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竽充数——余秋雨无知的例证_陈明远

本来，北京方雨教授和辞书专家金文明先生等老师以确凿证据，指出余秋雨主要几本著作中的许多谬误。专家们好意对于余秋雨著述中的错误提出批评，无非是希望他修订纠正；但是谁料余秋雨不仅死不认错、反而倒打一耙，污蔑这些善意的批评者们是“出于嫉妒、文人相轻”甚至是“文化杀手”。如此行径，不由得人们想起清查四人帮时上海市委《关于石一歌写作小组的清查报告》第70期指出的:石一歌写作小组的文风“充满不实之词，在材料方面有不少失实之处，断章摘句地加以拼凑……有的主观想象，形而上学，有的粗枝大叶，不作调查。所有这些，受‘四人帮’恶劣学风和文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余秋雨正是继承了这样的文风。

下面，略举一二实例，可见滥竽充数的余秋雨，作为一个“学者”缺乏基本功的训练（他在大学里就没有上过多少课程就积极参加“运动”了！）常犯常识错误，在学术上经常闹些无知的大笑话，却死要面子、死不改错，贻笑大方。

诸君请看事实证据——

一、对道家与道教的无知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洞庭一角》中写道：“吕洞宾……他是唐人，道家始祖。”

实际上，余秋雨在这里犯了两个大错误。首先，众所周知，道家始祖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德经》的作者老子，而吕洞宾则是唐代的一个道士，二者相距一千多年。其次，道教的始祖则是汉代的张陵（又名张道陵），被尊为“张天师”。稍后有太平道，创立者为张角。而吕洞宾只是民间传说的“八仙”之一，是否真有其人其事，尚存疑。余秋雨却把传说中的“吕洞宾”说成是“道家始祖”，可见他对道家与道教的无知。

二、对新青年白话文论战的无知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笔墨祭》中写道：“林琴南握着毛笔的手终于颤抖了。他停止了翻译，用毛笔写下了声讨白话文兼及整个新文化的愤怒檄文……相比之下，当时新文化的斗士们却从容得多，除了蔡元培给林琴南写了一封回信，刘半农假冒‘王敬轩’给他开了个玩笑，没有再与这个老人多作争辩。”

实际上，余秋雨在这里简直是想当然地胡扯一气。众所周知，《新青年》杂志上的这篇著名双簧是钱玄同以“王敬轩”的假名写了一封攻击白话文的文章，刘半农则以记者的名义作了回击。这并不是针对林琴南个人的。而蔡元培与林琴南的通信则是另外一回事。而以“王敬轩”为名的作者根本不是刘半农，而是钱玄同。这两个事件是每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都应该知道的文史常识，而作为“文科教授博导”的余秋雨竟然如此信口胡说，岂不贻笑大方？！余秋雨的“文科教授博导”，并不及格，是经不起质疑考核的！

三、对法国大革命的无知

余秋雨在《山居笔记·脆弱的都城》中写道：“不能设想，……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没有雨果。”

实际上，余秋雨在这里又是想当然地胡扯一气。众所周知，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发生在1789—1794年（引自《辞海》1999年新版），而法国伟大作家雨果诞生于1802年。按照余秋雨的说法，雨果诞生前十几年就已经参加了法国大革命。余秋雨这样的时空错乱，竟然让伟大作家雨果提前出生参加了法国大革命，这是任何人所“不能设想”的。

四、对二十世纪初世界美术史的无知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道士塔》中写道：“其时已经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马奈早就展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

实际上，余秋雨在这里又是想当然地胡扯一气。只要查一下《辞海》，就可以知道，马奈在1883年就已经去世了，他跟二十世纪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显然，余秋雨是把二十世纪的莫奈错当成了马奈，又来了一个想当然的“莫冠马戴”。以上两处余秋雨对于法国文化的“创造性”写作，让法国人知道了，岂不让法国人笑掉大牙？自封中国“大师”的余秋雨，简直就是艺术史的文盲。

五、对尧舜传说的无知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洞庭一角》中写道：“君山……有舜的女儿娥皇、女英坟墓”。余秋雨在这里又是创造性的编造远古神话。

根据《尚书·尧典》及《孟子·万章上》的记载，娥皇、女英应为舜的两位妃子或一后一妃。这个著名的典故，千百年来在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里被广为引用，而唯有余秋雨独具一格，竟然肆意改变娥皇、女英的辈分，把她们捏造成舜的两个女儿。

六、对“陛下”称呼的无知

余秋雨在《山居笔记·遥远的绝响》中谈到三国时期钟会向司马昭进言诬陷嵇康时说道：“陛下统治天下已经没有什么担忧的了，我只想提醒您稍稍提防嵇康这样傲世的名士……现在嵇康、吕安这些人言论放荡，诽谤圣人经典，任何统治天下的君王都是容不了的。陛下如果太仁慈，不除掉嵇康，可能无以醇正风俗、清洁王道。”

查《晋书·嵇康传》，原文是：“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

众所周知，历史上只有皇帝才能被称呼为“陛下”，原文中称司马昭为“公”完全正确，本来只要把“公”翻作“晋公”或“大将军”就可以了，但是余秋雨在这里又是发挥了他想当然的特长，把一生都没有做过皇帝的司马昭称为“陛下”。

像这种连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都应该知道的文史常识，号称博导的余秋雨教授竟然也发蒙胡说起来。难怪有学生嘲笑：余秋雨算是什么滥竽充数的“博导”？

七、对敦煌莫高窟的无知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沙原隐泉》中写道：“为什么历代的僧人、俗民、艺术家要偏偏选中沙漠沙山来倾泄自己的信仰，建造了莫高窟、榆林窟和其他洞窟？”

这里，余秋雨又做起了浮光掠影的大文化散文。敦煌郡是西汉元鼎六年（前111）设置的。据《汉书》记载，敦煌是正好处于丝绸之路上的一座重镇。到了西汉末年，人口已达38000余人……前秦建元二十一年（385），又徙江汉、中原百姓17000余户充实敦煌。可见当时敦煌的繁华，怎么会像是余秋雨所幻想的“沙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