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是要死的——说说08年我无法忘记的六个逝者
(2009-01-12 15: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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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文化 |
分类: 扯淡 |
题引: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岑范:
名门之后。清朝名将岑毓英的曾侄孙,清末两广总督、“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总裁主席、国民党创始人之一岑春煊的侄孙。
才华横溢。他执导的越剧电影《红楼梦》,一度轰动海内外,上映时,人们的月平均工资大约为36元,但依然有无数观众愿意走进电影院,甚至是连看七八遍乃至十几遍,当年全国有36家电影院24小时连续放映这部影片,4年内,全国各地的票房总收入达到2亿多元,被誉为“最神奇的票房大片”、“越剧历史上难以跨越的里程碑之作”;他执导的《阿Q正传》曾经代表中国电影界第一次参加法国戛纳电影节,他也因此成为让戛纳电影节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的中国人。
情路坎坷。26岁那年,他遇到了17岁的夏梦,就是那个后来被香港影迷称为“惟一可与奥黛丽·赫本相比拟的女明星”、金庸说“西施怎样美丽,谁也没见过,我想她应该像夏梦才名不虚传”的女孩,但造化弄人,这对本该是天作之合的情侣却因为种种因缘终究有缘无份,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岑范,后来因为难以接受别的女性取代心中那个永远年轻美丽善良聪明的夏梦,一辈子孑然一身,直到渺渺西归。
阿兰·罗伯-格里耶:
煊赫一时的法国“新小说派”首席代表。
他说,二十世纪是不稳定的,浮动的,不可捉摸的,外部世界与人的内心都像是迷宫。他不理解这个视界,所以他写作。他的那些所谓“新理论”,其实并不难理解,就是聚焦于“物”的描写,以此取消对“人”、“人性”的深度关注,从而达到一种真正的客观性。但灾难在于,他的小说因完全背离了传统小说、背离了人们的传统阅读经验而显得不堪卒读,人们基本上都只记住了他这个人的名字,而完全不记得他到底写过些什么。
他曾经是我大学毕业时的论文研究对象,可是时至今日,除了几本书的名字之外,我几乎已经完全忘记了他曾经讲述过哪些故事。倒是清晰的记得一个细节,就是在论文答辩时,导师对我的论文褒奖有加,偏偏对我的题目“无可非难的颠覆”中的“非难”两个字提出了质疑,他说他只听说过“无可非议”,“无可非难”这个说法不通。就这个问题,我们激辩了半天。“无可非难”可以么?不可以么?至今还是个悬疑。
贾植芳:
文化学者,著名的“七月派作家”、翻译家。
他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出入于黑黑白白之间,周旋于人人鬼鬼之中,但心里所向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从未熄止。所以合则留、不合则去,虽漂泊四方,心却一念系之,问心无愧。”他的朋友胡风,则曾经赋诗赞他说,“能生师侠盗,敢死学哀兵。懒测皇天阔,难疑厚土深。欣夸煤发火,耻赞水成冰。大笑嗤奸佞,高声论古今。”
对于生老病死这种事情,他向来都看得很超脱,他说年纪大了之后他就常常到火葬场参加告别仪式,“每当这种时候,一种幽默感就会在我心里油然而生:火葬场里旧人换新人,独独墙上那颗钉子一成不变,今天挂了这张像,我们在底下低头默哀,明天还不知道轮到谁在上面谁在下面。”2002年11月末,他的妻子任敏病故,在妻子任敏的追悼会上,贾植芳突然跪下,朝着妻子的遗照一声又一声,“你等着吧,我会来看你的!”让周围所有人无不潸然泪下。5年多之后,他真的也离去了,或许在他自己看来,他只是在兑现当年对妻子的承诺。
柏杨:
他被称为“台湾的鲁迅”。他的一生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生传奇经历,一世著述颇丰。”
他曾因“收听匪区广播”而被判刑六个月,后来又曾因刊出一张漫画而触怒台湾当局,被定以“侮辱元首”等罪名入狱,又身居囹圄九年多。十年牢狱生涯让他成了日本谚语所谓“一个看过地狱回来的人”。
他说过很多名言,譬如“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成了一条虫”;譬如“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再譬如“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他指责中国人“丑陋”的声音,被认为“振聋发聩”。
一直有人想复制他的道路,所以很多年之后,还有人在写所谓“来生不做中国人”之类的文字,可惜的是,斯人已逝之后,所有类似文字不过徒显哗众取宠而已。
王元化:
据说,他的眼睛有点像尼采,还有点像茨威格、像马雅可夫斯基,他们的眼睛里,都有一种特有的光芒,一种思想高度集中、陷于十分专注的出神状态的光芒。据说,他不是一个整天待在书房里的恂恂如也的学者,而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锋芒毕露的斗士型的学者。
他是典型的少年得志。他的父亲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曾跟赵元任、陈寅恪、王国维并称为“清华四导师”的王芳荃,他从小在藏龙卧虎的清华园南院长大,十七岁入党时,就颇得当时地下党领导人的另眼相看,二十几岁就出版了第一本文集《文艺漫谈》,被认为是“党内为数不多的文艺理论家”。
他一度备受器重,五十年代初,身负文艺界好几个方面的重任,发言时每每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以至于被认为“恃才而骄、颇为自负,有一股凌人盛气”。但不久之后,就因为跟胡风的交往而遭遇抄家、隔离审查,“好像被抛弃在无际的荒野中,终日感到惶惶不安”,却也由此才真正开始了后来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生涯,始有“北有钱钟书,南有王元化”之说,人生的际遇常常就是如此让人哭笑不得。
索尔仁尼琴:
所谓“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所谓“俄罗斯的良心”。
老实说,个人其实并不喜欢他。一是因为他的文字本身与“政治”气息无法解脱地联系在一起,而他之所以在西方名噪一时,很大程度上也跟这种政治性有关,而不是艺术性和文学性;二是他的小说语言多少显得有些啰嗦,出场人物的名字个顶个的长,对白个顶个的曲里拐弯。
其实还不止是索尔仁尼琴而已,尽管“文学史”一再告诉我们说,俄罗斯“白银文学”辉煌灿烂,但俄罗斯“群星”们却大抵都有那两个毛病。我不喜欢“政治气息”浓厚的文字,甚至多少有些简单的认定,大凡这样的文字,很容易遮蔽更有普遍共鸣感的东西。而啰嗦的对白和人名则更加让我难以忍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人物一开口说话居然就能说两三页之多,高尔基的原名居然要叫做阿里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委实够让人一个头两个大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