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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中日社区“自治”对比

(2009-09-11 09:31:29)
标签:

业主

沙丁鱼

中日比较

社区

公民

杂谈

2009年09月09日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看似平常的社区治理,最初可能只是维护业主的权益,进而可以上升到民主议题的讨论。”周伟东是如此看重社区的公民自治。中国人民大学一位社会学家的提法,“小小的业主委员会将成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先声”。

 

“日本是鰯文化,没有头儿照样能转起来”

 

周伟东于1989年前往有“日本硅谷”之称的筑波市攻读博士学位。几年后,他和妻子搬到一个名叫“松代三丁目”的社区。在那里,他第一次知道有小区自治会这样的组织。后来他发现,这类自治会,既非营利的公司,又和政府机构毫无关系,只是居民自然形成的自治组织,却同时拥有类似中国的物业公司、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等多项权责。

 

“我虽然在小区住了多年,却很少参加自治会的活动。”周伟东笑着说,他只是有时候暗自好奇,为什么小区能搞得那么干净整齐和有条理。“这或许就是日本人的素质吧。”他这么对自己解释。

 

有一天,周先生被抽签当上了会长,自治会会计说,“您不必担心当不好会长,因为日本是‘鰯文化’。”鰯即沙丁鱼,这是一种最抱团的鱼群,上亿条鱼动起来就像是一个球体,却没有一条“领头鱼”。据说,在海洋里,沙丁鱼最有礼貌,也最守纪律,当它们游到狭窄地带时,会自觉排成整齐的队伍,且遵守规矩:年长者在下层,年幼者在上层。

 

有关会长的责、权、利都以记录某一件具体事务的形式,明明白白地写在记事本里。譬如添加割草机的来龙去脉,可以追溯到六七届之前的历史;譬如对于小区居民新搬来的和迁走的情况,每年都要“人口普查”;还有每年收到来自七八十户居民的自治费,每户每年1000多日元(当时接近100元人民币),是这个自治会唯一的收入。所有账目不但清楚,而且都留有存根发票。并且,每一笔支出都在记事本上写明了原委。甚至具体到几月份该开什么会,该讨论哪些议题,只要按记事本做就行。委员们会主动分担自认为能够胜任的工作,没有推托,也没有拖延。

 

在这个完全自治的社区里,每个人都能自觉地找到自己的位置。每家每户都会被分配到清理垃圾场等工作。那个七八平方米大的垃圾场,共分为3格,各家倒垃圾时早就分类装袋。“但有时难免有野猫抓破垃圾袋,流出些汤汤水水”,于是社区内各家轮值,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去清扫。干净到啥程度?每次扫完以后,社区的孩子们会蜂拥走进三面围墙的垃圾场,扶着矮墙玩独轮车。社区没有物业公司,却照样干净整齐。

 

“唉,这在中国人里行不通啊!”

 

中国人“有时候像是羊群,很温顺、温和,但必须有个高大的头羊统领才能团结到一起;有时候又像林子里的鸟,觅食的时候临时聚在一起,一旦受到惊吓,各自飞。”这些都是周伟东的切身体会。

 

开发商卖出了第三期房子,其下属的物业公司随即贴出通知,一期二期的物业费要从每平方米0.8元涨到1.2元。后来老业主们又发现,原先按照规划,三期的房子最高18层,结果开发商不知为何获得了新的审批,要建到23层,而且相比原先的楼距,挪近了许多。这势必影响到采光和通风。更可怕的是,开发商打算铲平街心花园所有的喷泉和植被,挖一个大坑,建一个覆盖全社区的地下停车场。老业主们不干了,他们开始维权。随着有传言说,“部分维权的业主被打”,这个500多户人的社区业主分成了两派。“主战派”打算通过拆工地围墙的办法阻止开发商施工;“主和派”则开始着手筹备业主委员会,试图通过合法的手段维护业主权益。因为有在日本当自治会会长的经历,周伟东被一些筹备组成员拉去做了“顾问”。

 

周伟东跟着筹备组的成员去敲业主的门;他塞传单请人开会;他坐在楼下守着,等待回家的业主签字。可是在很多业主脸上看到的都是“不耐烦”的表情,“好像不是为大家维权,倒像是来逼债的”。有公益心的中国人不是没有。早在2004年,社区里3位热心的老人就试图建立业主委员会,这个由老教师、老工人、老导游组成的团队首先找到街道办事处提出筹建申请,结果街道答复,需要50%以上的业主拿出房产证原件。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老人们的尝试就此作罢。随着8名年轻业主的加入,2007年,筹备小组成员增加到11人。他们再次找到街道办事处,得到同样的答复。有律师到房管局咨询得知,不知是街道办事处理解错误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并不需要达到那样的苛刻条件,只要提供复印件即可。(街道办事处的办公室是由开发商提供的。)

 

如果不是街道办事处只给业主两天的投票时间,业委会成员完全能够获得足够的票数,因为当时只差30多票。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趁着那个人人自危的时机成立业委会,“如今再想搞就更难了”。

 

==========

社区自治确是公民文化的一个基础

中国做不起来,原因在于“恶的制度”、“团体利益”和“只顾自己”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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