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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6 16:15:12)
博友来稿：话说余秋雨和“石一歌”
—— 关于名称
【陈明远博客文摘版编者按语】陈明远老师近来忙于学术活动，无暇顾及本博客。但是本博又不断收到特约评论员的来稿，继续摆事实、讲道理、揭露真相。……余秋雨已经成为 虚伪无耻劣根性 的典型符号。此人本身已经没什么意思了，继续揭露余秋雨，是针对虚伪无耻劣根性，而并非对他本人。学术界文化界正派人士对余秋雨嗤之以鼻。只有个别几个鱼粉丝还在胡搅蛮缠罢了，我们多次收到博友这样的留言：“有人在不断地发评论帖子，来诋毁您！” 然而，一笑置之可也。
事实胜于雄辩 —— 许多铁证表明：余秋雨自欺欺人、撒谎成性，永远成为文坛笑柄，青少年的反面教员。下面刊登特约评论员寄来的一件新发现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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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林彪事件后“极左”政治势力由于内讧而受挫，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文化抢救工作，编教材，编词典，编学报，我也有幸略有参与。但后来，“极左”政治势力认为这是“右倾翻案风”，大加批判。（《我赶上了这巨大的历史机遇》）
周恩来总理指示上海高校文科复课，以鲁迅作品为教材，这算是可以与革命思潮保存了一些文学性。对此，他是动了一番脑筋的。
教材编写组设在复旦大学的学生宿舍里，组长是华东师大的教师，副组长是复旦的教师，以他们领头又成立了一个“核心组”。组内有一半是工农兵学员，按照当时的原则，他们也是领导，领导的人数远远超过我们这几个小单位来的“群众”。（《借》第235-236页）
……一个我知道的笔名“石一歌”，本来是一个多所高校联合教材编写组，居然也在写大批判文章了。（《借我一生》第266页）
所谓指示上海高校文科复课，周恩来有没有动脑筋，我们不知道。但是余秋雨的说法显然是“动了一番脑筋”的，听起来很有道理。他把《鲁迅传》编写组说成是教材编写组，把张春桥说成了周恩来。余秋雨的本事端的了得，说着说着，他就能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余秋雨坚持只字不提《鲁迅传》，是因为这个门一开，人们看到的是“石一歌”，后面连着的是张春桥、姚文元。
虽然持这种说法的，任由“百度”“谷歌”，全中国只有他一个。也许余秋雨认为，说到第一百遍时，它是会变成真理的。他为此不断地说，反复地说，没有机会创造机会说。头脑简单的粉丝们也就纷纷点头称是，原来他们心中的偶像在“文革”中的表现如此完美。不明就里的港台新加坡华人就真的以为这个编写组当年哗哗的编了许多教材啦。
事情过去已经三十多年，分析是非已没有现实意义。但是，鉴别真伪却十分必要，因为它关乎余秋雨的文品乃至人品。直至上个月，他还在不停地诉说着，那个机构是周恩来领导的教材编写组。
一般的年轻读者是无法辨别其真假的，只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不过，人们只是疑惑：所谓教授学者按说是厉害角色，“文化九段”，怀里掖着的是中华文明长寿的密码本，唾沫星子都有世界文明的基因，几千年前乌龟壳上的文字都识得，为什么三十几年前一个组织的名称就说不准呢？
既称学者，还冠著名，又自封大师，理当论而有据，著文严谨。上海文化大师，不该像东京城的泼皮牛二，说话没有准头。
这是复旦大学图书馆当年发的某人使用的阅览证，查一下他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就在“石一歌”的名单中。这个阅览证的“系别”一栏，赫然写着：《鲁迅传》编写组。
另据当年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工作的一个陈姓退休教师说，上面有过吩咐，持有这个阅览证，可以随意查看索取任何资料。
故纸堆飞出的一个阅览证解答了一个大疑问，它戳破了一个大谎言。
这个阅览证是古玩商无偿送给我的，上面有照片，不存在伪造的可能。我敢于对此负法律责任。
这个阅览证，且在我这里保存着。诸位尽可复制了去。以后再有余秋雨辈在这个问题上聒噪，无需费一滴口水，只要努一努嘴，把它指给他们看。
这叫做事实胜于雄辩！任你全世界辩论赛总评委也没有办法，因为“《鲁迅传》编写组”不会辩没了，魔术家的兔子也不是真的就“变”没有啦。（吴拯修2009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