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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邮市场的发展脉络(先睹堂主)

(2014-05-20 08: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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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邮卡天地

  一、集邮活动需要集邮收藏品交易市场


  集邮是一项有益的社会文化活动,集邮市场是以买卖邮票和其它集邮收藏品(下称邮品)为主的交易市场。


  集邮既是一项以邮品为收集、整理、鉴赏、研究对象的世界性文化活动,也是一项以个人收藏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消费。集邮爱好由个人兴趣出发,集邮的基本活动形式就是购买邮票,妥善保存,形成收藏。邮票是邮资凭证,又是特殊商品,长期以来被公认为“国家发行的有价票证”,过了发行期后,不容许添印,因为集邮的需求,具有保值、增值的功能。集邮者在兴趣减退之后,或者急需用钱之时,都可出让邮票。邮品需要通过买卖进行交易,因为邮票具有波动的行情,只要经营有方,买卖邮票也可获得利润,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以钱易物的集邮市场就应运而生。


  邮票是国家邮政管理部门发行的邮资凭证,在我们国家,邮政实现政企分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2009年)第42条,“普通邮票发行数量由邮政企业按照市场需要确定,报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备案;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发行计划由邮政企业根据市场需要提出,报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审定。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负责纪念邮票的选题和图案审查。邮政管理部门依法对邮票的印制、销售实施监督。”因此,中国邮票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发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经营邮政业务中,与邮票有关的共有“邮件投递” 和“邮票发行以及集邮品制作、销售”两项。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下设专门经营集邮业务的中国集邮总公司。


  有需要,就会有服务;有商品,就会有买卖;要交易,就会形成市场。在中国,集邮市场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一级市场是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经营的邮票发行和集邮品销售市场;二级市场是由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的自由市场,或称民间集邮市场,目前以民营经济成分为主。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下属中国总公司从事的集邮品制作、销售是以邮票为主要材料的继续生产和增值销售,也应属于二级市场。


  民间集邮市场主要由私商组成,有的单设门店,有的在集市中设包房、摊位,有的个体经营,有的集资合作,有的挂靠其他公司,有的兼营其他业务,甚至有的在实际上依托邮政企业,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二、拨乱反正促使中国集邮市场重生


  中国最早的邮商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50年代中期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原来个体经营的邮商仍以“摊商”或开设“公私合营”店铺的形式存在,接受中国邮票公司各地分公司管理,在“文化大革命”中,邮票公司停业,合营邮商也全部歇业。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集邮活动复苏,中国邮票公司恢复国内业务,80年代初,《集邮》杂志复刊,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及各省区市集邮协会相继成立,集邮爱好者热情高涨,可是,国营邮票公司只售近年新邮,私营邮商早已人老货尽,而且当时还没有允许私人经营集邮业务的政策,于是集邮爱好者只能自发地进行邮票交换,从而在大中型城市开始萌生集邮市场的雏形。因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相同,无论是北京、上海,或是广州、成都,几乎都产生了同样的现象和过程,集邮爱好者在邮票公司附近的街头巷尾交换余缺,以票换票,进而人群越聚越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以钱换票的交易,形成集市。在当时,这样的集市被视为非法谋利、投机倒把,受舆论谴责,令工商、公安等部门不安,不久,集市被查禁,集邮者被训诫,邮册被没收,人群被驱散。

  此后,广大集邮爱好者呼吁开放邮票市场,各地集邮协会顺应会员要求,努力同有关部门协商,在社会各界支持下,有组织、有管理的邮票交换活动在文化宫、俱乐部等公共场所定期举行,有的需要凭邮协会员证进入。例如上海市集邮协会在共青团上海市委的支持下,免费借用设在原大世界游乐场的青年宫为场地,每星期日开办邮票交换活动。接着,1983年1月,上海市卢湾区职工集邮协会在区工人俱乐部开设集邮交换室。同年,集邮者又自发地在太原路附近的肇嘉浜路街心绿地聚成集市,称为“太原路邮市”,后来与北京的月坛邮市、广州的人民公园邮市、成都的冻青树邮市被合称为全国“四大邮市”。


  20世纪80年代中期,购买新邮的队伍高度膨胀,新邮货源供应紧缺,预订新邮需要“办证”,买卖邮票有利可图,其时适逢银行利率下降等因素,广大市民试图购邮增值,纷纷涌入邮市。1988年5月22日,由北京市西城区集邮协会开办的月坛邮市,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正式挂牌,合法经营集邮业务。1988年10月,由上海市徐汇区集邮协会的挂靠单位徐汇区文化馆牵头,会同有关单位正式挂牌开办太原路邮市,入场须购门票,每天开放。


  三、新邮炒作导致集邮市场扩大和增生


  随着集邮活动的普及,以及市民购邮保值的需求量激增,邮票发行量节节攀升。例如,1981年的生肖邮票《辛酉年》计划发行量为931.16万枚,四年之后,1985年的《乙丑年》就达到了9555.26万枚,增加十倍以上。


  由于各级邮政企业在新邮发行中利润可观,在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驱动下,违规经营的手法层出不穷,尽管相关管理部门一再严格查处,但在集邮市场上表现出抑制不住的新邮炒作。炒作的物质基础是资金和货源,两者不可缺一,普通集邮者无法在预订外获得多量新邮,在市场上却整包整盒地在流通。


  1991年发生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第一次出现在1985年)“邮市疯潮”。当时,银行利率下调,股市收益迷惘,新邮却立竿见影地暴涨,例如,当年发行的“和平解放西藏”小型张,面值2元,虽然发行量已达883.6万枚,整盒的市场价从350元炒到700元、850元;三年前发行的“三国”(一)小型张,面值3元,其整盒价在一周内就从850元暴涨到1500元。邮市行情的暴涨由新邮炒作引发,暴涨造成大量的人流和资金涌向邮市。炒作纯属投机,参与其中的邮商或市民则落得“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结局,这样的节目在邮市反复上演。


  平时只有二三百人进入的月坛邮市,在疯潮中每天涌进数千人甚至上万人,由于治安、卫生等事故,导致于1991年11月10日起的暂时关闭整顿。在上海,原来蜗居在工人俱乐部一个活动室内的卢湾区邮协交换室则在1991年8月迁入了卢湾区工人体育场,称为“卢工集邮品交换市场”。


  新邮炒作引发邮票暴涨、公司惜售,暴涨之后却造成跌破面值、调整发行量。因为没有解决根本的弊端,时隔五年,“邮市疯潮”再次来袭。1996年下半年起,“桂花无齿”“宝鼎无齿”等品种的价格增幅刺激着人们争购新邮,面值5元的《上海浦东》小型张最高曾被炒到65元。1997年上半年,邮市炒作达到高潮,北京月坛邮市门票每人5元,每天入场在1万人以上,周末可达1.3万人;上海卢工邮市门票每人2元(高峰时调升至10元),进入2万人后停止售票。室内摩肩接踵,附近客房爆满,门前则外地牌照的邮政车辆穿流不息。炒作者寄极大希望于7月1日发行的《香港回归祖国》金箔小型张,面值50元,集邮公司售价120元,发行前的“期货价”240元,发行后炒到300元以上,期待年底会到1000元……不料,事与愿违,300元成为一个拐点,这枚“年度最佳邮票”竟一路下滑,直至跌破面值,最低价仅17元(现约55元)。炒作者、投资者被深深套牢,就此邮市一蹶不振,有的品种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套。

  然而,邮市在此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97年6月8日,在北京市邮协、西城区政府的支持下,月坛邮市迁至黄寺大街的马甸福尼市场,营业面积达1.3万平方米,设柜130余个、售货棚400个。1996年秋,上海卢工邮市经过场地改建,面貌焕然,重新开张,不仅设有视频监控,,而且首创了工商、公安、税务进驻联合办公的管理模式;1997年2月22日,太原路邮市告别室外,迁入云洲商厦;同年,在闸北、南市、杨浦、虹口、静安、普陀、浦东新区等区都有大型的邮币卡市场通过审批,揭幕招商,大都规模较大,得到本区行政部门的支持,策划者大致误以为“邮市同股市”,会有大量寻常老百姓参与,有的甚至搞起了“无实物交易”的试验,一时上也受到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可是,依靠炒作形成的“疯潮”终究只能昙花一现,之后就是行情的低谷,新邮价格狂泻,投资者、投机者统统远离邮市,因此,除了卢工邮市、云洲邮市和老城隍庙邮币卡市场还有邮商蹲守外,几乎所有新开张的邮市,在一二年内,全都偃旗息鼓。

 

  纵座标为11年内28种小型张的发行量(万张),横座标下为发行日期(共有28个品种,但日期只间隔表示14种)


  小型张发行量变化(1979—1989)


  上图为1979——1989年小型张发行量的变化,也能说明“疯涨”之后的行情陷入深谷的规律。因为新邮供不应求,1985年《熊猫》小型张发行量高达1266.83万张,在此情况下,炒作失败,市场需求量随即锐减,大宗交易必然萧条,新邮跌破面值,不得不削减发行量。


  四、风浪之后形成集邮市场相对稳定的格局


  “疯潮”过后,购邮保值的市民退出邮市,广大集邮爱好者继续预订新邮,在邮政企业集邮公司加强管理的措施下,以实名制登记的新邮预订户可能有所减少,但因开放了全张票预订,集邮者对新邮的总需求量似乎并无显著的衰减。资深集邮者则依然故我,投入的新邮消费保持正常水平。


  部分国企“三产”或集邮协会挂靠单位(如文化宫)开设的邮社实际上由本单位的集邮爱好者在经营,先后转制成为民企,原来的企业职工分别变成了老板和伙计。他们大都已相对年老,在原单位已列入了“下岗”或“待退”的名单,混迹邮市,也不失为一个发挥余热的去处。


  在邮市设柜、设包房的邮商,各有走向。资深邮商继续经营;大宗邮品经营者可以在打折票的买卖中,在接受投机者“割肉”的抛售中,赚取利润(下表为2010年时,2007—2009年邮票在市场打折销售的数据);投资者、投机者以及在此损失惨重的失意者固已远离邮市,但也有人留了下来,有的在等待时机,试图东山再起,有的是邮政企业的“地下”出货渠道,凭借“优势”仍可一博。


  2007—2009年打折邮票的套数和折扣率(2010年统计)


  发行年份 套数 另有小型张数 打折套数 打折小型张数 面值 合计市场最低价合计(折扣率)2009年7月市价(折扣率)
  2007    32套     2枚         29套      0枚     123.70元    83.90元(67.9%)    98.30元(79.4%)
  2008    28套     3枚         27套      2枚     105.00元    65.05元(62.0%)    69.79元(66.5%)
  2009    31套     3枚         28套      3枚     128.80元    87.12元(66.7%)    94.34元(75.0%)

 

  1997年之后,也有新设的集邮市场。在北京,就有方寸斋邮市(2000年7月开业)、马连道邮币卡市场(2002年1月)、北京西站文化邮币卡市场(2003年12月)、爱家国际收藏品交流市场(2004年2月)、德胜国际文化交流中心(2006年10月);在上海,则有聚奇城(2010年开业)等综合性收藏品交易市场。


  以上海为例,当前二级集邮市场的存在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邮政公司下属的集邮公司:除办理新邮预计外,主要的业务是制作和销售集邮品,但其主要客户已经不是集邮群体。因为绝大部分对集邮收藏有进一步需求的爱好者,不满足于购买新发行邮票,而且一般都不需要购买批量生产的集邮制作品,因为这些集邮品的文化价值和收藏难度同它们的销售价格不相匹配,而且不能体现集邮研究的水平,历来不被国际集邮联合会制订的邮展评审规则所接受。

  由于集邮属于高雅文化的社会声誉,以及媒体对珍邮价格的片面渲染,集邮品被人们作为礼品、纪念品接受,多为大型企业、社会团体批量购用,在财务开支紧缩的影响下,此项业务前途可畏。


  这些礼品册、纪念册的载体,在大宗邮品交易市场被作为废纸处理,每天都有可观的数量。


  2.专业邮商:由于集邮者的收藏和研究对象门类繁杂,世界上有二三百个国家和地区在发行邮票,集邮者需要其中的某些品种,又非全部品种。不只是邮票,还有各类其它邮资票品。不只是新邮票,还有用过的旧邮票和盖销的旧邮票。这些邮票的存在形态不同(有的带边、带角、带厂名铭、带数字铭、带附票、带过桥、带色标,等等),品相不同(有的短齿、有的斑点、有的失去光泽、有的背胶缺损、有的齿尖变钝,等等),作为商品,它们的价格也随之不同,而且消费者对它们的需求迫切性又随着多种因素变化着,这些指标无法量化。对于需求量、成交量都不太大的外国新邮而言,都是“特殊品种”。何况还有各类“个性化”极强的实寄邮品。对于这些“特殊品种”,邮政企业集邮公司不愿经营、不屑经营也无能经营,可是,民营邮商却来者不拒,而且逐渐形成了专门化,有人专营外国票,有人专营普通邮票,有人专营实寄封,有人专营明信片,有人专营税票,有人专营集邮书报,有人专营集邮用品,也有人开发、制作集邮品,等等,而且分国分期。这些经营者对于他们从事的经营对象,基本上都是专家,不仅是买卖的专家,而且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能为买家和卖家提供良好的服务。说是专业经营,实际上又都是综合经营,什么赚钱就做什么,他们灵活多变,适应性很强。邮政企业集邮公司不可能培养或聘用这类专家,也不可能提供这样的专业服务。


  此类邮商,大都是集邮者下海,有的还家学渊源、子承父业,基本上都是个体经营,有的设门店,有单独开设,或合伙开设,或在集市内设包房,有的不设门店,专事通信交易,近年更在网上洽谈、上门服务,他们大都注重信誉,在集邮界交游广阔,熟悉行情,了解部分固定客户的需求,经常为客户“量身定制”寻觅特殊品种,收取双方佣金,而且已非旧邮商的简单“新版”,有的在业邮后再入大学深造,为的就是在要这个行业中大献身手。


  此类邮商,在云洲商厦相对较为集中。


  3.大宗邮品交易商:专营新邮批量购销的邮商,在上海卢工邮市较为集中。他们现在也已形成专业性分工,比如有的专营生肖票,有的专营封片,有的专营跌价票,等等,而且多数还兼营收藏性钱币。


  每次新邮发行,他们都有动作,确定收购价和销售价,忽上忽下,形成集邮专业报刊“邮市行情”栏的“消息源”。


  由于新邮预订供应中发生违规行为,造成新邮炒作的投机经营。或者反过来说,由于投机炒作的需要,某些邮商利用新邮预订供应中的漏洞,破坏邮政企业的规定,套购大量新邮,扰乱集邮市场的正常秩序,长期以来,形成一个依赖新邮炒作生存的群体,他们甚至成为某些大型集邮市场的主体,由于交易量巨大,吸引媒体视线,社会影响较大,以致败坏集邮的社会声誉,虽然长期以来为集邮人士所不齿,但面对管理部门的作为乏力,只能徒叹无可奈何。


  例如,去年暴露的一个曹诚龙案,很能说明问题。原来,除了邮政企业以预订方式向集邮爱好者按面值价格供应新邮外,活跃在市场上的邮商们更以低于面值的价格以“卖期货”的方式大量供应新邮。2012年11月7日,曹诚龙在网上发布的2013年新邮预订帖称“今年是本人在网上敞开预订新邮9周年!” “预定2013年年票,预交150元/套,年底按国家统一发行价打75折结算,包括赠送版!”这样的交易存续了九年,就在第十年间,因为经营者资金链断缺,未能按期交货,引发退款风波,据不完全统计,涉及预付金额在500万元以上。


  在全国范围内,这样的新邮预订供应商不止一家。他们的邮票来自何处?他们的存在,他们的作为已经存续了好长时间,他们养活了多少人?在邮政企业内外,多少人赖以赢利?


  如果断缺了新邮违规流出的渠道,大宗邮品交易市场上的大部分邮商将成为无水之鱼,他们靠什么支撑门面,靠什么谋取利润?换句话说,这样的市场也将不存在了。


  4.拍卖公司:国内当前经营邮品资格最老的拍卖商是设在北京的中国嘉德(1996年起),但邮品拍卖的份额在公司内相对较小。在北京,另有一家诚轩(2004年起),也经营邮品拍卖。而早年的中邮大地已经停歇,太平洋、华辰等则不再拍卖邮品。


  在上海,当前经营邮品资格最老的是上海拍卖行(1997年起),泓盛拍卖(2006年起)则以拍卖油画和现代艺术品为主,但每场邮品成交金额已居上海之首,它同赵涌在线是同一董事长的两家公司。另有华宇拍卖(2012年起),策动者是原来活跃在香港、台湾的邮商;东方国拍(2013年起)的邮品部分由上海拍卖行原邮品部经理担纲;禾缘、朵云轩也在近年内开始兼营线上线下拍卖或增加邮品拍卖业务,但相对成交总金额较低。


  此外,在深圳、香港进行的邮品拍卖也是国内客户经常交易的场合。


  线下邮品拍卖基本为每家每年组织春、秋两次,每次成交金额大都在1000万元以上,由资深邮商为部门经理,他们的信誉、邮识、人脉都强,通常在全世界华人集邮圈内信息灵通,交往密切。


  5.网上交易:为近十余年内新兴的交易方式,注册的集邮客户估计不少于10万人,资深集邮者、邮商、普通集邮者都会上网交易,但老年集邮者一般对此敬而远之。


  国内集邮者在eBay、淘宝购买邮品最为普遍,而专门经营邮品交易的网站在近年内也已风起云涌,交易方式有销售、寄售、竞价拍卖等,其中以总部设在上海的赵涌在线(2000年起网上交易,此前设店经营)交易量为最大。

  2013年起,又有南京文交所推出一种“邮票电子库交易”,拟将部分指定品种的邮票作为筹码,存入其库房,模仿股市形式,每日开盘,挂牌示价,吸引投资者参与,随时吞吐,实现无纸化交易。其实绩尚无报告,但跟进者已大有人在。炒邮者乘机起哄,猜测什么品种会被选为筹码,已在哄抬它们的行情。
  

       结 语


  集邮市场应属文化收藏品市场的一个分支,但因其热门商品为国家新发行品种,因此同现代钱币具有相似的特殊性。因为收藏品需要经过岁月沉淀才会实现其价值跃升,而市场的急功近利便转而对新发行品种进行非理性的炒作,尤其在一度的“疯涨”浪潮中,会刺激过多的游资入市,造成虚假繁荣,盲目扩大邮市。邮品投资者在泅水中学会了游泳,经过三次潮涨潮落,已经清醒,但场外的广大中青年还没有经验,他们的余资还须流入收藏市场,作为管理部门需要鉴往知来,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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