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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越狱的过程——读《王琦诗逊

(2019-11-02 19: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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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灵魂越狱的过程——读《王琦诗选》
 
 作者:章闻哲  


  
 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人选阿多尼斯在他的诗中写道:“诗就是黑夜,白天以它为镜子,照出自己的存在。”这几句诗如果让一个叫王琦的诗人来改写,也许会是这样:诗就是诗人的镜子,照出黑夜里自己的存在。——这是我读《王琦诗选》后的“后入之见”。
  王琦是一位从政者,对他来说,也许诗是形而上的,而从政是形而下的,他以彼形而上来引导此形而下,借助诗歌来完成对灵魂的拷打,以帮助自身在从政路上获得清醒与廉洁。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王琦就出版过一本诗集《灵魂去处》,90年代弃笔从政;十六年后重投缪斯女神的怀抱,重温往昔对诗歌的那份痴情与迷恋,再拾旧笔的王琦,写下的依然是那个带着略感沉重的翅膀而依然不能停止飞翔的名词:“灵魂”。按照王琦自己的说法,《王琦诗选》的出版是“为了忘却的记念”,但我还真不知道这“忘却”是对诗歌的,还是对灵魂的,抑或是对从前的,我觉得这三种“忘却”对一个骨子里的诗人来说,是无论哪种都不能轻松地实现的,他终将一生直面灵魂、至死伴随诗歌。

       

       不得不如此说,“颓废”是我读《王琦诗选》时所遇到的首个精神单元。大量的颓废因子给人一种如临深渊的感觉,如:“海,这茫茫的苦海,踮起脚尖,又管什么用”(《凝望》);“一钱不值的初衷,走失很久了,混沌世界竟也呼唤真诚”(《望而怯步》);“荒唐的地狱之门洞开着,毫无留恋地走进去,使我们成为伴侣”(《第二声叩问》);“那么就走向死亡,手持去年的火把,一路悲歌,忘记一切”(《一路悲歌》);“逃走吧,从此不再沉重”(《下午,我悄悄地静一会》)。王琦的颓废中体现的正是后现代对现代世界的否定,这种颓废把人带到冰冷的境地,甚至在面对太阳时也是毫无希望的:“我将迎着太阳,以逆光的角度/完成一次偶然的旅行”(《我带走那些难题》);“这是只为天空开放的花朵”(《我往天空看了看》)。社会学家贝尔指出:当后现代以破碎的艺术去对抗破碎的世界时,就已注定经最终无法将心灵的碎片重新聚合起来,这样,人们就走到一个生命意义匮乏的“空白荒地的边缘”。后现代不追求事物的本质和价值,而企图以纯客观的近乎冷峻的态度去表现事物的现象,如王琦在他的《一瓶酒的骚动》中写道:“不是我想出来就能出来/你不绝望的时候/我往往原封不动”;在《哑语》中他写道:“烟斗的微光/让一根火柴倒了下去。。。。。。。鸡又叫了一遍,荒唐而多余”;在《题无名小红军雕像》中,英雄主义的樊篱被打破(当然这个“打破”由来已久),替而代之的是这样一种陈述:“在你牺牲的地方/后人为你立碑纪念/在你的身后,一座小学校正在升旗/好在你永远十几岁/每年的六一,都会有人在这里叹息”,否定或者质疑英雄的价值,认为一个孩子在学校念书的命运显然比成为一个英雄的命运更适合人性的安排,崇敬变成了怜悯,这貌似一种新的历史主义,但本质上仍然是对历史价值的遗弃,它依然属于 “怀疑和否定一切现代价值体系”这一后现代意识范畴。后现代的弊病显然在于:它意识到传统的某些病症,但却未能够加以理性地扬弃。

     
    尽管后现代的症状在王琦的诗中如此明显,但我还是不想以“后现代”来终结王琦诗歌。“我的新娘/我们在自己的草场上上狂欢/可以悉心照料牛羊。。。。。。我们成功地避开了尘世/在这这洁净透明的地方”(《依水而居》)——后现代一方面不满现状,一味想冲破旧的范式,不断创新,一方面又在与现代的对抗中耗尽了精力而走向消极颓废,并最终产生避世的心理。但是王琦诗中的避世心理值得一探再探:就文本行文方式和其中层结构而言,王琦的诗并不具备后现代特征,而更多的表现为现代性,它有中心、有理性的逻辑、主体意向性突出。文本的现代性形态让我怀疑这里所呈现的对立的双方,并非后现代对现代的,而恰恰相反是现代对后现代的抗争。其消极的源头或许正是产生于在对后现代的顺从和摆脱的两难取舍中,到底该让现代去适应后现代,还是站到后现代的阵营中对现代反戈一击?正如诗人在诗中的自况:我的中年还像少年/不知道何时日落,何时日出。王琦的迷茫不仅是现实生活中的,也是写作上,这一迷茫也同时为当代大多数人的症结所在。要之,当代青年正处在一个现代与后现代夹击的尴尬时代,我们所继承的既不足以代言现代,更不足以睥睨后现代,我们不仅要对已继承的进行扬弃,也要面临对已经到来的后现代如何进行筛选的难题。
   然而,我又要在“迷茫”中见出其“警醒”来。如上所述,王琦写诗的出发点与灵魂有关。在诗人与从政者这两种身份之间,诗担任了对政治生涯的审视和警策的任务,而政治生涯则反过来成为诗的本源。两者之间对立而统一的关系显而易见。而灵魂恰恰夹在其中。经过现实拷打和重压下的灵魂回到诗中并非像歌德说的那样:“没有比艺术更好的逃避世界的出路,也没有比艺术更牢固的联结世界的链环。”王琦回到诗歌恰恰不是为了逃避,而正是为了直面灵魂。从这个意义来讲,《王琦诗选》更区别于大多数后现代文本,显示出其积极的意义,它与现实中回避灵魂或灵魂隐退的表象形成反照。尽管诗行中充斥着悲观主义,但进一步论,悲观未尝不是见证了一种良知的存在。换言之,没有良知,便可与现实中的丑恶同乐,也就没有悲观。并且,其悲观之本在,乃是一个从政者面对现实中尔虞我诈等丑恶现象时的无奈与抗争。尽管只是微弱的抗争,但我们依然在诗中听出了一个灵魂对丑陋的憎恶,对善良和纯洁的呼唤与向往。诗人在《遥望圣土》中如此写下:“善良的人民不懂得彷徨/多么高贵的人民哟”,“把孕育的权利还给母亲/把生长的权利还给土地/把太阳还给天空//把雨露还给禾苗/把自然的状态还给我/还给每一位兄弟姐妹”。诗中表达了对善良由衷的赞美和敬意,并带着卢梭式的理想希望人人平等,回归自然。在《山花一样妻子》中,诗人写道:“我娶了你/山花一样的妻子/从此漫山遍野的姐妹/都是咱家的邻居”,“山花”显然代表了诗人的某种审美向度,他对朴实和善良的品性始终保持着一份敬仰和热爱。灵魂的悲伤与决醒也正是对许许多多类似这样的质朴而圣洁的“土地”遥望的结果,诗人清醒地认识到:“一片废墟/离开身体的光芒何处栖落。”(《一根蜡烛的疼痛在光明深处》),他同样洞察到:“迷路者在迷路的时候,无数条路已悄悄诞生”(《迷路者》)。王琦审视灵魂的过程,冷峻但不失之麻木,而时有疼痛;迷茫但并不止而不前,而已经见出方向。挣扎和反抗中,我们实际已经见到了灵魂的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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