建强:您是黑龙江人,却又和北京、青海结下了不解之缘,您从生活、艺术两方面是如何看待这三地呢?

  崔振国:我在东北接受了基础教育,艺术风格的形成则在青海,北京市文化中心,没有在北京的这二十多年,我就没有现在这种自觉的艺术观念。青海的人文地理和我在那里的生活经历是大于我对黑龙江的感觉的,所以我说青海是我的第二故乡。北京则是我现在的生存之地。

  郭建强:您在艺术的求索之路上遭遇过挫折吗?支撑您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崔振国:我也经历过失败,画没有被选中参展的次数很多。艺术作品被所有的人都接受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必须要有强烈的自信心,得有自强意识,得有坚韧的承受力,只有这样才会不怕失败,顽强地在自己的艺术之路上求索下去。我相信人与人之间通过真挚的情感是可以交流和沟通的,我的画是来自生活,用真心画出来的,这是我自信的原因之一;再者我习画借鉴了古今中外画家的许多东西。但是,我的画就是我的、我的风格,我对美的感受,都是我自己的,我在艺术上不向任何人低头;第三,我挺努力的。我每年的时间都安排得很紧,但我每天都在画画,每天都想把内心感觉到的和存在的美表达出来,力图达到我想达到的境界。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天才,天才都是苦练出来的。

 

  郭建强:现在的艺术品,尤其是书画作品与商业结合得很紧,您参与这些活动吗?

  崔振国:我已经70多岁了,只想画自己想画的画。虽然也参与过这样的活动,但不想让自己的作品商品化。

  郭建强:20世纪50年代后期,王复羊先生被错划“右派”,而您是团员,在政治上并无瑕疵。在那种气候下,您坚持离开北京而同王先生远走青海,后来感到后悔吗?

崔振国:我和王复羊很小就在一起,感情很好。当时我没想到事情会那么严重,也没把这看成多大的罪过,况且,还有“犯了错误,改了就好”的说法,在青海日报社我还担任过团委组织委员。我这样做仅仅是出于做人的本性。

 

       崔振国,中国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1933年出生于黑龙江省,1957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彩墨系。

  1958年来到青海,在青海日报社担任美术编辑。1981年1月离开青海。

  先后任青海省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副秘书长。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有20件作品被国家收藏。

  1988年,作为中国美术家代表团成员,携作品访问西非四国,在塞内加尔、加纳、多哥、摩洛哥举办作品展。

  1994年,作品《茵茵春草绿》在中国台湾举办的“华夏艺术国际展”中获银奖。

  入编《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第二卷。

  入编《世界华人艺术家成就博览大典》。

1977年,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美术家精品集·崔振国专辑》;1999年,作品入选《国际现代书画名家教授大画册》,并被国际美术家联合会评为“国际银奖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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