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近代的教育、文化、宗教

    （1）令德书院

    近代太原的书院除著名的晋阳书院外，还有令德书院，即令德堂，光绪十年（1884）初，由山西巡抚张之洞奏准创办，地址在太原府宝贤堂（今山西省实验中学所在地）。书院山长在全国聘请名士充任。额定生员50名，后增至70名。令德书院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书院。令德书院遵照当时的书院章程设置课程，“诸生所习，或经或史或《文选》或《皇朝经世文编》，各择其性之所近而肄业之。”“凡《说文》、《史记》、《汉书》、《通鉴》、《文选》、《古文辞》、《三通序》、各经解书、《日知录》、《困学记》、《潜邱札记》，均可随意观看。”教学方式采用自由讲学、自由辩论。光绪二十二年（1896）新任巡抚胡聘之建议改革要求“更定章程，延硕学通儒，为之教授，研究经义，以穷其理，博综史事，以观其变。由是参考时务，兼习算学，凡天文、舆地、农务、兵事，与夫一切有用之学统归格致之中，分门探讨，各臻其奥。”“才能超越，新法通明，兼达时务”的学生，“咨送总理衙门考试，以备器使。”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廷令各地书院一律改为中学、西学兼习学校。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清廷下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次年，山西大学堂中、西学斋先后开办，令德书院师生转入山西大学堂中斋专科教学，书院结束。

    除晋阳书院和令德书院外，太原比较有名的书院还有崇修书院、晋泉书院等。崇修书院是同治四年（1865）由山西巡抚英桂批准太原府知府李崇蟠的申请后设置的。院址在崇善寺附近，经费由省藩库拨款。晋泉书院的前身是道光五年（1825）太原县官绅捐银所办，后改为桐封书院。书院毕竟是封建旧式教育，最终被新式学堂所取代。

    （2）新式学堂的设置

    山西大学堂与山西陆军学堂。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山西巡抚岑春煊致电在上海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来山西办理教案善后事宜。李提摩太草拟的《办理山西教案章程》，首次提出使用赔款在太原办一座中西大学堂的主张，双方对此进行多次商谈。光绪二十八年（1902）初，岑春煊准备在原令德堂的基础上创办山西大学堂。4月，李提摩太再次到太原，建议将山西大学堂与中西大学堂合并办理。经反复交涉，6月订立合同23条，规定将中西大学堂并入山西大学堂，改为西学专斋；原山西大学堂改为中学专斋。任沈敦和为大学堂督办，谷如墉为中斋总理，李提摩太为西斋总理。山西大学堂成立之初，中、西斋分校设教，中斋设在文瀛贡院（今太原儿童公园以南），西斋则借皇华馆学台衙门西院的皇华别墅作为临时校址。光绪三十年（1904），中西两斋迁入侯家巷新校址（今太原师范学院北校区）。

    山西大学堂开办初期，中学专斋沿用令德堂的模式教学，课程分经、史、政、艺四科。上课不分班次，也无特定时间，考试每月初八举行，成绩优异者按等级发给奖金。学生仍以“科甲为荣”，偏重于经史学习。光绪三十年（1904），新任山西学政宝熙对学堂进行整顿，将高等科进行分类，第一类以文为主，第二类以理为主，原课程除经学外，其他一律取消，增设外文、数学、理化、博物、音乐、体操等课程。

    西学专斋教学仿照英国学制，初设预科，后增设文学、法律、格致、工程和医学五科。课程内容较充实，设有文学、物理、工学、矿学、化学、格致、数学、法律、英文、图画、博物等。授课多由外国教习讲解，中国教习翻译。毕业考试仍然照科举形式，分别给考试合格者授贡生、举人、进士出身。

    宣统三年（1911），李提摩太交还西斋，并向山西巡抚丁宝铨辞职。山西大学堂的创立，开创了山西教育的新纪元，为山西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光绪二十四年（1898）9月，山西巡抚胡聘之奏请设山西武备学堂，变法失败后停办。光绪二十八年（1902）山西武备学堂恢复，以培养下级军官为主，学制三年。课程以军事知识为主，并分为英文、德文两部。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设山西陆军小学堂，原在校生大部分转入山西大学堂和农林学堂。

    各类新式专门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山西巡抚岑春煊奏请设农林学堂，校址在太原上马街汉山书院（今进山中学），候补道张毅为督办，并聘日本农、林教师各一名，为高等顾问兼教习，招收林科学生一班，于11月21日开学上课。这是我国最早设立的农林专门学校。光绪三十三年（1907），改名山西高等农林学堂，开设高等农林本科，还设有农业试验场和苗圃。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创办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校址在太原上马街（今太原七中），分中医和西医两科，辛亥革命后停办。

    光绪三十三年（1907）6月，山西法政学堂创办，校址在太原上官巷课吏馆学署旧址（今省公安厅）。初设简易科和预科，学制一年。次年，改简易科为讲习科，学制一年半。宣统元年（1909），又改设本科和预科，学制三年。

    此外，还有光绪三十年（1904）创建的山西警务学堂。后来此学堂几易其名，先后改为山西高等警务学堂，山西警察专门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还在太原成立了山西师范学堂，次年改名为山西两级师范学堂。

    中等和初等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颁发兴学诏书，不久，又颁布《中学堂章程》。据此太原开始创办中等和初等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太原崇修书院改为太原府中学堂，是官立学堂，教学设施完善，学生成绩突出，教师大多是山西大学堂毕业生。初等教育的创办和改造，多系各地村镇筹办，水平参差不齐。太原的小学堂有山西师范学堂附属小学堂和太原两等模范小学堂等，在教师质量、教学设备、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都比旧的私塾有所进步。此外，太原还出现了女子学堂，宣统元年（1909），孟步云在太原创办女子速成师范学堂。

    （3）太原的方志编纂学

    乾隆年间，《大清一统志》修成，带动了方志的编纂。同光间太原又设修志局，编纂了一些地方志书，如道光《阳曲县志》、光绪《清源县志》、《徐沟县志》、《太原县志》、《阳曲县志》，私人修志者有晋祠赤桥村人刘大鹏的《晋祠志》等。

    刘大鹏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京会试，落第归乡，从事著述，著有《晋祠志》、《晋水志》、《明仙峪志》、《柳子峪志》、《汾水河渠志》等。《晋祠志》共40卷，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撰成，内容涉及祠宇、亭榭、山水、古迹、金石、乡校、人物、文艺、植物、故事、杂篇等方面，汇集历代有关晋祠的文献，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4）新闻出版

    清朝末年，太原的新闻出版事业也得到相应发展。光绪二十八年（1902），太原出版发行全省最早的报刊《晋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王用宾、郭象升、梁硕光等人创办了《晋学报》，这是革命党人最早出版的报刊。后来更名为《晋阳白话报》，该报以言论激进而著称。宣统三年（1911）前后，太原又办起《并州日报》、《山西民报》等报刊。《并州日报》由归国留日学生张起凤任馆长，总主笔由越南革命志士阮尚贤担任。此外，还有《第一晋话报》、《并州官报》刊行。1912年太原还创立了全省第一个公立图书馆。

    （5）戏剧

    同治间，晋南蒲州梆子与晋中一带的秧歌相结合，形成太原梆子。太原梆子又称中路梆子，现称晋剧。由于唱腔吸收了当地民歌和地方小戏的唱法，地方色彩极为浓厚，受到太原百姓的欢迎。所以太原梆子出现后，发展较快，后来在陕西、内蒙古、河北等地也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成为有生命力的地方剧种。

    （6）外来宗教与西方文化的传播

    外来宗教包括天主教、新教等，为各教派的泛称。当时在太原地区传播的主要是天主教和新教。

    明崇祯八年（1635），天主教士金尼格在太原建堂，为太原第一任本堂神父，开始在太原传教发展教徒。到清雍正间，清廷禁止外国人传教，此后百余年太原天主教徒的活动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法《黄浦条约》签订，清廷被迫弛禁。道光二十六年（1846）道光帝下令，不许查禁天主教，各地将康熙间所建天主教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外，其余一律还给教徒。从此传教士大批来华，深入各地，建立教堂。同治九年（1870），意大利方济格会教士江类思担任太原主教。在他任职的第三年（1872），在太原大北门街东三道巷建立天主教堂。光绪十六年（1890），意大利方济格会教士艾士杰担任太原主教期间，天主教传布到了山西的大部分州县。当时山西划分为南、北两教区。太原属于北教区（也叫太原教区），这一时期太原修建了许多教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太原洞儿沟教堂、清源六合村教堂和梁泉道教堂、阳曲板寺山圣母堂等，仅太原一县所属教堂就有60余座。天主教为扩大影响，兴办一些文化慈善事业，如办学校、医院、孤儿院、孤老院等等。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太原修女院南院创办保赤会，专收被弃女婴和无人养育的女孩，兼收一些无人赡养的老妇。同年，北教区主教凤朝瑞在太原创办若瑟医院。该院经费由教区拔给，设门诊、住院二部，分内科、外科、妇科、眼科。若瑟医院由于医术较高，服务较好，在当时社会各界颇负盛名。

    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远比天主教要晚。当时在太原活动的主要有英国的浸礼会、内地会、自立会和美国所属的公理会等。为了推进传播，除巡回布道、散卖圣书外，该教教会在太原也兴办了一些社会慈善事业，如赈济、慈幼、医疗、教育等事业。在慈幼方面：光绪四年（1878）浸礼会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在山西赈灾时，在太原城内设立男女孤儿院各一所。同年，英国浸礼会在太原东夹巷办孤儿院。

    光绪六年（1880）英国内地会哈罗德·斯科菲尔德医生在太原开办了最早的教会医院。光绪二十九年（1903），浸礼会重新修复太原东夹巷耶稣施医院。其后，随着医务活动的扩展，又分设耶稣男施医院和女施医院，对传播西方医学，建立现代医院制度和医学教育有一定的作用。

6．义和团运动

    随着西教在太原的传播，一方面通过传教士传播一些欧美自然科学诸如西方天文、历法、地理、医学等知识，但另一方面，外国传教士则利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步把宗教作为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他们往往勾结官府，横行乡里，鱼肉人民，致使各类教案屡的发生，到19世纪末，这种民教矛盾已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光绪九年（1883），山西巡抚张之洞在太原特设教案局，专门用来处理频繁发生的民教矛盾。张之洞在奏折中称，教徒“恃其护符，无理生衅。该教包揽袒庇，动辄向巡抚衙门投递信函，时来一扰，教堂日横，民怨日深。”（《晋政辑要》卷23）尖锐的民教矛盾，以及山东、直隶义和团的影响，最终导致太原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义和团从榆次进入太原，首先在太原县（今晋源区）和徐沟县（今清徐县）发展。太原县义和团分南城角村、小店镇、北格镇三大中心：南城角村义和团，由号称“三教师”的胡兴元领导。胡兴元为本村人氏，自幼家贫，以推车卖煤为生。在他的领导下，古寨、索村、草寨、固驿、姚村、邵村等处义和团云集南城角，共有团民五六百人。他们以南城角二郎庙为集合地点，各树旗帜，上书“扶清灭洋”，口号是“毋贪财，毋好色，灭洋人，杀贪官”。小店义和团首领有两人，一人名叫郭七子，号称“老寿星”，另一名号称“周仓”。他们以本镇宝莲寺为练拳场地。附近各村义和团纷纷归附，共有团民三四百人，“声势汹汹，望之可畏”。北格镇义和团首领号称“关老爷”，以本镇关帝庙为集合地点，日夜练拳，团民四、五百人。

    徐沟县清源乡义和团活动势力最大。其首领名叫马秃子，号称“三老爷”，下属团民达数千人之多。他们分别以队、哨为单位，队前打“替天行道”“扶清灭洋”两面红旗。马秃子曾率团民前往太原县南城角与胡兴元会合，沿途旌旗飘扬，浩浩荡荡。

    太原各地义和团蓬勃发展之际，山西巡抚毓贤执行西太后的指令，对外“宣战”，支持义和团杀洋人，焚教堂。六月十三日（7月9日），毓贤亲率兵丁，将拘禁的山西主教艾士杰等41名外国人、17名中国教徒以及由寿阳县押送省城的英国牧师毕翰道一家7口，由天平巷押至巡抚衙门，在抚署西辕门就地正法。行刊时，观者如云，群情激愤。当晚，愤怒的义和团将山西主教所住的大北门教堂放火烧毁。六月十五日（7月11日），毓贤下令招谕次义和团“大师兄”姜晋华率队进入省城，他们在柳巷、西肖墙、天平巷、大北门等处设坛练拳，招兵买马。一时间，太原城内义和团迅速增多，街头巷尾到处是手执利刃，头戴红巾的义和团战士。六月十六日（7月12日），毓贤又派兵会同城内义和团，杀死教徒李泽华等39人。城内大街小巷到处传抄传唱着“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天无雨，地焦干，只因鬼子止住天”的揭帖歌谣。

    与此同时，太原周围各县的义和团也掀起了大规模行动。六月十二日（7月8日），太原县南城角村义和团在三教师率领下，联合风峪沟黄冶村的红灯照和小店镇的义和团向太原县城进发。太原县令何宗逊十分恐惧，亲率绅耆吏役出县城北门迎接，将义和团迎入县衙。三教师昂然高坐大堂，指官斥骂，义和团战士佩剑执刀站立两旁。老寿星“怒唾官司面，呼为民贼”。县衙官吏个个惊恐万状，堂下参谒。义和团向周围各村教堂发起攻击。七月初十日（8月4日），南城角村及周围各村义和团在晋祠集中，围攻王郭村教堂，杀死教徒百余人，将教堂焚毁。七月十五日（8月9日），又在晋祠集合，将古城营教堂付之一炬。七月二十二日（8月16日），义和团再聚晋祠，东渡汾河向柳林庄教堂进攻，传教士及教徒预先得知消息，仓惶逃往洞儿沟教堂，义和团遂将柳林庄、星解村两教堂放火烧毁。

    进攻三贤村教堂的战斗最为激烈。六月二十三日（7月19日），北格镇义和团在首领关老爷的带领下，向三贤村教堂发起进攻。三贤村教堂构筑坚固，宁备甚严，附近各村教徒多避难于此，传教士带领教徒凭借洋枪进行抵抗。激战三日，终于攻克教堂，将其焚烧，杀死传教士及教徒百余人。

    七月二十日（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西太后挟光绪帝仓惶逃离皇宫，由大同南下太原。途中西太后改变了对义和团的态度，下令各地剿杀义和团。

    八月一日（8月25日），清源义和团围攻梁泉道教堂。梁泉道教堂和太原县洞儿沟教堂是太原外国传教士的最后据点。两教堂相距很近，互为倚角。由于教堂洋枪洋炮火力很凶，义和团久攻未下，死伤甚众。太原知府许涵度派兵及太原义和团一部共约数百人前往支援。西太后剿杀义和团的上谕传到省城后，代理山西巡抚李廷箫速令许涵度撤兵。围攻教堂的义和团士气瓦解，纷纷走散。

    与此同时，官府开始镇压义和团。太原知府明令禁止义和团持械上街。徐沟知县则派出兵丁追杀云集清源的义和团。新任太原知县顾光照接到剿杀命令后，立即派兵逮捕了南城角村义和团首领三教师和张明义，三教师被打得遍体鳞伤，仍大义凛然，说“诛杀教民系上天所使”，“欲问其详，盍问其天”！后从容就义，被悬首于太原县西关。在统冶者的血腥屠杀之下，太原义和团运动终于被镇压。

    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给帝国主义和清政府以沉重打击。

7．争矿运动

    山西有着丰富的地下资源，煤炭储量居世界前列，西方列强为了达到霸占山西资源的目的，通过清朝官僚刘鹗（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组成晋丰公司，在山西巡抚胡聘之的支持下，取得了山西煤铁矿的开采权。光绪二十三年（1897）底，胡聘之在刘鹗等人的唆使下，批准刘鹗以晋丰公司的名义向外国银行借款1000万两，与意商共同开发孟县、平定、潞安、泽州等属地矿产。刘鹗同意大利商人罗沙第主持的英国福公司签订《请办晋省矿务借款合同》和《请办晋省矿务章程》。山西矿权实质上完全出卖给了福公司。消息传出，在京的山西籍官员纷纷上书光绪帝，要求取消合同条约。清廷迫于舆论压力，下令将刘鹗革职，取消其签订的合同，并将山西路矿的对外交涉权收归政府总理衙门。然而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二日（1898年5月21日），清廷授意山西商务局代表曹中裕与福公司代表罗沙第在总理衙门订立《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19条，将山西的路矿再次出卖给了福公司。不久，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哲麦森取代罗沙第成为福公司的总经理。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太铁路通车，哲麦森派人到平定勘测矿产，征购土地，强行封闭当地煤窑。当地群众无比愤慨，消息传来，太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争矿运动。

    争矿运动首先由太原的大中学堂学生发起，工商官绅各界人士纷纷响应。学生是这场运动的先锋。山西大学堂的爱国学生纷纷罢课抗议，召开会议，发表宣言，要求收回矿权。太原各校学生数千人前往海子边示威，游行队伍冲进商务局，学生们重申收回矿权的正义要求。随后，游行队伍又转往巡抚衙门请愿，山西巡抚张人骏答应奏请朝廷，力争收回山西矿权。

    争矿斗争的消息传到日本，山西籍留日学生在中国同盟会的领导下，以山西同乡会的名义，在东京召开了声援大会，同盟会员王用宾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景定成写文章发表在同盟会会刊《民报》上。这时发生了阳高学生李培仁投海自尽事件，这一事件一经渲染，群情激愤，特别是王用宾代拟的《蹈海绝命书》中“我魂已逝而心尚未冷也，我目未瞑而口尚欲言也”，“山西人未全死，决不令外族侵我尺寸土！”等语，令人泪下。随后留日学生派王用宾等为代表，护送李培仁遗体回国，在太原海子边召开追悼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数千人。《晋阳公报》为之发表慷慨激昂的檄文，号召各界团结起来，为争回矿权斗争到底。民族资产阶级也投入到斗争行列，他们选举代表赴京请愿，斗争范围迅速扩大。

    在全省爱国志士的强大压力之下，清廷与英国福公司被迫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908年1月24日）签订了《赎回开矿制铁转运合同》12条。双方协定由商民集资275万两白银，将福公司在山西的矿权赎回，清廷同时下谕“对前山西巡抚胡聘之及其属道员贾景仁、知府刘鹗严加斥责并于革职，永不叙用，以儆效尤”。

    在争矿运动斗争中，山西商人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春创办了“山西省保晋矿务有限公司”，公推祁县富商渠本翘为总经理，总部设在太原海子边街，在大同、寿阳、晋城、石家庄、保定、北京等处设立分公司和分销处。并在全省范围内筹集股金，规定“本公司唯收华股，不收洋股”，后由渠本翘出面向晋中各票号借款100余万两，交付福公司，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成了全省最大的煤铁工业企业。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太原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辛亥革命时期，它是全国举义较早的城市之一。中国共产党最早党员之一高君宇在太原创建了全省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和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民国时期，太原是阎锡山主政山西的中心。为了巩固统治，力求自存，阎氏创建了以军火工业为主的近现代工矿业，修建简易机场和南、北同蒲铁路，经济建设得到发展。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对太原进行疯狂掠夺，各项事业呈现停滞和衰萎。阎锡山回到太原后，追随蒋介石发动内战，太原社会经济再遭摧残。1949年，阎氏统治被推翻，太原历史揭开了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