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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写作”与艺术问题
(2007-01-27 00:15:28)| 分类： 小说评论 |
刘庆邦的《卧底》，写一个记者为了写出重大的有影响的新闻报道，而乔装打扮到一个私人小煤矿上去卧底（体验生活）的故事，这里面呈现出的是劳资关系恶化的小煤矿的黑暗内幕，以及媒体的内部矛盾及其在监督上的无力。小说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这在当下关于矿难的频繁报道中可以看出。但小说在艺术上过分偏执，过于满，影响了其表达的效果。
正如李建军所说，“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弱势群体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境况，也看到了作者对社会不公和罪恶现象的难以遏抑的不满和愤怒。但是，愤怒的情绪也扭曲了作者的感受和叙述，使他的伦理态度和叙述方式显示出一种片面和简单的倾向，使他的写作成为我在一篇文章中批评过的“单向度写作”：这种写作在展开叙事的时候，“每每将一种情感态度推向极端，而缺乏在复杂的视境中，平衡地处理多种对立关系和冲突性情感的能力”（李建军：《被任性与仇恨奴役的单向度写作》，《小说评论》2005年第一期）。作者不仅没有写出齐老板这些坏人性格和情感的复杂性，而且，还过多地渲染了那些受凌辱与受损害者的粗俗和动物性的一面。”（李建军《小说伦理与中国经验》）
在这里，我不同意于李建军的只是，小说不一定要写出“齐老板这些坏人性格和情感的复杂性”，对坏人性格与情感“复杂性”的强调，并不一定适合这篇小说。但他对“单向度写作”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这一不足不仅存在于《卧底》，也存在于刘庆邦《神木》等其他小说中。对黑暗现实的过分渲染与“堆积”，让人感到作者的心态恰如他笔下卧底的记者一样，是一定要写出“重大的有影响”小说的姿态。
与《卧底》相比，《车倌儿》是一部更让人觉得可喜的小说，它写的是车倌儿赵焕民与窑嫂宋春英在不断的接触与彼此照顾中，逐渐萌发出关爱之情以及朦胧爱情的故事。小说对底层人民在共同生活中产生的情谊有着动人的描写，通过一件件小事与细节层层推进故事，但并不过分渲染，结尾结在二人萌发爱情的朦胧状态，余韵悠长，给读者开拓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在艺术上，这无疑是更为成功的作品。
刘庆邦近期的小说，取材有两种，一是对底层人生存苦难的揭示，一是对底层苦难中人物的内心的描绘。前者的着重点在苦难，后者则注重心灵，可分别以以上两篇作品为代表，而后者的艺术性普遍高于前者。可见“底层写作”，也还是要关注底层中的“人”。
关于“底层写作”，近来有不少讨论。但“底层写作”并非只是写作“底层”这个题材，也是要写成一部文学作品，这一方面要有对“底层”人的尊重、同情与了解，另一方面也要在艺术上有所讲究或创新。追赶题材的时髦而写作“底层”，不顾及艺术上的追求无疑是错误的；同时以艺术上的创新而将“底层写作”虚化，在写作时玩所谓的“审美脱身术”（参见陈晓明《“后人民性与美学脱身术》的分析），也是不对的，这两种倾向的来源，都在于并非真正关心底层以及“底层”的人。
《卧底》，《十月》2005年第1期
《车倌儿》，《当代》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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