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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不为自己捞笔钱,不如回家种大蒜(原创)

(2007-06-29 11: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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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砖窑

分类: 杂文
 

  前天晚上看电视,济南台采访了一个我们济南在山西黑砖窑中被解救出来的男孩儿。他不过十八九岁,却经历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苦难:晚上12点才准睡觉、早上4点半就得起来干活,不能停下来休息,一旦有半点松懈,监工就皮鞭上身。据那个男孩说,在那里,累死的病死的被打死的太多了,那里的监工打人成癖,一会儿不打人就手痒。

  我上网一查,原来“黑砖窑”事件早已被传得沸沸扬扬了。不知大家听说了没有。

  听说这件事后,我第一时间就联想到了小时候学过的一篇课文《包身工》(见附录1)。二者不同的是:

  一、《包身工》里企业是日资企业,而那些黑砖窑的老板是中国人,《包身工》里描绘的是日本人压迫中国人的情形,而黑砖窑是中国人残虐中国人。

  二、黑砖窑比起东洋纱厂,更加黑暗更加惨无人道。中国窑长比起日本商人更加嗜好超额剩余价值,有过之而无不及。

  另外,二者的时代背景也不同。东洋纱厂是在旧社会,而黑砖窑是在21世纪的新中国。其实这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当前中国的情形和旧社会还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劳动人民依旧为填饱肚子而终日奔波,依旧没房子住,依旧看不起病(据说,现在中国因看不起病死在家中的占死亡者总数的三成)。

  其实,对于包身工卷土重来这一现象我并不陌生。现在很多著名的企业里,员工权益都得不到保障。我的不少同学在一些高科技企业搞编程,他们的处境比包身工业好不到哪里去,没有双休日,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到10点多。同学聚会的时候我还开玩笑说我怎么觉得你们像包身工呀,他们都很无奈。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中国的某些角落里还存在着黑到如此过分的企业。

  马克思提到了赤裸裸的剥削,我觉得赤裸裸一词还不够,应该是血淋淋的剥削。

 

  当国有资本退出大部分市场的时候,劳动者合法权益问题随之显得异常突出。当局者“名”正言顺的要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当然,他们也很乐意乘口舌之快。什么“切实保护好劳动者权益”、“千方百计保护好劳动者权益”之类的话让人听得耳朵长茧。

  可是让我们来仔细想想,当前中国,劳动者权益要想得到保障,可能么?

  当局者制订“切实保护好劳动者权益”的政策是很容易的,只消一张白纸,打印上数行字,盖上一个章而已。可是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执法环境这些措施能得到落实吗?

  当前中国,官商勾结蔚然成风。经商的想从当官的那里找到依靠。当官的想从经商的那里捞点“保护费”,于是他们就走到了一起。经商的有了当官的这座靠山,在法律面前就会愈发放纵,当官的为了捞经商的那点“油水”,就会对他们的不法行径视而不见,甚至行使“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经济管理职能。

  另外,对当官的来说,经商的带给他们的好处不仅如此,GDP上去了,自己的腰板也就硬了,说不定还会得到晋升的机会呢。对他们而言,只要那些企业能赚钱就行了呗,管他什么手段呢。劳动者权益?切!算个吊?

  再让我们来看看,揭露黑砖窑事件的记者付振中在采访后的实录吧:

 

  令付振中气愤的是一些地方执法部门的冷漠,甚至执法犯法。

  5月19日19∶30,河南电视台播出《罪恶的黑人之路》。第二天,电视台大门被数百名寻子家长围住,请求记者帮助他们找寻孩子。5月23日上午,付振中和在新闻中认出自己儿子张道虎的张迈团夫妇奔赴山西运城解救张道虎。到了定乎营窑场,张迈团夫妇哭天抢地,将一旁正干体力活的张道虎搂入怀中,泣不成声。

这时,一个河北籍半傻少年跑到付振中身旁,哭着说,“我也想走,你们带我走吧!”付振中征询随同前来的当地警察的意见,结果对方回答,“不是你们的人不要管!”

  “我们的采访,最大的阻力是山西当地一些部门不配合,他们对这个事件缺少应有的爱心,表现得十分消极,有的还千方百计阻挠家长营救其他孩子。”

付振中讲述了在山西永济市考栳镇尚信黑窑场解救平顶山少年朱广辉的经过,“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朱广辉从一个窑厂解救后,又被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倒卖到另一个黑窑厂,并且一个姓冯的劳动监察队员还把朱广辉被解救时补发的300元工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在山西永济市郭平店解救河南封丘17岁少年吴树陈时,我们也遭遇了险情。”付振中给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这孩子是我们河南的,是被拐骗过来的,我们要把他们带回去。”付振中当时以协商的口吻说。

  “人是我花400块买的,带走就打。”窑主不容分说。

  当我们准备把孩子带上面包车时,窑主挥舞着拳头砸向我们,现场一度失去控制,幸亏110及时赶到。但是,民警劝架后,竟然也说孩子不能带走,应该留在窑场,付振中说,“当地执法者这种做法,实质就是执法犯法!”

 

  瞧见了吧,有关部门就是这种德行!

  看看80年代以前的资料,感觉以前的干部真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应该不是拍马屁的话,而是当时人民的真心感受。

  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

  而现在呢?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经沦为了彻底的“假大空”。

  当官不为自己捞笔钱,不如回家种大蒜。

 

  无疑,那些从黑砖窑中被解救出来的受难者是幸福的,因为还有很多包身工没有被发现,至今仍在受苦。还有那些名正言顺的包身工,就像我的那些同学,他们何时才能得到解放?

  是的,目前是有一些包身工被解救出来了。但是还会有更多的包身工陷进去。目前,那些黑窑虽有收敛。但只这阵严打风暴过去之后,黑砖窑、黑煤窑、黑X窑就会如同雨后春笋般再次萌发。

 

 

 

 

 

附录1:  包身工

         作者:夏衍

 

 

旧历四月中旬,清晨四点一刻,天还没亮,睡在拥挤的工房里的人们已经被人吆喝着起身了。一个穿着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大声地呼喊:“拆铺啦!起来!”接着,又下命令似地高叫:“‘芦柴棒 ’,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被骂做“猪猡”的人。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女性所有的那种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们中间,似乎已经很迟钝了。她们会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子虎虎地向起身慢一点的人的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钮扣,几个还没睡醒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子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她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柴棒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了她的名字。 
   
    这是上海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被一条水门汀的小巷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笼一般,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是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宿三十多个人。所以,除了“带工”老板、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穿拷绸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等之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二千个左右衣服破烂而专替别人制造纱布的“猪猡”。 
   
    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做“带工”的老板。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日本厂里有门路的带工,就亲身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儿女饿死的同乡:“还用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一个月休息两天,我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耍。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各种各样好看好用的外国东西……老乡!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我们是同乡,有交情。??交给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两错,我还能回家乡吗?” 
   
    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怨恨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上一个十字,包身费一般是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食宿,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的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银两交,“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包身工,属于五十个以上的带工所管。她们是替带工赚钱的“机器”。所以,每个带工所带包身工的人数,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排场和财产。少一点的三十五十,多一点的带到一百五十个以上。排场大的带工,不仅可以放债,买田,造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 
四点半之后,当晨光初显的时候,水门汀路上和巷子里,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满了。她们有的在水龙头旁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紧粘在头发里的棉絮,有的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带工老板或者打杂的拿着一叠叠的名册,懒散地站在正门出口??好像火车站剪票处一般的木栅子前面。楼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类收拾了之后,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板桌放下来了。十几只碗,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她们的伙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午饭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所谓粥,是用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加上很少的碎米、锅巴等煮成的。粥菜?这是不可能有的。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菜场去收集一些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 
   
    只有两条板凳,其实,即使有更多的板凳,这屋子也不能同时容纳三十个人吃粥。她们一窝蜂地挤拢来,每人盛了一碗,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吃。添粥的机会,除了特殊的日子,比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发工钱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难有的。轮着擦地板或倒马桶的,常常连一碗也盛不到。洋铅桶空了,轮不到盛第一碗的还捧着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铅桶到锅子里去刮一下锅巴、残粥,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冲上一些冷水,用她那刚梳过头的油手搅拌一下,气烘烘地放在这些廉价的“机器”们前面。 
   
    “死懒!躺着死不起来,活该!”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顾正红事件之后,尤其是四年前的“一·二八”战争之后,日本厂家对于这种特殊的廉价“机器”的需要突然地增加起来。他们大量用这种没有“结合力”的“包身工”来代替普通的自由劳动者。据说这是一种极合经济原理和经营原则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她们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棒”来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事倒是每个包身工都会遇到的),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其实这是不能叫作床的)上了。她们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那一天,“芦柴棒”实在不能挣扎着起来了,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地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这种工房里面,生病躺着休息的例子是不能开的。一个打杂的很快地走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带工的亲戚,或者是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流氓,所以在这种地方,他们差不多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芦柴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没有力气,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 
   
    打杂的一手抓住“芦柴棒”的头发,狠命地把她提起来往地上一摔。“芦柴棒”手脚着地,打杂的跟上去就是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又是第二、第三脚。可是打杂的很快地就停止了。据说那是因为“芦柴棒”那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脚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摸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芦柴棒”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地跳起来。于是在门口刷牙的老板娘笑了:“瞧!还不是假病!病了会好好地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而且大半都是老板的乡邻,这在“管理”上是极有利的条件。厂家除了在工房周围造一条围墙,门房里置一个请愿警,门外钉一块“工房重地,闲人莫入”的木牌,使这些乡下小姑娘和外界隔绝之外,将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带工老板。这样,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板把她们送进工厂,晚上六点钟接领回来,她们就永远没有和外头人接触的机会。所以包身工是一种“罐装了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使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 

第三,那当然是工价的低廉。包身工由带工带进厂里,厂方把她们叫做“试验工”和“养成工”。试验,意思是试验有没有工作的能力;养成,意思是将一个“生手”养成“熟手”。最初,工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工作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开花衣、扛原棉、送花衣之类。几个星期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条子间、粗纱间去工作。一些在日本通常是男工做的工作,在这里也由这些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担负下来。 
   
    五点钟,上工的汽笛声响了。红砖“罐头”的盖子??那扇铁门一推开,带工老板就好像赶鸡鸭一般把一大群没锁链的奴隶赶出来。包身工们走进厂去,外面的工人们也走进厂去。 
   
    织成衣服的一缕缕的纱,编成袜子的一根根的线,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适而愉快的。可是从原棉制成这种纱线的过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样的愉快了。纱厂工人的三大威胁,就是音响、尘埃和湿气。 
   
    没有人关心她们的劳动条件!这大概是自然现象吧,人在这三种威胁下面工作,更加容易疲劳。但是野兽一般的“拿摩温(工头)和“荡管”(巡回管理的上级女工)监视着你。只要断了线不接,锭壳轧坏,皮辊摆错方向,乃至车板上有什么堆积,就会遭到毒骂和毒打。包身工是“拿摩温”和“荡管”们发脾气和使威风的对象。在纱厂,活儿做得不好,罚规大抵是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三种。那么,从包身工所有者??带工老板的立场来看,后面的两种当然是很不利的了。罚工钱就是减少他们的利润,停生意非特不能赚钱,还要贴补二粥一饭,于是带工头不假思索地爱上了殴打这办法了。每逢端节重阳年头年尾,带工头总要送礼给“拿摩温”们。那时候他们就会拍马地说:“总得请你帮忙,照应照应。我们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情,尽管打,打死不要紧,只要不是罚工钱停生意。” 
   
    打死不要紧,在这种情形之下,包身工当然是“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个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烂纱没有装起,就遭了“拿摩温”的殴打,恰恰运气坏,一个“东洋婆”(日本女人)走过来了,“拿摩温”为着要在主子面前显出他的威风,和对东洋婆表示他管督的严厉,打得比平常格外着力。东洋婆望了一会,也许是她不欢喜这种不“文明”的殴打,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合理”的惩戒方法,走近身来,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将她扯到救火用的自来水龙头前面,叫她向着墙壁立着;“拿摩温”跟着过来,很懂东洋婆的意思似地,拿起一个丢在地上的皮带盘心子,不怀好意地叫她顶在头上。东洋婆会心地笑了:“这个小姑娘坏得很,懒惰!” 
   
    “拿摩温”学着同样生硬的调子说:“这样她就打不成磕睡了!” 
   
    这种“文明的惩罚”,有时候会叫你继续到两小时以上。两小时不做工作,赶不出一天该做的活儿,那么工资减少而被带工老板殴打,也就是分内的事了。殴打之外还有饿饭、吊起、关黑房间等等方法。 
   
    在一种特殊的优惠的保护之下,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日本纱厂飞跃地膨大了。单就这福临路的日本厂子讲,一九○二年日本大财阀三井系的资本收买大纯纱厂而创立第一厂的时候,锭子还不到两万,可是三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厂,五个布厂,二十五万个锭子,三千张布机,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美国的一位作家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日本纱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中国奴隶的冤魂! 
   
    “一·二八”战争之后,他们的政策又改变了,这特征就是“劳动强化”。统计的数字,表示着这四年来锭子和布机数的增加,和工人人数的减少。可是在这渐减的工人里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剧地增加。举一个例,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一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写明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压迫着做工。比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抄查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让她揩点油吧?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恶梦!” 
   
    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恶梦的!有人觉得她太难看了,对老板说:“比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还我二十块钱,两年间的伙食、房钱。”他随便地说,回转头来对她一瞪,“不还钱,可别做梦!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 
   
    “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两年来带工老板从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二百三十块钱了! 
   
    像“芦柴棒”一般的包身工,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们还在那儿支撑,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 
   
    看着这种饲料小姑娘谋利的制度,我不禁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船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 
   
    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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