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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博文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的巨大耗费
——忆“红卫兵全国大串联”
乘车不要票、吃饭不要钱
1966—1976年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了。这十年，实际上既没有“文化”也不算真正意义的“革命”，所以大多数回忆录都称之为“十年浩劫”或“十年动乱”。
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又一次“吃饭不要钱”
红卫兵最早于1966年6月出现于北京少数几个中学，最早的成员以革军革干（军官和高中级干部）的子弟为主。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提倡“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由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揪斗所谓“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到处播撒动乱的“火种”。
毛泽东全力支持下的红卫兵，在1966年8月开始“大串联”。从首都北京始发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很快地发展到以千万计。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肯定了全国性的大串连。
据亲历者回忆“9月初，报纸上广播里公布了中央通知：全国实行革命大串联，火车汽车一律对红卫兵免费，白坐不要钱。还到处办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都不要钱。不光不要钱，红卫兵有什么急需还可以借钱，凭红卫兵证件就行。让全中国上千万的红卫兵白吃白住白坐车，这得有多大气魄！除了咱毛主席，谁能想得出这个！”
在这一年期间，各地红卫兵首先奔向北京“取经”，然后从北京周游全国，到处造反！交通费（坐火车、汽车、轮船）不要钱、到各地一般由“党政军机关”和居委会招待，吃饭不要钱。据北京市某基层干部回忆：“接待站不光管住，还管饭。钱和粮票都是上级拨下来的，居委会几个妇女做饭。开饭就在院子里，那时粮食按定量供应，馒头、窝头加一碗菜：豆角或冬瓜或洋白菜，还有红烧肉、煮鸡蛋。
至于由各地招待所（内部）和宾馆、餐厅负责招待的高干子弟，那食宿待遇就更加高级了。红卫兵被奉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小客人”，谁敢得罪呀？！
闹腾了一年后，到1967年8月，毛主席发出新的战略部署，又号召“就地闹革命”，红卫兵大串联活动才基本告一段落。各地几千万红卫兵不仅耗费了大量的物力、财力，更造成全国性的动乱。
毛主席8次接见红卫兵耗费多少伙食？
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红卫兵和学生（包括少数“造反派”青年教师）。
1966年8月18日上午7时半以后整整6个多小时，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市百万造反派群众与红卫兵小将。
1966年8月31日下午5点40分，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了外地到北京的红卫兵大约50万人。中央决定，让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支持他们进行大串连。如此一来，北京的所有大中小学，都成了临时旅馆。以后，机关单位也都腾出房子让给“毛主席的客人”包吃包住。
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是在1966年9月15日下午5点15分到8点15分。
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是在10月1日国庆节，接见了150万人。采取了通常的群众游行，持续了整整6个小时。
第五次——10月18日的接见不再是群众游行，而是在中午时分，两列队伍绵延在50华里的长安街上席地而坐，等着领袖乘车检阅。据参加这次接见的红卫兵说：那一次他们是头天晚上接到消息的，每个人领到了四个煮鸡蛋、四两红烧肉块和半斤馒头。
11月3日第六次接见是先开大会，后游行。参加接见的红卫兵都由接待站组织进行了两天军训，操练队列。上午10点左右，会场响起了《东方红》的庄严歌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接着，林彪向红卫兵发表讲话，再接着，大约200万红卫兵由东向西开始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11月11日的第七次检阅是个新花样，领袖不再坐车，而是由群众坐车。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万红卫兵分乘6000多辆卡车，通过了天安门。车队长达30多里地。车队全部过完以后，30万群众又涌向天安门，然后毛主席乘车检阅了天安门广场上的150万红卫兵。
最后一次——第八次，11月25日和11月26日合起来，接见的红卫兵达200多万人。
北京各处为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设立上万个“接待站”，每批一般住十几天二十几天，等候毛主席接见。从8月18日第一次，到11月26日最后一次，共接待1300万人次。以每批平均20天计算，共吃了8万万顿饭菜，大约耗费20万吨粮食，其他油、肉、蛋、菜难以估计。每次接见完马上庆祝，红卫兵每人两个白面馒头，一碗猪肉粉条豆角。负责接待的同志发表感想：“本来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够激动了，这一吃猪肉粉条就更激动了，说在老家过年才吃肉呢！”
这样不计工本的大招待，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造反”节日盛宴。
伟大领袖每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天安门广场上都要拉走一车一车的鞋子，踩烂的手表每次都有好几十块,据说还有不少金条，估计都是红卫兵造反派抢夺后随身携带的。……集中在广场附近中山公园里堆着一座小山一般的衣物，那衣物山里，还有手表、钢笔、钱票等，足可以开个世界上最大型的遗失物品展览会了。
8次接见红卫兵以后，毛泽东有点儿厌倦。但是借此“文革”的火种燃遍全国，欲罢不能了。
当时一个中学生红卫兵的回忆
“大串联”时期，我作为“红卫兵代表”，曾往返两次到过北京。我是全校一千二百多学生，按每十五人一名代表选出的。我的中学母校在“文革”初期颇为“保守”，选“红卫兵代表”的条件还不是以“造反性”为原则，其实跟选“三好学生”的条件差不多。到京后，据说大学、中学包括小学的“红卫兵”，已近百万之多。我们先是在天坛公园内的临时席棚里冻了一夜，尔后住到了地质博物馆。各地的“红卫兵”见我们胸前别着“代表”的红绸条，大加嘲讽。说“革命串联”，赴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是每一个“红卫兵”，每一个革命学生的权力。你们有何资格以“代表”身份剥夺他人权力？我们无不大惭，纷纷将引以为荣的“代表”标志扯下扔掉了。
被检阅后，我孤身前往四川的乐山，去探望父亲。……
（然后）我又回到了北京。又幸福地赶上了一次“检阅”。怎样的形式，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住在东单外交部家属宿舍，一位什么参赞的家里。我与武汉某“长征队”的九名男学生同住。一间十二平米左右的房间，薄薄的一层干草，上面铺着肮脏的被褥，有虱子。“长征队员”们对住的条件很不满意，就用大毛笔饱蘸墨汁往洁白的墙壁上写各种标语口号。我离开那天，四堵墙壁仿佛挂了四张荷兰奶牛皮，黑一块白一块。其实，主人家的“外婆”对我们挺亲热的。我虽然没往墙上涂过一笔，却替别人感到十分内疚……
一个中学生红卫兵的回忆，一辈子记得。历史也永不忘记。这真是“史无前例”的壮举呀，载入了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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