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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柏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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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庆“大东方行走学校”(择差学校)被曝光想到的

(2007-06-22 16:10:37)
 

    昨天和今天中央新闻台《今日关注》栏目连续报道了重庆“大东方行走学校”(另名“择差学校”)体罚学生导致学生不堪忍受跳楼自杀的报道。这里我不想谈如何处理的问题,这是司法部门的事情。我只想在这里谈谈我的感受。

    看着这期节目,我一直在想:为何当前“择差学校”发展这样迅速?(应该统计一下目前有多少这样的学校)且到很火爆的地步?

    1、国办学校问题

    目前的差生为什么越来越多?且这样多的差生竟然都被剥夺在国家学校受教育的权利。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任务到底是什么?是选拔、考试、优胜劣汰吗?奖励强者、幸运者和顺从者,而责备和惩罚不幸者、迟钝者、不能适应环境者以及那些与众不同的和感到与众不同的孩子是基础教育学校的发展方向吗?。这种以成绩优劣为根据的选拔教育,本不应该有立足之地,但却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追其根源就是弱势群体没有说话的权利,他们自认为自己(自己的孩子)学习不如人、智力不如人,因此自动放弃自己的权利,使那些取得权利(学习好)的人们问心无愧(每年媒体都要报道奖励高考状元)。尽管这个群体人数不少,但因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意识告诉他们学习不好是件不光彩的事情(往往是学习差导致行为偏差),因此也只能自责、自己找出路。‘择差学校’也因此而火爆。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在社会文化方面具有优越的条件,甚至具有超过平均水平的智商,从人道主义和道德观来看,这些人比他们的同伴更应该培养吗?教育的平等公正哪里去了。以“顺应民意”为借口片面追求升学率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有大批丧失教育权利的人群在逆来顺受没有发出声音,这点应该引起教育决策者的重视。给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功能重新定位的时候到了,基础教育已经处于危急之中。

    2、媒体导向问题

    同是中央新闻台《今日说法栏目》在去年就连续报道这种:“择差学校”的成功教育。这无疑给正在对孩子教育发愁的家长一丝光明。有病乱投医,何况这是中央电视台推荐的“好医生”。不可否认大多数“择差学校”是不错的,但他们采取的“惩罚教育”是人所共知的,媒体宣传、家长送孩子就读都说明成人是认可这种教育方法的(其实惩罚教育对孩子也是一种保护),但把“惩罚”和“体罚”等同起来是认识的错误,这也助长了一些不法教官、不法学校的不法行为。目前教育界的思想很活跃,教育新理念层出不穷,各种新的教育理论、思想、观点纷至沓来,鱼龙混杂。可以说目前出现的热衷“惩罚教育”,以致走向“体罚”,这其实是“赏识教育”的另一极,教育在“两级”中行走是非常危险的。但我们的媒体却常常把还在争论中的理论,当作创新拿出来以吸引人的眼球,达到增加收视率的目的。许多谬论在谈话栏目里亮相,一句话成名、一篇文章成名的追求者纷纷涌向媒体。对于家长来说是很难识别的,家长需要国家正确引导。

    仅就这次报道的‘大东方行走学校’问题的内容,也有一定的副作用。我们看到被抢救回来的孩子小义跟父母的冲突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试想那些即将被解救回来的孩子对待家长又会如何?这些孩子还能接受正常教育吗?而视屏上小义的家长对小义的无限愧疚、对孩子的百般顺从的无奈表情,会给另外一些问题孩子输送这样的一个信息——家长不满足我的要求,我可以用死来要挟。媒体呀媒体,当你准备关于孩子问题的节目时,一定要考虑对孩子是否有负面的影响。

    3、国家教育体制问题

    当前普教不但承担着智力正常儿童教育,还要担负智障儿童的的管理问题(当然有的所谓智障儿童是学校为了自己的成绩不受影响,要求家长开来证明信证明的,可想而知,孩子一旦被标上“弱智”的标贴,就彻底被毁灭了)。加之一些有心理问题和行为偏差的孩子同处一班生活学习,这无疑给教师增加了难以想象的管理和教育难度。例如:教师一旦照顾不到,智障儿童就会受到非人待遇——让他们吃大鼻涕、让他们下跪叫人“爷爷”、拳脚相加会打得智障儿童满地滚爬……。这种现象一旦出现,它伤害的不止是智障儿童,它对整个班级儿童的德育负面影响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看到这里有的人可能会大声责骂老师,说老师不负责任。不可否认不负责任的老师是有的,但要求老师去做他做不到的事情也是不道德的(我们目前对老师的要求很高,结果适得其反)。

    因此,国家应该考虑给学校解套,对于有智力问题和行为有偏差的儿童,国家应该把他们和正常儿童分开来施教。对于非智力的边缘学生,普通学校很难教育同时又严重影响其他孩子学习的,应该设立专门机构、专门人员进行转化教育。具体地说,国家应该建立(恢复)工读学校,发挥它们的作用,为家庭解难。对有的不愿意入工读学校的要强制其入校接受教育,强制的办法可以由青少年法庭判其入读。由国家的、有教育专家主办的专门机构来为家庭排忧解难,总比家长有病乱投医、求救无门好。再说目前出现的家庭教育问题,说白了也是国家独生子女政策派生出来的难题,国家更应该为其解难?

    关于“大东方行走学校”这件事,我认为只能惩处当事人(如果学校不具备资格,可以取消),但不能对所有这类自筹资金举办的“择差学校”(含各类私立学校。那些虽然没有明确“择差”性质的学校,实际上招收的大多也是问题学生,它们的生存环境很差),都一棍子打死,不能搞一刀切,不能因为它出了问题就封杀它。出现这种事情教育部门是有责任的,不要事前不行监管责任,事后一推了之。教育行政部门不作为、保自己、只执行不思考、简单化应付的行事作风,恐怕是中国教育的一大特色。

    我想对于问题学生既然国家顾不过来、家长又有这个需求,就不如扶持这种“择差学校”,把他们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和专业人才指导,让其为国家、家庭分忧。

    4、家庭教育问题

    不可否认,孩子问题是家长问题,是家庭教育问题。国家的独生子女政策,无疑是对家庭教育的挑战。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独生子女教育经验,家长们对于这种挑战感到无所适从是正常的。正是这种现状,有些人看到了无限商机,结果导致目前的家教市场极度混乱,为了赚钱什么人都可以对家长进行培训,甚至一些工厂的工人、商场的售货员(这里不是小看工人、售货员,而是各有所长)看点家教的书转眼就变成家教专家,立马租摊搞咨询、搞讲座,误导家长贻害无穷。但对于正规的家教机构却受到众多的条件限制而生存困难。

    当然,目前也有家庭教育协会在搞“家庭教育培训师”的资格培训工作,这当然是进了一大步。但是,培训费用之高让人怀疑其目的。高费用培训可能会导致一些真正有家教指导能力的人拒绝参加培训而失去获得资格的机会,但对于一些想利用这个称号赚钱的人,恐怕不会在意这些培训费,因为他们很快就能赚回来。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关注。

    国家应该也必须考虑建立“家庭教育指导”的科学体系,从准妈妈、准爸爸开始就要一级一级的培训,以减少家庭教育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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