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水浒传》看过多遍，老实说，看不出有什么英雄气，多的是流氓气。看《史记》，倒看到沛然而至的英雄气，让人感觉到人的伟岸。作为一个士，孟子可以不买君王的账，在两人的会见中，可以对君王说，喂，你走过来。庄子可以对于宰相的聘书嘲笑一番。因为在他们眼里，一个君王所拥有的权力，在我眼里并无多少价值；而我所拥有的智慧，却是君王所没有的，我们之间是平等的，作为一介布衣，我照样可以傲视王侯。而在《三国》与《水浒》中，追求权力，却成了很多人奋斗的目标。

　　为什么士气从春秋战国之后每况愈下？这当然不是这么一篇短文可以说得清楚的。但是，贵族精神的逐步流失，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

　　什么叫贵族精神？确实也是众说纷纭。但是，我以为，有一条是必须的，那就是心中有自律的底线、行动有严格的规矩，他们可以不计成败得失，自觉地坚守心中的底线和规矩，并以此为荣。

　　春秋战国四五百年的战争历史，就是贵族精神逐步消灭的过程。众多的战争，催生了兵法的异常发达。兵法的精髓是什么？就是为了实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无论是孙子、司马氏、吴子、孙膑兵法还是以后出现的《三十六计》，兵法的所有法则，概而言之就是两个字：骗人。如果说，在战争状态下，骗人尚勉强可以理解，那么正常社会还以不守规矩和说谎为荣的时候，道德上就没有了底线。

　　从《史记》中，我们还能看到贵族精神的一些风采，也可以看到最后一抹贵族精神的晚霞是如何消失的。

　　周天子分封的宋，是“亡国之余”，他们是殷商后裔。宋人坚守其原有的礼制和宗教，在文化上有着自己的骄傲，所以在整个中原地区，显得有些另类，在许多当时的著作中，宋人都是迂阔的象征。

　　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国争夺中原霸权，宋襄公为了削弱楚国的力量，出兵攻打楚国的盟友郑国，楚国就攻宋救郑。于是宋、楚爆发了“泓之战”。十一月初一，楚军进抵泓水南岸时，宋军已占领了有利之地，在泓水北岸列阵待敌。当楚军开始渡河时，右司马公孙固向宋襄公建议：“彼众我寡，可半渡而击。”宋襄公拒不同意：仁义之师“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 ”。楚军渡河后开始列阵，公孙固请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混乱、立足未稳之际发起进攻，宋襄公又不允许：“不鼓不成列。”直待楚军列阵完毕后，方下令击鼓进攻。但是由于实力悬殊，宋军大败。宋襄公的卫队全部被歼，宋襄公的大腿也受了重伤。

　　面对失败，国人皆怨襄公。但宋襄公并未觉得自己有错，他说：“古之为军，临大事不忘大礼”“君子不重伤（不再次伤害受伤的敌人）、不擒二毛（不捉拿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中取胜）、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的敌人）”，自己遵守规矩行事，胜负乃是天意，作为元首，自己并无不当。

　　泓之战后，楚国在中原的扩张已无阻力。在其后数年间，楚国势力一度达到黄河以北，直到晋楚城濮之战后，楚国的扩张势头才得到遏制。宋国在泓之战后，从曾经的春秋五霸之一，沦为实力二流的国家。

　　正如成书于汉代的《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泓之战标志着自商、周以来以“成列而鼓”为主的“礼义之兵”退出历史舞台，以“诡诈奇谋”为主导的作战方式出现在中华大地。偷袭、诱骗变成了战争的常态，以水淹城、围困全城、饿死百姓、驱妇女上战场、掘敌方坟墓等殃及无辜民众的战事也频频出现，成千成万地杀俘也变得不稀奇，原先宋襄公所坚持的道义与规矩，已逐渐成为遥远的回忆。

　　宋襄公是敢于失败的英雄，行为有点像一千多年后西方的骑士堂·吉诃德。汉统一中国后，春秋时期的贵族精神，几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留下的，也只有个别人的坚守与抗争，往往也得不到人们的认同，变成了个人自撞南墙式的殉道。一个社会，只想实际利益而不顾道义规矩与名声，会怎么样呢？

　　司马迁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他的目光穿透了历史的时空，不在一时一地的胜负上作评判，而是着眼于人类的文明发展。他在《史记》中对宋襄公的评价仍然是肯定的：“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很明显，司马迁是认同宋襄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