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30年代的母亲，从小就跟着外祖父打“游击”。外祖父是三十年代的老共产党员，而且是地下党员，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就是另外一个身份了：党的地下电台台长，母亲就在他任教的学校读书。因外祖父身份的原因，环境的险恶，有时一年要换几个学校。解放后，外祖父被军区调入了北京，在中央军委工作。

在那个年代，母亲从小就要学会管好自己，还要承受一般的孩子没有承受过的压力。15岁的时候，母亲在当地赫赫有名的地方解放组织——九江纵队当了一名小兵，成为部队中非常活泼、招人喜爱的小战士。

“根红苗壮”高干家庭出身的母亲，与“黑五类”出身的父亲成了家。但母亲却默默地担起了家庭责任的重担，抚育和培养我们姊妹四人，完全没有那种高干家庭出身子女的一点点痕迹。

为了父亲的事业，母亲舍去了自己的事业。以她当时的条件：读过书；家庭、政治背景好；写得一手好字和当时来看很高的个人素质，就是做官也没有几个女性可以与之相比。但是，母亲同样是低调的处理家庭与工作的平衡。即使是这样，在母亲离休的时候，她已经是处级干部了。

父亲因为家庭出身（祖父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的原因，工作不顺利脾气很坏，母亲非常理解父亲，从不与之争吵，凡事都让着父亲。

在四个孩子中，我是老大，可能是因了我像极了父亲，母亲最是疼爱我。当全家人都由着父亲脾气，不与之相争的时候，唯有我时而会与父亲辩论，经常会惹得父亲大发脾气，在父亲盛怒之下，随手就会拿起家具之类的东西扔过来，每每都是母亲奋不顾身的扑在我的身上，生怕父亲会无意识的伤害到我。这样的记忆，经常使我觉得愧对我的双亲：顶撞父亲；不能赡养母亲（母亲因能自立，不愿住在儿女家中）；均属不孝。

那一年，母亲小住在我家，晨起去公园锻炼，拿出离休老干部证书，公园管理员说：“呀！看不出这个小老太太还有这么大的能量呢。是处级干部还是离休干部呢。”是呀，在离休的干部中，可能没有比我的母亲更小的了。母亲那一天极少见的兴奋，高兴得跟我说着公园的一幕。

我想，我的母亲得到的快乐可能是太少了，为了父亲，她承担了太多的压力和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