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个人资料
童仆
童仆
  • 博客等级:
  • 博客积分:0
  • 博客访问:243,613
  • 关注人气:237
  • 获赠金笔:0支
  • 赠出金笔:0支
  • 荣誉徽章:
相关博文
推荐博文
谁看过这篇博文
加载中…
正文 字体大小:

新版《易学人格学》前言(一)

(2019-11-09 01:41:53)
标签:

传统文化

学术讨论

中国版《心理类型》

新版《易学人格学》前言(一)

     本书从初作《H管理理论》开始,历经了《H自组织理论》《周易与人格》《易学心理学》和首版《易学人格学》几个阶段,迄今已有20余年时间。这是一个揭示中国古典哲学中阴阳五行、八卦图、太极图、方圆图、六十甲子等象数符号系统逻辑原理过程,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是在老子《道德经》和亚里士多德《工具论》指引下,对《周易》做了不同于《易传》的科学化解读,从卦象与缀辞对应关系,提炼出推导自然和人文事物生成演化规律的逻辑法则,激活了人类最早用平衡公理认知世界秩序的纯粹理性体系,使这部典籍枯杨生华,焕发新的活力;二是针对罗素自集命题、图灵停机命题、概念模糊命题不可计算性,对平衡公理的存在形式做了一些复苏和完善工作,初步确认,易学正是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西方哲学家所追寻的先验逻辑辩证论知识体系。这两方面工作可称之为“科学易”过程;这一过程虽然占用了整个研究七层以上精力,但以激活纯粹理性体系动因诠释这部玄妙如“天书”的奇著,却是一件不可或缺的探源溯流性基础工作。

     易学象数符号系统逻辑功能被激活后,第三方面工作就是在朱伯崑、董光璧先生指导下,提出用“易数联姻”方法解除非算法命题对现代科学掣肘的设想,继而对现代心理学和物理学知识进行整合,构思了以虚空元素为主导的《易学人格学》和《易学宇宙学》理论框架。这方面工作只是抛砖引玉,可称之为“易科学”萌生过程;笔者本人虽然对构思的理论框架有一定信心,但也只能当作“亦真亦幻”自逍遥的“拈花一笑”之作。

    “易科学”包括自然和人文两大系统,本书理论框架起源于在管理实践中总结的一个六维人格系统。当将这一系统纳入《周易》象数理范畴分析时,意外发现,两者吻合得几乎天衣无缝。于是,隐约看到了中国古代圣贤用平衡公理认知世界秩序的方法。

      六维人格系统与《周易》高度吻合,引起了我国著名哲学家、易学家朱伯崑和物理学家、科技史家董光璧先生的关注和支持。两位先生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古典哲学中很可能隐有一种与西方哲学不同的逻辑通则。为此,朱先生于2000415-16日,邀请我国数十位著名学者,在北京西山八大处主持了《H管理理论——人性、人格与管理》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领导和诸如中国人民大学马子麟、郑明身教授等高端学者参与了讨论,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科技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先生也应邀赴会[1]

      研讨会一开始,朱先生首先让我解释一下把初作命名为“H理论”的缘由。因当时对易学的现代价值也只是一种直觉,于是,就向与会学者做了简单说明。我说:“H取自玻尔兹曼H定理的负熵函数Ht);此函数在心理学中,也许就是人类自我管理自然需求的感性、知性、理性灵魂的动力来源;在物理学中,或许就是导致引力场高速动体失去同时性的四维时空时间维ict;也可能是引发量子场微观粒子波动性的作用量子ih;更有可能是促使热温场微观粒子向平衡态方向演化、耗散结构系统有序化自组织的熵流dH。整个理论包括《H管理理论》和将要出版的《H自组织理论》两部分,前者探索文王八卦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应用,后者探索伏羲八卦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应用。现代科学侧重于用实验数据和数学推理方法对事实关系进行总结,而对于主导事物生成演化的价值关系分析判断,却还没有找到可靠的逻辑工具。H理论就是试图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易学来寻找灵魂、ictih和负熵函数等本体的存在形式,以解除罗素悖论对科学发展的掣肘。”

      当将这一观点作为研讨会开场白时,立刻引起了所有与会者的兴趣。为时两天的研讨十分热烈,期间,席泽宗院士还特意把我找到一边,不仅详细听取了我对易学公理化的设想,还鼓励不要放弃。他满怀信心地对我说:“新世纪到来之际,我们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要有所突破,正像西方人继承古希腊形式逻辑和数学那样,中国人要下力气把先秦哲学中形象思维逻辑和易学的逻辑原理搞明白,这是我们华夏民族的瑰宝。”席院士所说形象思维逻辑和易学逻辑原理,实际就是平衡公理的存在形式和归纳演绎法则。

      研讨会快要结束时,席泽宗、朱伯崑、董光璧先生分别从哲学、宗教、科学三个层面作了总结发言,审慎地向与会学者指出:近代欧洲文明得益于1416世纪西方人对古希腊哲学的复兴;新世纪的人类文明,很可能要借助于中国古典哲学的复兴。对于这一复兴,我们中国学者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人原本专业仅限于物理学功能材料方面研究,未曾领略过哲学、心理学竟有这么大吸引力。通过这次研讨,增长了新知识,扩大了新视野,对宇宙、世界、生命的意义有了一种新认识。此后,在朱伯崑、董光璧先生精心指导下,最终以《易学人格学》《易学宇宙学》形式,为新世纪文明提供了一份复兴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心得。为了让读者对两部拙作的立论依据有所了解,2018年又写了一本《<</span>道德经>新诠释》,董光璧先生从构建“德智平衡”的价值观角度写了序。

     根据首版发行后的反馈信息,许多读者对周易人格分类方法尚有两方面疑虑:一是因易学思维和传统量化研究从普遍到特殊的思维模式不同,人格分析需要使用从特殊到普遍的质化研究思维模式,多数人对这种思维方式转换不是很习惯,于是对易学是先验逻辑辩证论知识体系产生了将信将疑心理。二是首版只介绍了个体心理演化标准范式,没有介绍社会心理学方面知识,读者在对具体心理类型判断时,就出现了很大歧义,怀疑周易人格分类方法的可靠性。

      针对读者的疑虑,作为新版前言,这里重点要对“易科学”萌生的必然性和许多老读者关心的几个问题做一说明。“易科学”是用纯粹理性建立的科学,具有认知宇宙绝对真理的能力,除了人格学和宇宙学外,在整合哲学方面也有令人鼓舞的前景。

根据逻辑学要求,作为造化宇宙万物的本原,老子定义的大道(夷弦)必须满足充分必要条件;不仅要求它在随时间演化时能符合物理学基本定律,还必须要求它在随时间反演时能回到原来状态。也就是说,A可以推出B,由B可以推出A,则A就是B的充分必要条件。拙作《易学宇宙学》通过对相对论和量子论的整合,已证明了大道确实具有这样的性质。相对论的“无限红移”量子,就是对大道生成物反演又回到原来状态的有力证明。我可以向读者保证,这一结论不会有错。

确认了大道是宇宙本原,那么,用易道理念的纯粹直观和纯粹概念,就可以对现代哲学进行整合。一旦哲学理论被整合,所有的科学将会变得非常简单,真理是简单的。因此,本前言的内容非常重要,读者须仔细阅读领会。

这里发布一下朱伯崑先生2000年在北京西山八大处主持的首次“易科学”研讨会留影。

新版《易学人格学》前言(一)

一.  呼之欲出的易科学

      英国逻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分析哲学创始人罗素在其《西方哲学简史》绪论中说:“在我的理解中,哲学是介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与神学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包含着人类对未知事物的思考;它与科学也有共同之处,那就是理性地看待事物,而不是一切都遵循权威,无论是哪种权威。我认为,凡是能够得到确切认识的知识都属于科学;凡是不能得到确切认识的知识都属于神学。但是还有一片领域,它既不属于科学范畴,也不属于神学范畴,双方都不承认它,并且还攻击它,这片领域便是哲学。

     继而,罗素从分析哲学角度对科学和神学的真理性提出质疑,他说:“哲学家们最热衷的那些问题,科学根本给不出一个答案;神学家们给出的答案越来越不能让人信服。宇宙为何存在?它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它是在朝着某个方向演进吗?自然规律到底存不存在?我们承认自然规律存在是不是因为人类骨子里有一种热爱秩序的天性?天文学家眼中的人类不过是碳和水化合而成,爬行在一个无关紧要的小星球上的东西罢了。那人类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呢?还是哈姆雷特眼中那样的呢?或者两者兼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有贵贱之分吗?假如有的话,高贵的生活都包含些什么?如何才能得到它们?善良会被人们永恒地追求下去吗?换个说法,如果灭亡是宇宙必然的结果,那善良还值得追求吗?智慧这种东西真的存在吗?还是不过是浓缩了的愚蠢?科学家是不可能在实验室里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的,现代人对于各派神学给出的信誓旦旦的答案则是满腹疑团。哲学的任务便是研究这样的问题,不过只是研究而不是解决。”

     罗素对这些问题做了深层思考,他说:“既然是不能解决的问题,那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呢?下面我将以两种身份,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我的“第一个身份是历史学家。从历史上来看,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对于善恶、是非的认识是他们行动的指南,也是许多影响人类发展的大事件的行动依据。我们今天同样还是如此。要想了解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时代,就必须了解它的哲学;当我们试图去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身上便有了哲学家的影子。人们的生存环境与他们的哲学是互相影响的,这种影响千百年来都在进行着,这也是本书要研究的主题。”我的“另一个身份是一个人,苍茫宇宙中一个渺小的人。相对于浩瀚宇宙来说,我们从科学家那里得到的知识实在是太少了;如果安于现状,不去想那些我们还不了解的问题,人们将变得固步自封和麻木。而神学呢?它带给我们的信念是主观的、武断的,对于自己不了解的知识却偏要给它下一个定义。这是自欺欺人,这样做只会让人变得无知、傲慢。面对哲学提出的问题,无论是刻意回避还是不懂装懂都是无益的。怎样让人们在不回避的情况下,安心地在这些问题面前生活下去,并不受困扰,这就是哲学能为那些学哲学的人所作的事情。

罗素对科学和神学真理性的质疑,不光提出问题,而且直接指出“人类骨子里有一种热爱秩序的天性。”这人类热爱秩序的天性,实际就是人性灵魂先天就有的追求美好平衡的内在需求。在人性灵魂内在需求支配下,古中国和古希腊圣贤对这些问题的因果性都曾做过深入思考和执着追寻。因为那个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人的天性还没有被“可欲之物”异化,思想文化意识比较纯朴。正因为古代圣贤的思想文化意识比较纯朴,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追寻就更贴近于自然真理,其深度和广度要远远超过天性已被“可欲之物”异化的“文明人”创立的科学和神学。

现代物理学和心理学的新发现、高速发展着的新技术,已把这些问题摆到了每一个人的眼前,被异化的文化越来越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心灵。虽然现代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生活质量日益提高,但幸福感却没有获得相应程度的提升。幸福感是一种在心理参照系下的自我体悟,而心理参照系是人类社会“集体无意识”堆积起来的能量,对于普通人来说,企图凭一己之力改变它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就需要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方法无非是在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上做文章。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是与人的价值观取向有关的知识,最终都要落实到对价值关系的认识上

科技史家董光璧先生曾指出:“当代众多思想者无不感受到现代技术的反传统性,也认识到现代科学理性的不完备性;人们试图通过观念重建来调整文化。观念系统包括信仰、理性和价值三大要素,其进化经历了信仰主导、理性主导,目前已步入价值主导阶段。‘价值已成为当代观念重建的焦点。人类在克服文化异化过程中,一些思想家开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智慧,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被关注。‘天人合一’既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自然中心主义,而是以天人关系为中心思考宇宙和人生问题。《道德经》论述的主题就是‘天人合一’的价值关系;这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包含着人类共同的价值体系;中国易道学说也许就是揭示这一价值体系的重要思维工具。

我们所处的时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类正朝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方向演进。在这史无前例的社会形态变革时期,无论政客或是平民,也无论富人还是穷人,心灵深处都有回归朴实天性的内在急切需求,亟待有一种“德智平衡”的价值体系来指导自己行为。众多有识之士正在为此而努力探寻,只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逻辑来说服和感召大众。

这是现代人的生存逻辑受到“可欲之物”侵袭的缘故;老子教导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因此,现代人要想确立“德智平衡”的价值观,很有必要回溯一下天性未被异化的古代圣贤对这些问题的阐述。

A.古典哲学是科学之母

自科学和哲学分离后,人类的思维花朵逐渐脱离了宇宙精神的抚育。理性主义者单一用“自私”的守恒公理演绎事物的演化规律,把维系事物平衡秩序的宇宙精神视为非理性的宗教迷信;实证主义者则把新物理学发现的现象误判为物质的属性,没有意识到这些现象正是宇宙精神对世界秩序的管理。

爱因斯坦在普朗克六十岁生日庆祝会讲演中说:“物理学的发展表明,在某一时期,在所有可想到的构造中,总有一个(秩序)显得比别的高明得多。凡是真正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都不会否认,唯一决定理论体系的实际是现象世界,尽管在现象和它们的理论原理之间并没有逻辑的桥梁——这就是莱布尼兹非常中肯表述过的‘先定的和谐’。物理学家往往责备研究认识论的人(哲学家)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我认为,几年前马赫和普朗克之间所进行的论战根源就在于此。”

莱布尼兹“先定的和谐”是在中国古典哲学启发下提出的认识论,爱因斯坦十分中肯地赞许这一观点。他曾说:“哲学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沟通现象世界和理论原理之间矛盾的逻辑桥梁,应当到科学之母哲学中去寻找。

现代主流学界可能还没有注意到的是,建造这座桥梁的图样实际已由近代西方哲学家康德、黑格尔在中国道学和古希腊哲学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以先验逻辑辩证论为根基的设计方案;特别是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海德格尔,在《道德经》指引下,已为这座桥梁找到了可以施工的核心“质料”——首次在哲学理论中明确把中国老子定义的虚空谷神“无”作为这座桥梁的逻辑基础。然而,要真正搭建这座由“无”作为核心质料的逻辑桥梁,没有中国古典哲学和西方哲学完美对接,是很难向前推进的。

遗憾的是,海德格尔已于1976年过世,在他遗著中没有留下任何有关“无”的结构形式的阐述。由于西方哲学家在解读中国古典哲学时存在语言上的障碍,导致近半个世纪以来哲学处于停滞状态;加上中国先秦哲学自孔子以后出现了长达2500年断层,中国学者也很难跟进,使这座正在设计的“理性之桥”迟迟不能开工建造。

众所周知,罗素悖论引发的第三次数学危机出现后,现代物理学因引入虚空力学要素ictihdH而处于举步艰难状态;现代心理学虽然揭示了人性灵魂的生物功能和社会功能,也知道这两种功能存在不和谐的对立,荣格则更是很早就想用中国道学来克服这种不和谐的对立;由于道学没有被主流学界接纳,他的《心理类型》出来后,主流心理学界很长一段时间响应者寥寥无几。原因在于中文是形声表意文字,许多科学哲学概念很难精确译成外文,加上现代人习惯于量化思维,对质化思维较为陌生。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灵魂自平衡变易规律,只有确立了质化研究的“逻辑先在性”地位,才能踏上科学化道路。

质化研究的“先在性”不像形式逻辑那样把时间序列放在优先地位,而是把事物能够自平衡存在的逻辑放在优先地位。逻辑先在性可分为自在的和自为的两种;在心理学中,人的内禀人格是自在的生物功能,认知人格是自为的社会功能;那么,综合人格的“逻辑先在性”就是对自在功能和自为功能之间“和谐”状态的归纳演绎推理。其形式在复卦模型中有清晰表述,阴阳爻就是为归纳演绎人格要素之间“和谐”状态而设置的逻辑符号。

对时间的认识,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也不同。经典物理学的量化研究把时间序列放在优先地位,结果十九世纪末叶在物理学上空引来了两朵乌云,迫使物理学家不得不对经典理论进行革命。这是虚空谷神“无”在提醒人们应当把量化研究转向质化研究,只是因当时的科学革命先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依然把时间序列放在优先地位,最后新物理学只好带着众多悖论与公众见面。一百多年过去了,悖论依然无法克服,而新物理学却进入到了“老态龙钟疾未平,更堪俗事败幽情”的窘境。

质化研究强调时空一体、不能分离。时空代表事物持有的能量状态,可以当作力学要素来使用。著名徳籍数学家闵科夫斯基给出四维时空方程后,曾有一句令人深思的名言,他说;“从今以后,空间本身和时间本身都已成为阴影,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独立存在。”这是顶级数学大师对时空结构形式的天才断言,给当时的物理学革命勇士送来了一个非欧空间元素“以太”。遗憾的是,之后的理论家没有足够重视这一断言的伟大价值,一直延续到今天,人们对闵氏四维时空方程本义仍然未能彻底领会。

在中国古典心理学中,文王根据质化研究的“逻辑先在性”要求,很早就把时空作为心理力学要素来使用。《周易》就是使用具备“逻辑先在性”的复卦对心理结构进行分类,爻符号代表时空一体的结构要素;阳爻代表内倾功能释放能量,时间指向衰老的未来,空间向内收缩;阴爻代表外倾功能吸收能量,时间指向年轻的过去,空间向外伸展。因此,复卦实际是一种演绎事物时空属性变易规律的逻辑符号,每个爻符号都包含着心理结构要素的内禀时空存在形式,组合后,就是综合人格的时空结构和属性状态。这种心理时空长期作用于生理系统,就会影响到人的形体时空,这也是中国人常说“相由心生”的逻辑原理。关于时空的本质,在第一章心理类型导论中有介绍。

构造物理学和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质料”,实际是同一个宇宙掌控者“天帝”和量子阶梯高低不同的灵魂原子。为实现中国古典哲学和西方哲学完美对接,下面我们简略重温一下东西方古典哲学对宇宙精神存在形式的论述。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我们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要获得这样的知识,也许超乎人类的能力;从许多方面想,人类的本性是在缧絏之中。于神最合适的学术正应是一门神圣的学术,任何讨论神圣事物的学术也必是神圣的;而哲学确正如此。”

亚里士多德把智慧和哲学称为思辨科学,从不同角度对哲学的范畴作出规定。在哲学起源问题上,把智慧规定为关于认知一切存在最初原因和本原的科学,在研究方法上,把哲学当作是对智慧的最高运用;不仅需要了解存在的“质料”是什么,还要掌握存在的“形式”,回答生成这些“形式”的“动力”和“目的”是什么等[2]

罗素在其《西方哲学简史》中说:“早在希腊文明兴起之前,人类文明已经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发展了几千年,并向四面八方传播。但是,这种文明始终缺少一种因素,并最终由希腊人将其补上。希腊人对纯粹知识的探索和成就都非常伟大,现代的数学、科学与哲学都是起源于希腊;他们编写内容详实的历史书,思考生活和世界,不受前人思想牵绊,人们至今还赞叹当时的希腊。”

《简史》还作了如下记载:“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埃及发明了象形文字,之后巴比伦也出现了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是用图像来表意,至今中国还在使用这种文字。经过几千年的演变,西方的象形文字演变成了字母。”罗素对中国古典哲学的成就,在《西方哲学简史》中未作为研究对象,只提到了“至今中国还在使用象形文字”这一事实。这方研究较为深入的有两个西方人,一个是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他写了一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另一个是美国史学家威尔•杜兰,他花费50年时间完成了一部皇皇巨著《世界文明史》。

李约瑟在他巨著第一章序言中说:“现在,人们已越来越广泛地认识到,科技史是人类文明史中一个头等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一认识的发展过程中,西欧人很自然地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回溯过去,认为科学思想的发展起源于古代地中海地区各民族的经验和成就。后来人们才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现在比较成熟的科学思想,曾经受惠于古埃及人的开拓工作,受惠于新月伏地的古代居民;……,至于远东的文明,特别是其中最古老而又最重要的中国文明对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贡献,直到今天还仍然为云雾遮蔽,而没有被人们所认识。”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就是为中国古典哲学对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方面的贡献做“去蔽”工作。在拙作《易学心理学》绪论“易数思维合奏曲”中,曾摘引山东师范大学梁宗华教授李约瑟的中国文化观》一文,文章论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深远影响。梁文最后得出结论:“李约瑟确信,现代科学对于人类文明所起的最大作用,就是使整个世界在地面上统一起来。人类在向更高级组织和联合形式进展过程中,在当前我们所面临的许多统一任务之中,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欧美文化和中国文化之汇合。我们愈深入地研究这两种文化,就愈深刻地感觉到,它们就像两个不同的作曲家所谱写的两部交响曲,其基本旋律,却是完全一致。”

美国史学家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对中国古典哲学有极高评价,杜兰说:“在老子所有观念中,只论圣人大智慧,不谈贤人仁爱品德,以及智多于言善的俗人小智慧,正是中国思想的特质。对中国人而言,理想并非虔敬的献身,而是熟思与恬静的心灵。这些与卢梭相对当的观念,他们两人可说是同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只是日期先后而已。……,人生不外是伏尔泰与卢梭,孔子与老子,以及苏格拉底与基督。等到每一个想法占据我们心灵,并且不太明智或过当地已为它奋斗过时,我们将倦于战斗。然而我们将和卢梭、老子耽于森林中,而与动物为友,并且比马基雅维利更知足地以朴实的农夫心境相互交谈;令整个世界自生自灭而不费心地企求进一步的改革。或许,除了《道德经》外,我们将要焚毁所有的书籍,而在《道德经》中寻得智慧的摘要。”

《世界文明史》还记载说:“《周易》传为周朝开创者之一,——文王在狱中所著,但本书的起源也可追溯至伏羲氏,这位传说中的帝王画制八卦——中国的形而上学与自然因素、自然法则合二为一。所有的科学与历史皆包涵在这些组合的交互变动中,所有的智慧皆蕴涵在六十四个复卦中;诸卦代表诸概念,所有的实体皆能简化为相互对待之宇宙两大基本要素——阴与阳。了解这些组合的人,便能掌握自然法则。……,这种自然法则与现代工业和技术结合,也许能创造出引领世界潮流的新文明。”

因此,可以说,中国古典哲学要比古希腊哲学高一层次,很早就对宇宙所有客观存在的“质料”和“形式”给出了一个纯粹理性抽象概念——“易、道”理念论。这是一个不同于古希腊哲学、乃至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理念论。“易、道”是一种有具体“质料”和“形式”的超验存在,通过内感官的心觉意识,就可以直观到它的存在形态。有了这种可以直观的存在形态,就可以通过纯粹直观,用心觉意识到的形象,直接用形象思维逻辑从“易、道”理念推导出亚里士多德寻求的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

中国先秦哲学就是对“易、道”纯粹理念的演绎推理。有了这个逻辑先在性,从亚里士多德对“四因”的认识上看,中国古典哲学照比古希腊哲学少走了不少弯路。中国哲学认为,万物生存的虚空“无”是天地之始,它造化的存在者“有”是万物之母;老子把这门学说定义为“玄学” [1] ,司马迁则直接把它视为“圣学” [2]

在对智慧的认识上,古中国圣贤也比亚里士多德略胜一筹;文王在《周易》中用“元、亨”两个字作为智慧的本质属性;“元”是慧识,代表博采众长,洞察存在者初始根源的聪明能力;“亨”是智能,代表将美好事物荟萃,善于格物致知的通达能力。

由此,从亚里士多德对智慧和哲学的认识、文王对智慧的界定、老子、司马迁对玄学、圣学的定义可见,东西方古典哲学(或曰玄学、圣学)乃是现代科学之母。

早在公元前三千多年,华夏先圣伏羲氏就开始研究自然哲学,他“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舆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根据平衡和守恒两大宇宙先验秩序,推导出虚空和物质两种属性对立“质料”及其生成物的结构“形式”,创立了一套用于归纳演绎自然规律的复卦符号系统。

到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国先秦自然哲学转向对“人”的研究,文王、周公把伏羲八卦拓展成可用于归纳演绎心理类型的后天八卦,首次将易学逻辑引入人文领域。

到公元前六至五世纪,老子把伏羲八卦和文王八卦统一于《道德经》,创立了“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的道学。此后,比老子年轻20岁的孔子及其弟子、嫡孙子思,心学鼻祖孟子等先圣,先后写下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影响极其深远的“四书”。

司马迁《报任安书》记载:“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对于这些中国古代圣贤学说,过往学界偏重于用“政治学”观念来解读,其实,政治学的根基是心理学,因此,不如把它们定义为社会心理学更恰当。

同样,早在公元前七至六世纪,古希腊先圣泰勒斯开始研究自然哲学,因当时的古希腊圣贤对世界本原的“质料”认识不同,居住地区不同,就形成了米利都学派、非斯学派、毕达哥拉学派、爱利亚学派等。由于古希腊圣贤在思考“存在者”因果性时没有平衡公理支持,不知道宇宙万物是由虚空谷神“无”造化,加上当时以雪蒙尼得为首的哲学家忌讳揭示“神”的存在形式,导致希腊哲学一度处于停滞状态。

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照比文王迟了600年),古希腊圣贤也开始从自然哲学转向对“人”的研究;当时有一位深受米利都学派影响的阿那克萨哥拉,把泰勒斯的“万物最初皆诞生于水”假设,改成一种无穷小的“种子”;认为“种子”本身不能自主运动,推动种子结合和分离的力量在于种子之外有一种称之为奴斯(Nous)的东西。由此推断,宇宙原本是一种无数无穷小物质粒子混合体,由于奴斯的作用,使原始混合体发生旋涡运动,首先从一点开始,然后逐步扩大,产生了宇宙、星系、生物和人类等万物。

在希腊文中,奴斯的本义为心灵,具有“神”一样性质的自组织能力,以此来解释万物生成演化的动因。阿那克萨哥拉认为,奴斯和物质不同,是事物中最稀、最纯的神性存在,能认知一切事物,是推动宇宙万物运动的力量源泉。

这一哲学观影响了苏格拉底,对希腊哲学从自然哲学向精神哲学转型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由于古希腊哲学家的思维中缺少平衡公理支持,无法找到努斯造化物质成为一个存在者的具体结构形式,就借助于神话故事来阐述世界演化的因果关系

到公元前四世纪,苏格拉底弟子柏拉图把“努斯”引入精神哲学,将努斯当作人类纯粹理性追寻的对象概念,提出“理念论。柏拉图认为,现实可感知世界不是真实的,在可感知世界之外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真实的“理念”世界。理念是个别事物的范型,个别事物是完善理念之不完善的影子或摹本;以个别事物为对象的感觉不可能是真正知识的源泉。他还认为,真知是不朽灵魂对理念的“回忆”

由于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从阿那克萨哥拉的“努斯”借用过来的,并没有揭示神性存在的质料,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不满足于没有质料的形式,他批评说:“照雪蒙尼得的话,‘自然的秘密只许神知道’,人类应安分于人间的知识,不宜上窥天机。” [3] 针对这一认识论,亚里士多德写下了工具论》《天象论宇宙论》物理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至今仍是西方学者必读的代表作,系统论述了世界演化的因果关系。

亚里士多德提倡用逻辑工具进行哲学研究的思想推动下,西方哲学掀起了一股追寻“神”存在形式的思潮。亚氏首先把他老师的“理念”改称为“形式”,认为“形式”不能脱离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形式是事物的本质,存在于事物之内。具体事物由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构成,“质料与形式”的结合过程,是“潜能转化为实现”的运动。为了说清楚从“潜能到实现”的因果性,亚氏又提出事物演化的“目的因”。最后,他把“目的”的最终原因归属于“第一推动者”,认为这是一种“没有质料的形式”。

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说“第一推动者”是“没有质料的形式”,是因为古希腊圣贤和中国先圣的思维模式不同。对于看不到质料的形式,亚氏无法用形式逻辑三段论找到第一推动者的存在形式。出现这一障碍的原因,是因为形式逻辑服从守恒公理,而第一推动者的质料是和物质复合一体的虚空“无”,唯有用平衡公理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形式。

中国古典哲学高明之处,就在于有一个主掌先定和谐秩序的平衡公理。有了这一认识论的公理,只要用先验的纯粹直观和纯粹概念,就可以写出所有存在者的结构形式。

因此,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一推动者”结构形式,实际就是《周易》给出的由感性灵魂控制的“地才”,知性灵魂控制的“天才”,灵性灵魂控制的“人才”组合而成的复卦模型。用这个模型作为思维工具,不仅能推导出万物的结构形式,还能推导出宇宙及其掌控者“天帝”和执行它指令的钦差大臣“以太”的结构形式。

对于这种看不到质料的形式,《道德经》第21章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这一章讲的主题,就是灵魂原子的存在形式,其质料是一种没有实体的虚空“无”。

由此可见,灵魂并非没有质料,而是由虚空谷神“无”构造;它的存在形式也很明确——“惟道是从”。把这段话译成现代语言,意思是说;虚空谷神窟窿中的“德”形态,总是依顺道本原需要随势而动;“道”作为物质的一面,是一种昏瞆不明、变化不定的实体元素。这实体元素虽然昏瞆不明、变化不定,但有看得见的形象;虽然变化不定、昏瞆不明,但有摸得着的实物。它深沉幽静地呆在虚空谷神的窟窿中,其中有一种看不见的精气;这精气是真实的,也是可以找到证据的。从当今追溯到远古,精气的名字叫“德”,永远和“道”联系在一起,不能废除。依此来观察万物的初始,就能掌握事物的演化规律。我是怎么知道万物初始状态的呢?是从虚空和物质互相依存的平衡关系得到的结论。

把老子这段话和《周易》复卦结合,亚里士多德所追寻的“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实际就是宇宙最原始本原“大道”(夷弦)对撞演化生成物的结构形式和功能。对于人性灵魂的结构形式来说,就是由感性灵魂控制的自然属性动机和知性、理性灵魂控制的社会属性动机两种对立形式组成,显示为“求生欲与求同欲”“求安欲与求成欲”“求美欲与求知欲”互补平衡关系,其形式可以用复卦进行抽象表达。

这说明,中国古代圣贤很早就知道灵魂的质料和形式。这种质料和形式,其实阿那克萨哥拉的“努斯”,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隐得莱希”是同一种东西,也就是印度佛学心经》所说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古典哲学把虚空和物质结合一起的“道”定义为“一”,把“易”定义为“太极”,于是,就可以通过内感官意识到神性存在的结构形式,然后用平衡公理就可直接推导亚氏“四因说”的因果关系。而古希腊的“努斯”“理念”“隐得来希”是独立于物质的二元论哲学假设,人的内感官无法形成纯粹直观,推导不出神性存在的结构形式。

灵魂是一种先天就有追求美好平衡需求的虚空元素,在它创造某一事件时,必定把自平衡作为第一秩序;在满足自平衡基础上,再向更美好的方向演进;老子把灵魂的这种天性总结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这是辩证思维的充足理由律,其结构形式需要用自为要素和自在要素互助休咎定律、互补平衡定律、互动损益定律进行处理。

这种自平衡运动是创生宇宙及其万物的基本动力,它的行为受“天帝”和它的“钦差大臣”以太控制;也就说,灵魂的行为受宇宙“先定的和谐”秩序控制。因此,易学是康德所追寻的先验逻辑辩证论知识体系,也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要补充,它能使辩证逻辑成为可操作的思维工具。有了这个可操作的思维工具,就可以对宇宙万物自组织演化进行理性归纳演绎,特别适用于心理学人格分析。

读者要注意的是,近代中国和日本学者引入西方哲学时,把英语词汇Philosophy译成“哲学”不是很确切。这门学说原本是思辨科学(Speculative science),是古希腊圣贤对大自然和社会现象进行理性思考的学说,后来改为Φιλοσοφία是有历史原因的。这历史原因可追溯到苏格拉底时代。据传在上古时期,希腊人战胜强大的波斯帝国后,希腊城邦进入繁荣时期,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制度日臻完善。在民主体制下,竞争主要通过辩论和演讲进行,于是就出现了一批专门传授辩论和演讲知识的教师,时人称其为“智者”(sophist),意思是有智慧的人。这些有智慧的人为了赢得个人声誉,利用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对传统观念提出挑战,成为一批专门传授功利主义思想和竞争技巧的教师爷,对思辨科学发展带来很大冲击。

苏格拉底等圣贤把这些教师爷斥为“批发或零售精神食粮的商人”。为表明思辨科学研究者与这些教师爷的区别,就把古希腊神话故事中友爱之神Philotes菲罗忒斯)作为道德楷模,把思辨科学的研究者称为Φιλοσοφία;译成英文是PhilosopherPhilo的词义是“爱”,这里的是友爱之神菲罗忒斯的慈爱品德,以此表明思辨科学是用慈爱智慧认知宇宙奥秘的学说,从而排除了功利主义教师爷对思辨科学的干扰。慈爱的智慧就是有道德的智慧,因此,英语“Philosophy”的本义应当是“道德智慧学”;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学者把它理解成“爱智慧的学说”,于是就译成了“哲学”。

中国古人把道德和智慧极高的人称圣人,把道德很高但智慧稍差的人称贤人,把道德稍差但智慧很高的人称哲人;东方圣贤的理性思考注重于宇宙道德秩序的大智慧,鄙视谋取私利的小智慧;易道学说和印度佛学就是东方圣贤思考的宇宙秩序。如果把英语词汇“philosophy”译成中文,应当译成“圣学”才符合“Philosophy”本义。东方圣学和西方道德智慧学都包括道德和智慧两部分,两者是同一类知识体系。

(待续)



[1] 玄学”相当于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这一概念取自《道德经》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有名,万物之母。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两者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玄学是神物合一的一元论,而西方哲学是神物分离的二元论。

[2] “圣学”概念从《史记•老子》借用而来,他对道家学说是这样评价的:“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这里的“”就是“圣学”。中国先秦“三易”和老子《道德经》的研究对象是虚空自然神,代表现实世界的本真,因此,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探索不用“哲学”或“科学”词汇,而用“圣 ”概念,寓意道德和智慧极高的学问。

[3] 引自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卷一•章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出版。


0

阅读 评论 收藏 转载 喜欢 打印举报/Report
  • 评论加载中,请稍候...
发评论

    发评论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新浪BLOG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4000520066 提示音后按1键(按当地市话标准计费)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