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山城之十一

    －－九龙坡（上）

    首先应该声明的是，我这篇文章标题中所指的九龙坡，并非广泛意义上的重庆市九龙坡区这一行政区划的概念，而是单指九龙坡铁路地区。它的位置，实际上仅限于九龙坡区黄桷坪及其周边。

    和大渡口当年的偏僻和背静一样，九龙坡在30多年前，同样属于重庆主城区的边缘地带。

    这里沿长江蜿蜒分布，对岸是南岸区的李家沱，自杨家坪经滩子口公路进入，街道两旁分布着重庆铁中、九龙坡铁路医院、四川美术学院等学院单位以及大量的铁路家属区，而山下，则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成渝铁路通车时拆除了原九龙坡机场，扩建而的铁路站场。最鼎盛时期，集中了约10数个铁路站段单位。

    1951年，当而立之年的爷爷率领队伍并且拖家带小由北京长途跋涉来到重庆时，最初便在这里安营扎寨。

    应该承认，之所以成渝铁路作为新中国建设的第一条铁路而永载史册，事实上原国民政府亦功不可没。线路的选择，包括路基和一些桥梁的修建，很多都是在解放以前便已完成。人民政府接管以后，在此基础上集中优势人力物力财力，全力以赴，遂得以迅速完成。

    由于除此仅有的一条线路外，当年天府之国与外界之间并无铁路可通，听老人们说，最初成渝线上的跑的机车车辆，都是在武汉码头拆卸以后装上轮船，朔川江航道而上，到达九龙坡以后卸载上岸，重新组装后投入运用。

    我其实长期都没想通这个道理，那就是为何当年铁路单位全部集中建设在黄桷坪，而单单重庆铁路分局的机关会定址在市区两路口的闹市，事实上这样的布局曾经让我感觉交通非常不便，而且十分麻烦。

    父母亲的爱情当年就从黄桷坪开始，并且有了我这个固化的结晶。

    作为受到“十年浩劫”耽搁的那代人，母亲刚上高中就遇到“文革”爆发，先是停课闹革命，而后响应伟大领袖“上山下乡”的革命号召，到农村的广阔天地锻炼了两年，接着招工返城进了铁路。

    一直以来，母亲的能力水平以及为人处事始终让我钦佩和倚重，由于写得一手好字并且能歌善舞，作为文体骨干，她很快便从青工中脱颖而出，在当了短短的8个月工人后，拥有了国家干部的身份。

    和父亲结婚时，父亲是那年月并不算吃香的知识分子，厂里的技术员，而母亲，是厂团委书记。不到两年，父亲调离，而母亲，则一直在黄桷坪工作生活了10余年。

    待到我懂事时，我们已经在黄桷坪有了套自己的两居室住房。据母亲说，那是爷爷在位多年唯一为他（她）们开的一次绿灯，因为没有住房，父亲每次回去出差或是探亲，都只能在办公室搭着板凳过夜，极不方便。后来还是爷爷破天荒的亲自出面找到某铁路站段，让他们在新建职工住房时给我父母考虑了一套，解决了安家的问题。

    对当时的我而言，黄桷坪应该是个相当遥远的地方。

     童年时我其实也并不怎么去黄桷坪。一来多数时间母亲一个人，很难有时间照料我，二来交通不便，无论是从九宫庙还是两路口，去趟黄桷坪都是件比较麻烦的事情。比如从九宫庙出发，那至少要倒两次公共汽车，折腾两个小时左右；从两路口出发则相对好些，至少有一种以上的选择，可以先坐电车到杨家坪（就是最近几天因为房屋拆迁闹得满世界都知道的那个地方），而后转乘汽车；也可以到菜园坝车站乘坐铁路专用的通勤列车往返。

    那时开通的九龙坡往返菜园坝的通勤列车，主要是为了方便居住在九龙坡地区的铁路职工以及家属往返分局机关和车站。它通常不过就是由几节棚车（俗称“闷罐车“）组成，每天定时开行。我曾随父母无数次乘坐过。

    车上没有座位，铁路职工家属们要么站立，要么席地而坐，反正运行时间也不过半小时以内。我比较有心，到现在都还记得，由九龙坡到菜园坝，一共要经过3个隧道。

    通勤列车上的人们，常常也会三五一堆的聊天吹龙门阵打发时间，重庆人生性热情耿直，相处容易，幼小的我当年就曾在车上听到过不少新闻趣闻以及生活常识。

    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吧！

    例一：当年在通勤列车上，常常听到分局机关的干部们讲清理“三种人”如何如何。年幼的我纯属懵懂，误听为“山东人”，长时间的百思不得其解，搞不明白缘何党和政府非要和山东人过不去，要将其从阶级队伍中清理出来，并且坚决打击之。

    如今不是有句“河南人招谁惹谁了？”的名言么？当初我是真真没有想通，“山东人”招谁惹谁了？

    我很紧张，因为当时我的户口原籍，就是山东武城。

    后来方才明白，车上听来的，哪里指的是清理什么“山东人”？而是指80年代初期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三种人”的重大决策部署，其目的在于清理各级领导班子残存的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以及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将残渣余孽们彻底干净的扫入历史的垃圾桶。

    例二：还是在通勤列车上，听到两个干部模样的人议论国家大事，意思大致是总设计师将华国锋主席从最高领导岗位上给撵了下来。不过几日后，我在母亲单位的阅览室中翻看《人民画报》，指着小平同志的照片大声说：就是他！把华主席给赶下台了。

    我这一嗓子不要紧，把母亲单位的同事们吓得不轻，当时那个年月，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公然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虽然我当时不过4岁。

    后来担任某站段书记的工会干事赶紧把我拽出阅览室，拉回我妈办公室，忙不迭的和我母亲一再追问，究竟是听谁造谣所致？

    实践证明，当时小平同志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同“两个凡是”进行的坚决斗争是英明而且正确的。

    还好，在受到了母亲严肃的批评教育以后，诸如我这个岁数，着实也很难再追究什么别的责任了。

    如此说来，我从幼年开始，便是很关心国家大事的。

    天下兴亡嘛。

    例三：依旧是在通勤列车上，记不清几个中年女性因何聊到了如何使用高压锅蒸饭的问题。我爸牵着我正在车上，听到其中一个半老徐娘介绍“先进经验”，那就是蒸干饭时，掺水的份量如何控制，据她大声武气的传授，水的尺度应该大致在刚刚能够淹过手背，这样蒸出来米饭，软硬度刚好。

    这招首先是被我父亲给听走了，后来照此操作，果然屡试不爽。时至今日，我在家用电饭煲蒸饭，也从不看什么水量刻度，依旧如此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