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对何顿的采访

1、《湖南骡子》是您的一部大部头作品，也引发过社会广泛关注，请问，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这部作品？可否谈谈当时的创作背景？

何顿：《湖南骡子》是我花十年时间写的。十年前的清明节，我去衡阳岳屏公园，在抗战纪念碑下烧本人的拙作《抵抗者》那本书，上来一批游客，说一口怪怪的普通话。导游是名年轻人，我问导游，导游说他们是台湾游客。并说每年清明前后，都会有一些游客来抗战纪念碑下游览、拜祭。导游还告诉我，他们经常接待一些日本游客，我问：日本游客也来？导游说，好像还来得多一些。这话竟在我脑海里生了根！衡阳在一九四四年夏，曾打了场颇著威名的衡阳保卫战，打了四十七天。于是我觉得有必要写一部“战争与人”的小说，不关是写战争、写英雄，要写人。后来就有了《湖南骡子》的创作。《湖南骡子》虽然写了长沙四次大会战，但它的重点是写湖南人。我不认为它是一部战争小说，如果用这种眼光去读，那是误读。它是一本写几代人的小说。

可以说，《湖南骡子》是我最用心、花精力也最多而写的小说，写它时，有一种想写一部大文学作品的冲动，大文学作品要求很高，自然修改了多遍，有些章节都改了七八遍，因为我想把文字弄得更出色，让读者读来更生动有趣。但还是没写好，有一些东西没写透。

2、始学画，后从文，也看过您的系列插画，这和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的文艺经历相似，请问，今后您有无计划，也走上一条近似的文艺道路？

何顿：没这个计划，再写几年，也许就不写小说了，因为再写也写不出什么了。但可能会写散文或别的什么，如写书评或游记。我在大学里学的是油画，要捡起来，也并非那么容易。画油画不像画国画，很累的。

3、您的作品接地气，市井人物、掌故八卦信手拈来，而且反映的群体基本上是社会中下阶层，这样的题材容易入手，但也极易陷入平淡诉事而流入琐碎庸俗，对作家的要求较高，请问，您是如何把握的？对未来，有何写作计划？

何顿：写市井人物，有一点好，直接书写他们，能触类旁通。我的小说，说教少，很不愿把自己摆在一个文化和道德的高度而俯视众生。我们这代人，从小受爱党爱国和学雷锋的教育太多了，很讨厌，不想成为一个标明自己道德有多高尚的作家，所以就原汁原味地写，让读者自己去分析和判断。我读大学的时候，读了不少西方文学和哲学方面的书，我的文学观也许受其影响，就西化，觉得事例比说教更真实、更有份量。

另外，我很想成为底层人物的代言人，呐喊有很多种方式，写凶杀、写妓女、写人的道德伦理观念沦丧，其实是另一种呐喊，只是很多人没从深处看，而只看表面化的东西。市井人物身上没披外衣，可以更加真实、坦率地写，写人性的弱点，是给读者以启迪。

我正在创作长篇小说《黄埔四期》，本来不打算再写国民党老兵的故事了，但那些国民党将军的后代，看了本人的《湖南骡子》后，找到我，给我讲他们父辈的事迹，听得我血脉贲张，全身的毛细孔都放大了。《黄埔四期》是写几个国民党将军的故事，写他们难能可贵和不幸的一生，北伐、抗战、国共两党之战等等，接着写他们一九四九年后在大陆的生活，会有些悲剧色彩，不过我并不是为讨好国民党而写——国民党与我没任何关系，而是写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写人的命运交响曲，是当大文学作品来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