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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彬宇: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著作是什么(中)

转载 2018-02-03 09:33:28

 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著作是什么(中)

——廖彬宇先生讲《论语大义》之“知易”

道家与《易经》

 前面提到,《易经》不仅是儒家的群经之首,《易经》还是道家的“三玄之首”。三玄即《易经》、《老子》和《庄子》。在道家的地位,也极为尊崇。

 我早年曾出版过《老子汇通》一书,便是将老子的思想还原回《易经》来。郭彧先生看过该书后,说这个做法有意义,因为从古至今还没有人这样去系统阐述过。然而因该书出版较早,是我早期阶段的产物,很多思考尚不成熟,也有许多不足,只有留给将来有机会时再进行修订了。

我在《老子汇通》中谈到,《老子》所阐述的思想,完全是《易经》的内涵。犹如孔子的《易传》,然而《易传》十篇,篇篇提到《易经》。而《老子》五千言,几乎都没有提及《易》。然而当你去看《道德经》原文时,你又会感到完全就是在阐述《易经》思想的感觉。几乎每一章都能还原于《易》的思想。

“《易》以道阴阳”“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经》用阴阳的关系来解释一切。《老子》自己也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易经》的思想认为阴阳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对峙,又可以相互转化。这两者的转化融合,就是和谐的基础。老子的“冲气以为和”恰如《易经》的“保和太和乃利贞”。

《易经》以“乾坤”为门户,乾坤就是指天地,天覆盖一切,高高在上,周遍一切,产生了万物,万物随天时而得以生长发展,所以天代表了规律。这个规律永恒不移,而且看不到摸不着,却又真实不虚地存在,所有事物因合乎它的规律而得以长久,不合它的规律就必然产生问题。所以《易经》注重“天时”的观念,所谓:“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结果老子也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曰逝曰远曰反”,就犹如形容时间的流逝,渐行渐远,同时又周而复始,所以曰“反”。《易经》六十四卦,最后一卦为《未济》,就代表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之义。

老子的思想,其最高境界在于“无为”,而无为恰恰也是《易经》所揭示的最高境界与智慧。《易经·乾卦》的境界就是用九爻的爻辞:“群龙无首,吉”。“群龙无首”就是无为。这个“无为”的特征是什么呢?老子说:“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方无隅”。“群龙无首”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进入了“无形无象”的境界里。《乾》为天,阳气充沛于天上天下,就代表圆满。《乾卦》也是六子之父,最为尊崇。所谓“乾坤六子”,乾坤为其余六卦之父母。所以据说佛家悉达多太子诞生后不久,即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老子则说:“道者万物之奥也,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所以老子“道德”的理念,实在就是《易经》乾坤的内涵。乾为天,覆盖一切,天道高明;坤为地,承载万物,滋养万物,大地谦卑处下、方正、安宁、厚重、包容,这些都是大地所彰显的“德行”。老子始终以谦卑、柔弱、清静、厚重、包容为其思想的主旨。他讲“重为轻根,静为燥君”就是在阐述《坤卦》的德行。所以天为道,地位德。整部《道德经》,实在就是一部《乾坤大义》。

乾卦为天,为至真至纯,所以老子的思想主张归真,所谓“其精甚真”、“质真若渝”。天为虚空,至大,所以老子主张“致虚极”、“虚其心”、“无中生有,有生于无”;坤卦为地,为朴实、为厚重的德义。所以老子主张“实其腹”、“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

大地柔弱处下,虽然柔弱,而能包藏所有尖锐的利器,能蕴藏所有坚硬的矿藏。所以说“柔弱胜刚强”,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易经》阐述天地人“三才之道”,老子则讲“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人居其一”。老子的天地人,固然是八卦的天地人;老子所谓的道,实际也是隐藏在《易经》背后深处的易道。

《易经》以八卦相合能成《乾卦》为最吉,如离卦,将中虚填实就是《水火既济》;艮卦,将下虚填实就是《泽山咸》;坤卦,将三虚填实就是《地天泰》;震卦,将上虚填实就是《风雷益》……

《易经》这个“充实”盈虚的思想,老子称之为:“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补不足,就是“充实”“盈虚”之道。

如《水火既济》卦,是取坎填离。坎为水,离为火,以清净之水熄灭嗜欲之火的意思。所以老子讲“上善若水”,也就是《易经》的“习坎”。老子讲“恬淡为上”、“清静自然天下正”“天无以清恐裂”,清为水之德,静为地之德。

另外《地天泰》卦、《泽山咸》卦、《雷风恒》卦、《风雷益卦》也都是合为《乾卦》。能合为《乾卦》就是最吉。因为《乾》卦代表大道,代表无为。

如何进入无为的境界呢?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损益其实就是源自《易经》的《损》、《益》二卦。也就是上面《风雷益》卦的德义,震为雷,损掉欲望,代表正气的阳在下开始增长;巽为风,为学习,春风拂地,智慧如草木之生发。

《易经》以扶阳抑阴为吉,以左为阳,以右为阴,所以老子说“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

《易经·谦卦》六爻皆吉,倡导谦以自守,卑以自牧的精神。所以老子主张“不争”、“不敢为天下先”,同样都是谦德。

乾卦之数为一,因精纯无染之象,全部合一之义。兑卦与艮卦合二为一为乾卦;离卦与坎卦合二为一为乾卦;震卦与巽卦合二为一为乾卦;乾卦与坤卦合二为一也是乾卦。所以“一”是中华文化的本体论,它的最高表现形式是“和”,基本表现形态为“纯”,由此产生了“和谐”与“纯诚”的文化。老子讲“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就是阐述乾卦的内涵。

正因为乾卦纯诚无染,所以至真至纯,老子就主张去欲和“涤除玄鉴”。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又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去掉伪饰和欲望,都是乾卦纯诚的精神。

阴阳的概念,可以对应出上下、左右、刚柔、好恶、曲直、有无、虚实、前后、长短、方圆、祸福、吉凶、进退、得失、强弱、舍得、难易、明暗、彼此、攻守、主从、黑白、雌雄、荣辱、音声等等。

阴阳的哲学原理实在很大很广。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顷、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全是在讲阴阳关系。“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於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於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於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

老子又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易传》则说:“吉人之辞寡,燥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我们仔细看老子的思想,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就是在阐述阴阳的对立统一;他讲“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也就是在阐述《易经》体与用的关系。这个体用的关系,孔子《易传》称为形而上、形而下;老子讲“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就是讲阴阳关系的互存互根,也是在阐述《易经》变化的法则,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否极泰来;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少则得,多则惑”,说的也是《易经》阴阳消长平衡的关系;老子说“既以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就是《易经》阴阳的换位转化。

《易经》讲“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易经》“大人虎变,君子豹变”的革新精神,就是老子说的:“孰能安以动之徐生,孰能静以浊之徐清”。                         

佛家与《易经》

《易经》的德性是空性,《易传》说:“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神无方,易无体”,《乾卦》的“群龙无首”,其所揭示的最高境界,都是空性。那么这个空性,也是对乾坤未有之前的象征。佛家的最高境界,也是证得空性,所谓“缘起性空”。

佛家论述空与色的关系,如同《易经》乾坤二卦的关系,也如同“道与器”的关系。佛法讲“不二法门”、“一真法界”,《易经》的阴阳关系、道器关系同样是不二法门。

佛家有“一切法皆是佛法”的思想,《易经》的道理也被形容为“包罗万象”、“万有概念的宝库”。

佛家言佛陀“说法四十九年,未曾说过一法”,是为了彰显佛法是无为法;《易经》“不可为典要,为变所适”,所彰显的同样是无为法。

佛家讲“无常”,而《易经》讲“变化”。因此产生了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变化无常。”

佛家讲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易经》讲“天地人”三才,这三才能完全与三界相应。

《易传》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天道地道人道,兼三才而两之的六爻,也对应了佛家的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文不当”的“文”,就是人行为造作的“业”,这个业,将决定其吉凶,也就是将与哪一道相应。

佛家修行,注重“十善业道”,所谓“十善业道”,也就是“身口意”。因“身三口四意三”合为十,故称为“十善业道”。

身三,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

意三,就是远离贪欲、远离嗔恨、不能执迷;

口四,就是不两舌(搬弄是非)、不恶口(诅咒、骂人)、不绮语(花言巧语)、不妄语(说谎)。

《易传》则说:“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可以动乎天地,可不慎乎?”《易经》又说:“君子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均是自律之道。

佛法不可思议,无法用言语表达;《易经》也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经》的思想,是通过卦象来感悟天地宇宙背后的真意。一旦感悟到真意,就不再执着于此象。所以《易经》倡导“德象忘言,得意忘象”,注重“象外之意”。所以《易经》之道,依然是“不可思议”。

佛家断爱欲,割舍离,出家修行,能够独自闭关修道,以冀证得佛果,《易经》也说:“君子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佛家能如理如法实修实证,严以律己,《易经》也说:“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佛家有光大佛法,佛光普照的追求,《易经》同样提出来:“大人以继,明照四方”。

佛家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六度,《易经》中乾卦精神就蕴含自强不息的精进、天道周普的般若、天道有常的戒律三度;坤卦精神中的安稳精神(禅定)、奉献精神(布施)、忍辱精神(守卑处下)。《易经》中均饱含了佛家六度的精神。

佛家有贪嗔痴慢疑五毒需要远离,《易经》的五行化为“仁义礼智信”五常,对治五毒。

佛家有“七日克期”之说,《易经》也有“七日来复”之论。

佛家的大乘菩萨精神,也是《易经》“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大人之道。

佛家讲看破放下随缘自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能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易经》也是让大家利用六十四卦的卦象来显露一切现象,透过现象又发现真相实相,最后破一切象,归于空性无相。

佛家用因果来解释一切,《易经》用阴阳来解释一切。

阴通隐,代表隐秘难见的本质;阳通扬,代表张扬呈现出来的现象。

阴也是因,阳也是果。果是呈现出来的结果,也就是现象。

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阳相辅相成。

因果也是如此。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

阴阳同步,因果同时。

最大的因在于人的心地,所以心地也叫因地。

人心难测,所以为阴;

心性能决定一个人的行为,进而决定一个人最终的结果。所以为阳。

阴变阳必变;因变果必变。

佛家有轮回之说,而《易传》讲“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佛家讲智慧即为神通,《易经》讲神通源于智慧。《易传》说:“知变化之道者,知神之所为乎?”“穷神知化,德之圣也”。

佛家讲唯有佛陀才具有的四种智,而这四种智,《易经》也有。

这四种智,叫做大圆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

我在《平心平天下》里专门论述过:

先来看“大圆镜智”,《易经》学通达以后,象思维模式开启,一切事物均能以象的模式呈现出。如同镜子,照出了世间万象。而这面镜子,又如同一面圆满周备无死角的镜子,遍照一切现象,却于本身并无影响、并无挂碍。《易经》的原文表述为“见乃谓之象”,“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像之”。高明莫及的天就犹如一面镜子,真实不虚地反映出一切的现象。所以中国古人通过观测天文,而能察知人事。就像镜子真实无误地映照万象,反映万象,事实是什么样,天道这面镜子就会反映出什么图像。《易经》的智慧是包罗万象的,就像这面圆满的镜子,照出万象,照破万象。《易经》里说:“周流六虚”;又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这个广大悉备,就是大圆满的意思。《中庸》源于《易经》的思想,提出了《中庸》的总纲,所谓“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个“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等都是形容她的周备圆满。《易经》的思想于是提出了“正大光明”的理念。正大就包含了周备圆满的内涵,镜子所以能照天照地,就在于其光明无染。这个思想又影响了后世,所以又发展出了古代官家常提的“明镜高悬”。

《易经》里还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这都是对大圆镜智最好的形容。

其次是“妙观察智”,《易经》学通达以后,无有疑惑,可以洞悉一切,一丝一毫,不论巨细,一览无余。《易经》里说:“夫《易》何为者也?……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又说:“大观在上,中正以观天下,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

这段话就表述了《易经》以四个观(大观、中正观、下观、观天之道)就能够妙观察所有一切事物的发展,即运动变化的规律。“彰往察来”、“显微阐幽”。明白了观的道理,开启了观的智慧,就能够掌握世界运动变化的规律,于是可以教化天下,“圣人以省方观民设教”。

而《易经》八卦的起源,就是印证了这个思想。《易经》里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然后是“平等性智”。《易经》六十四卦,无有一卦好,也无有一卦坏,卦象只是显示一种状态,这个状态是变化的。变成好的状态,那么就好;好的状态不谨慎,不注意,稍一懈怠,就变成了不好的状态,那么就坏了。所以《易经》只讲状态的好坏,而没有绝对的好坏。这就给人类提出了改变命运的方法和程式——小心翼翼(朝惕夕厉),不断向上(厚德载物),刚健奋发(自强不息),状态就会越来越好,命运就会越来越好。如若不然,哪怕是好的状态,一旦懈怠,甚至为非作歹,立马就转变为不好的状态,相应也就招来不好命运结果了。

所以从这点来看,六十四卦,无有好坏,都是“等无差别”、平等无别的。同时,参透了六十四卦的精神,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是自性具足的。这个自性具足,老子悟到了,称为“知足者富”,知什么足?知自性具足。知自性具足,所以不假外求;释迦牟尼悟到了,称为“如来藏”,每个众生都具备的“真如智慧德相”;孔子悟到了,就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也就是说,这个仁性,我们每个人都具备,只是我们平时迷失掉了,一旦想要恢复回来,立马就可以回来;

惠能大师悟到了,就说“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自性具足,自性清净;

自性真如,自性光明。

因有自性,而生实信:“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信为道源功德母,民无信不立,业无信不成,国无信则亡。自信既立,万法自生。孙子称为“不战而胜”,老子称为“不为而成”。

王阳明悟到了,就说“人人具此良知”……

既然每人都具备这个仁心,这个良知,这个真如,这个自性,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很了不起,都能成仁,都能悟道,都能成佛。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前自卑的人就不再妄自菲薄,你能行,我同样能行;以前自负的人,就不再妄自尊大,我能行,别人同样能行。所以陆九渊说:“西海有圣人出,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东海有圣人出,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就是说不论西方人、东方人,这个真如自性的本体是相同的,所以道理也就相同了。这就是“平等性智”。

最后,当你出现了前面三种智以后,所有的智慧也就开启了,所有的道理自然明白了,所有事物的规律当下就明了了,做事情于是不需要谋略、不需要算计,自然就能因缘具足、福慧具足,自然而然就成功了。这就是“成所作智”。《易经》里说:“《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这个思想启迪了老子,老子便说“无为而无不为也”。《易经》把这个过程说得很详尽很有条理的表述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就是说这个形而上的道就是无上智慧,具备这个智慧,就能做出一切发明创造(即“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

具备这个智慧,还能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随时空的变化而相应地调整变化,换句话说,就是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化而裁之谓之变)

具备这个智慧,就能够畅通无阻且行之有效,“往而不害”(老子语)、无往不胜。(推而行之谓之通)

具备这个智慧,就能自然而然地必然成功,并且会获得巨大的成功。可以治平天下,教化万世。这也就是“无不为也”。(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易占的原理与意义

《易经》里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这里的“易”字,指只有约五千字的《周易古经》。《易经》在远古出现了三个版本,我们又称为“三易”。古代的启蒙读本《三字经》中就已经普及到了,“曰《连山》,曰《归藏》,曰《周易》”。这就是《易经》的三个版本,现在一般认为是产生于夏商周三代,即夏代的《连山易》,商代的《归藏易》,以及周代的《周易》。而今天我们所说的《易经》,及市面上通行的所谓《易经》,实际上是《周易》。因为《易经》更早的两个版本《连山》和《归藏》,就现目前的考古等各种资料来看,基本可以说是已经失传了。

《周易》经过孔子增加了《易传》也就是《十翼》之后,成为了儒家重要的经典,于是将孔子的《易传》与《周易古经》合并到了一起,到汉代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所谓的《易经》,也就是包含了《周易古经》与《易传》的《易经》。所以我们今天说的《易经》实际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经》,一个是《传》。

“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这四项我们简称为“辞、变、象、占”。这句话就是说,《易经》这本书,蕴含了圣人最常用的四种“道”,蕴含了四个方面的智慧,四种高级的行事哲理。

“以言者尚其辞”,“以”就是利用,或者根据。根据《易经》发表言论、建立理论的人,“尚其辞”,“尚”就是崇尚、采用,“辞”就是文辞。这里的文辞,指《易经》的卦爻辞,尤其是爻辞。所以朱熹直接把这个“辞”字解作“爻辞”,解作“卦辞”也是可以的。这句是说要采用《易经》的言辞作为言论、理论根据的人,特别崇尚《易经》的卦辞和爻辞。这是有道理的,例如最明显的是,《系辞下传》第一章就说到“圣人之情见乎辞”,圣人内心的思想感情,就表现在《易经》的卦爻辞当中。甚至我们快要读到的《上传》第十二章,也说到《易经》能够“尽言”,也就是能够通过《易经》的文字尽量将圣人的思想表达出来。既然《易经》的文字表达了圣人的思想,当然就能够作为言论、理论的根据。这是否是《系辞传》作者一人的私言?肯定不是。例如孔子在《论语•子路》里曾提到人要有恒心。他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意思是尽管要当一个巫医(以禳祷之术替人治病的人),没有恒心去学习也做不了。接着,他引用《易经》恒卦

九三的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最后说“不占而已矣”。当孔子说到恒心时,就引用了恒卦的九三爻辞,借爻辞说明恒心的重要。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孔子强调了《易经》本不应该注重占筮的,他的后学荀子也特别强调“善为易者不占”,善于应用《易经》的人不需要占筮。为什么呢?因为真正明白了《易经》的道理,你就知道未来亊情发展下去的最终结果,又何必需要占筮呢?于是就发展出了《易经》的义理。但是这个义理的得出,又是通过占卜来感悟到的,但最终又超越了占卜。

那么引用《易经》的文辞来作为事理的根据,是不是从孔子才开始呢?不是。

春秋时代,《易经》虽然仍然用来占算祸福吉凶,但有识之士已经将《易经》的辞句变成了道德教训、人生行事的格言。记载春秋史事的《左传》已经有所讲述,我们随便举一例,大家体会一下,自然就会明白。例如鲁昭公三十二年,那一年鲁昭公客死于外地,它记载了晋国对这历史事件的看法。

这件事的缘由是什么呢?鲁国除了国君有权外,执政大夫季氏同样也有大权。可能鲁昭公所作所为有问题,结果季氏驱逐鲁昭公出国,另立新国君。就在这一年,鲁昭公死于国外。这当然是大事。晋国当时是霸主,为了这件亊,执政的大夫赵简子就请教史墨,问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史墨认为宇宙间的事物永恒处在变动之中,君主变成臣子或臣子变成君主都是常态,正好比夏商周三代君主的后代,现在都变成了普通老百姓。他引用了《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的一句“高岸为谷”(高高的陆地陷落变成山谷),“深谷为陵”(陵即丘陵,深谷又会上升变成一座小山)。大地的地貌会由高变低,由低变高。地是如此,天也一样。他提到《易经》的大壮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左传》鲁昭公三十二年),这个《雷天大壮》卦,反映的天道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天高还是雷髙?肯定天高。但现在雷在天之上,可见宇宙间的事物永远处在变化之中。尊贵的变成卑贱,卑贱的变成尊贵,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也是“天之道也”。

而把这个“天之道”引申到人事行为上,就是孔子所说的“人之道也”。其实到了春秋时候,已经从只注重天道,开始注重人道。通过上述一例,可知到了春秋时代,《易经》不仅变成了人生的规律、道德的教训,甚至已经进一步变成用天道来解释人道的规律。所以孔子作《系辞传》继承了春秋学术思想的传统,用《易经》解释天道、人道、地道,这是人类思想的发展,并不是《系辞传》的作者胡乱臆造出来的。大家要注意,史墨在这里不是预测未来的祸福吉凶,而是讨论一宗事情,根据这个理论来说明鲁昭公为什么有此下场。世世代代的鲁国君主不关心民众,而季氏世世代代关心民众,所以鲁国民众只知有季氏,早就忘记了国君,虽然他们的国君被驱逐出境,另立新君,人民都认为是正常合理的。因此,这件事本身来说是正常合理。它也说出了在中国,尤其是儒家,并不是统治者的帮凶,统治者做得对,可以继续做;如果做得不好,在下的人也可以起来推翻他,乃“天之道也”,是合理的。

所以今天我们都不要误会中国儒家没有良心,是统治阶级的帮凶。其实儒家极具良心,是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只是我们现代人自己没有良心,没有学习好自己的传统文化,断章取义,一知半解,而误认为古人没有良心,其实是我们自身的问题。这个例子就是“以言者尚其辞”,指《易经》的语句,变成了我们言论、理论的依据。

“以动者尚其变”,“动”就是行动。根据《易经》的道理,有所行动或者希望有所行动的人,“尚其变”,崇尚《易经》所指示的变化变动之道。

“变”字原本是指卦爻的变化。《易经》占筮数据有四个可能性:六、七、八、九。

“六”是“老阴”,“九”是“老阳”,“七”是“少阳”,“八”是“少阴”。由少阳开始变,是变向老阳,变化少。好比由少年变向老年,变化不太多,因此《易经》不以少阳少阴为变,认为它变化小。但老阴变少阳,阴变为阳,或者老阳变少阴,阳变为阴,变向相反的事物或性质,变化就大了。因此,当我们利用《易经》求到的卦,如果没有变爻,就叫静卦,代表暂时不变动,是指事情暂时还没有大变。见到九或者六,即老阳和老阴,就是变爻。例如以《雷天大壮》卦来说,如果初爻变,就变成另一个卦,那就是《恒卦》。初九阳爻变为初六阴爻,是即时变化了。现在这“变”字就指爻的变动。由爻的变动,指出我们由目前的状况转向另一状况。因为是转向另一状况,就有不同,不同代表了变动。所以通过这个爻的变,就可以知道未来怎样变。最初只好像查表一样,哪一个爻变,就查那一爻的爻辞怎样说,就知道怎样变。

总之,《易经》把天地间最复杂的事物的演化现象、事情的变化,宇宙万物的变化,全部都用阴阳的变化来表达,都可简化为阴阳的变化。如果我们明白阴阳变化的规律,细心分析任何一卦,卦中六爻阴阳的性质、阴阳变动的可能性,将来会变成什么情况,那种情况用阴阳的变化规律来解释是好是坏?会是什么一回亊?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未来可能会有怎样的变化。初级的就是查变爻爻辞,《大壮》初爻变,就査《大壮》卦的初九爻辞,看爻辞怎么说,以此来对应所问的事情,并推理出未来的状况。但如果进一步知道阴阳变化,掌握这个规律,你就能预知未来的变化,天地万物以及自己和他人的变化都能够明白,这是易学后来的发展。掌握了《易经》所阐述的道理后,不需要占卜算卦,就能知道他的事情能不能做,做了是什么结果等等。

“以制器者尚其象”,“制”就是创制,创造的意思。“器”就是工具,为人类所用的各种工具。具体而言就叫“器”。如果是注重创造器具的人,他就该崇尚体会《易经》的象。所谓《易经》的象,最简单的就是指《易经》两种不同的符号:阴和阳的符号。当阴阳符号组成三画卦的时候,这些符号就分别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事物。当它组成六画卦时,它就根据三画卦的类象,再产生复杂的类象。这些象就变成了那个卦最重要的精神和性质。因此,这个象既有表面具体形象的象征,更重要的是“象其物宜”,将这件物件最重要、最有特色、最关键的性质和背后的规律,通过这个抽象的符号反映出来,这就是象。创造事物,就要体会这些象。《系辞下传》第二章整章都是说“观象制器”,观察《易经》六十四卦卦象,体会它的原理,就可以创造出新的、有用的器物,其中还罗列了十三个具体的例子。

到了民国时代,疑古派的学者如顾颉刚、胡适等在内,则认为“观象制器”的说法没有道理。他们提出的理由很简单,《易经》的卦象都是描摹实际已经存在的事物,然后将事物抽象化变成象而已。事物创制的发明在先,《易经》的象却是牵强附会于后。彻底颠倒过来,把先发明了的事物说成是根据《易经》的象来发明的,相反古人应该说《易经》的卦象是根据已有物件的形象来摹写的。所以,他们把“观象制器”说看得一钱不值,认为毫无道理。

其实他们这种说法,可以说有道理,也可以说没有道理。为什么?因为《易经》六十四卦的卦象最初是否都是摹写实际的物象呢?相信不是。因为《易经》有些象是真实存在的,有些象则根本没有可能存在,例如谦卦,地中有山。实际大地上,有没有地中有山的现象?似乎很难找到,有也可能是特例。《易经》的六十四卦卦象,其中一部分的确摹写真正的物象,但大多数卦象是没有物象可以比附的,只是借卦象来说抽象的道理。所以唐初的孔颖达早已说明白了,《易经》的卦象其实分为两类;一类叫作“实象”,一类叫作“假象”。“实象”就是《易经》六十四卦所反映出来的物象是天地间所有的,而“假象”就是天地间所没有的,或者是现在没有的。但为何《易经》的六十四卦要用这些“假象”?因为要“假象以显理”。这句话不是孔颖达说的,而是后人补充的。

意思是假借这些象来将深奥难明的道理表达出来。例如地中有山的谦卦,虽然没有这个象,但通过这个不存在的虚象,显出高大的髙山降到地下,以象征谦逊,这就是“假象以显理”。

明白《易经》“假象显理”的话,又假设这些象在三四千年前已经有了,当时可能还没有这些发明,因此,当有人看见一个卦,例如《涣卦》。“下卦”是水,“上卦”是风,风吹水可能没有意义。但这个“上卦”本身也代表木,卦象是木浮在水上被风吹动,于是可能从此“假象”得到灵感,创造出船只。

例如中国第一次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教授,他们当时看了西方拉波特(OttoLaPorte)的“选择定则”,说当中铁的分子本身比例是恒定的,即比例不变的。《易经》的原理总是说任何事物是由多到少,或由少到多,永远在变动之中。《易经》的卦,是否每一卦都是平均的三阴三阳?不是的!有一阴五阳、有五阴一阳、有二阴四阳、有四阴二阳、有三阴三阳等,比例是经常变的。没有理由铁的分子的比例是不变的,用《易经》的理论来看就不对了。

但西方没有人这样想,但李政道、杨振宁妙想天开,运用《易经·系辞下》“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不可为典要”的理论,于是两个“傻子”勇气十足,用中国古代《易经》的哲理来指导科学研究,结果令拉波特的理论出现问题,因而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奖,李杨二氏的科学创见是否可作为“观象制器”的事例呢?这也《易经》所强调“以道制器”的思想。

《易经》的核心思想是“阴阳”,《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前面在讲道家与《易经》那里时,列举了很多,如:上下、左右、刚柔、好恶、曲直、有无、虚实、前后、长短、方圆、祸福、吉凶、进退、得失、强弱、舍得、难易、明暗、彼此、攻守、主客、黑白、雌雄、荣辱、音声、男女、老少、清浊等等。

八卦就是来自阴阳。阴阳是一个概念,一个对立的概念。阴阳也是气的概念,这个气充塞于宇宙之间。气分清浊,清气为阳,浊气为阴。

阴与阳也是奇偶的关系。阴为偶,阳为奇。所以用一条横线“一”代表阳,读作“阳爻”;而用两条横线“——”代表阴,读作“阴爻”。由于天为一个领域,地为一个领域,天地之间也为一个领域,这就是“三才”的法则,代表上中下。而阴阳在三才的空间里都有,所以按上中下的法则画上阴阳爻,替换不同的排列模式,一共能排列成八种模式,这就是八卦,也叫八纯卦,又叫八经卦。如坎卦(☵)。八个卦再相互重叠在一切,一共能排列出六十四种模式,就叫做六十四卦。又叫六十四别卦。就是八卦与八卦就像别针一样,互相别在一起。

清气上浮成为天,浊气下沉而为地,于是有了天地。天地的学名叫做乾坤。乾卦的画法为☰,三个阳爻,代表天上天下,阳气充沛。

天上也有阴阳,天上的阴阳是日月,日月交替,产生了白天黑夜,进而产生了一年四季与二十四节气,历法和天文也随之产生了。日月的学名叫做离坎。离卦的画法为☲;坎卦的画法为☵。

地上也有阴阳。地上的阴阳叫柔刚。柔的是江湖河海,简称泽;刚的是高山大石,简称山。山泽的学名叫艮兑。艮卦的画法为☶;兑卦的画法为☱。

天地之间也有阴阳,也是一股气充盈于天地之间。这股气以动静的形式存在着,静态的时候,就是空气,叫做风;动态的时候,尤其高速运动的时候这股气就会产生摩擦,进而产生雷电,所以就叫做雷风。学名叫做震巽。震卦的画法为☳,巽卦的画法为☴。

八卦就是这样来的。这也是自然界最大的八种物象,所谓“天地日月,雷风山泽”,再也没有比这八种物象更大的物象了。

阴阳的原理是相应,《易传》里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则。只要形象、特征等相似,就可以归属于同类。万事万物都可以按这个原理进行分类,随便你怎么分,都在八卦的范畴之中。由此产生了取象比类的类比思维。所以说八卦包罗万象,其奥秘就在这里。

比如乾卦,代表天,天的特征是高、大、上,形状是圆,颜色是白(因为一般白天才能感受到天的存在);天“首出庶物”,先于万物而生,所以数字是1;到了社会上,地位高的是政府,可以归属于乾卦;家庭中,谁的地位最高,传统观念是父亲,所以父亲可以归类为乾卦;如果父亲的父亲还在,那就要把爷爷归类为乾卦;天道运行不息,在动物世界中,马也奔跑不息,所以马也可以归属于乾卦……

天地日月四个卦,产生了一个成语,叫做“正大光明”,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天比一切都大,它覆盖了一切;大地方正,所以能承载一切。这也是天圆地方的由来。而不能按现代地理所说的来衡量,嘲弄中国的古人不能完整地认识宇宙,从而产生了错误的观念,不知道天不是圆的,地球才是圆的而不是方的。“天圆地方”是一种类比思维,而不是具体地说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只是一种类比的思维方式。天能覆盖一切,能覆盖一切的只有圆盖可以;大地必须是平整的才可以立足,才可以造屋,如果大地倾斜,或者今天一个地震,明天一个天坑,那就是灾难,根本无法造屋居住。所以凡是看到方的形状的事物,都可以归属于坤卦,比如书本。所以做人智慧、心胸和格局要像天一样博大,圆融,人格也要象大地一样方正,像太阳一样光辉,像月亮一样明亮皎洁,让人可以赏心悦目。

所以正大光明就代表了一个人的智慧格局、德行和修养像天地日月一样。古代皇帝的宝座后面挂着“正大光明”这四个字,就是源于《易经》。韩国国旗用的四个卦,也正是这代表了“正大光明”的“天地日月”四个卦。

《易经》认为天道是覆盖一切的,所以宇宙也是全息的,万物关联,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这种关联是根据“取象比类”来区分的,《易传》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这种关联现象,《易经》称之为“相应”。西方还有人用“蝴蝶效应”来加以比附说明。我身边有搞《易经》与科学的朋友,譬如中科院的董光璧先生,中国科协的王国政教授,认为现在最流行的量子纠缠现象就是《易经》的阴阳相应原理。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

怎么理解相应原理呢?打个通俗的比方,就好比我们用的印章。印章上刻的是“龙”字,印到纸上一定是“龙字”,不可能变成“凤”字。章上刻有什么,印到纸上就会显现什么,这就是阴阳的统一,也是阴阳的相应。如果刻的是条龙,印到纸上就变成凤了,这就叫“不相应”,要么是魔术,要么是骗术。而这种相应,代表了一种诚信无欺,所以“印”,也叫“印信”。成为了信任的一种象征。皇帝给你官做,给你一枚相应的大印,代表皇帝信任你,对你委以重任。写字画画结束,作者亲自盖一枚印章,代表是自己所作,这当中都体现了一种诚信的理念。

根据这个“印”,而能理解“应”。“应”的关系有这几种,其实都是指的“相应”。有阴必有阳,阴阳是相应的。你的起心动念为阴,你的行为结果为阳。你的发心善,行为结果一定善;你的发心邪恶,行为结果就会邪恶。这两者是相应的。如果想要获得善果,那就要善护念,改变自己的发心,让自己的发心纯善,那么相应就会得善果。所以这个相应的原理,一点也不玄。如果你的发心好,那么自然会有好的人懂你的好,不好的人自然不懂你的好,自然就会有好的人来帮助你、支持你,那些看不懂你的人自然也就和你没有缘分。这就是孔子讲的“德不孤,必有邻”,“致其大德者,必得其名,必得其禄,必得其位,必得其寿”。这句话听起来像算命,感觉很玄,其实一点不玄。你的德行厚重了,自然也会有有德行的人看懂你,并且来支持你、拥护你甚至提携你。这就是内在的逻辑。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的逻辑,还有其他的逻辑在里面,全部的逻辑综合起来,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必然得其禄、得其名、得其位、得其寿。在这里不去赘述了

话说回来,阴阳是相应的,有上必有下,有东必有西,有男必有女,有天必有地,同样,有问必有答。

问是什么呢?问就是疑惑,是询问,答呢?就是答案。问和答本身就是一对阴阳,也是相应的。所以占卜的原理就产生了。占卜通常都是有所疑惑,然后借助卦象来解答,这个答案怎么样呢?往往也是与你相应的。

根据资料的记载,荣格在20世纪初就全面开始研究《易经》,当时他决心要弄明白“《易经》中的答案是否真有意义”。过程中,他为自己所见到的“惊人的巧合”而感慨,因为他发现《易经》的答案有意义乃是常例。从1920年起,荣格开始在精神治疗中参考采用《易经》中描述的方法,疗效显著。而到了1925年,荣格对《易经》已经非常熟悉,并对其中富含意义的答案产生了很大的认同和信任。

故事的背景是,清末民初,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德国汉学家,他的中文名字叫卫希圣,字礼贤。他在世时间不算长,只活了五十七岁,但其中却有二十多年是在中国度过的。最初他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之后深入学习和研究了中国的文化,先后翻译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家语》、《礼记》、《吕氏春秋》、《道德经》、《列子》、《庄子》、《太乙金华宗旨》等一系列传统经典,当然,也包括《易经》。

《易经》的翻译本,是卫礼贤在向中国晚清时期的著名学者劳乃宣深入学习的基础上,并结合他自己的西学背景而译成的,是卫礼贤耗费心血最多的一部作品。从1913年开始翻译,到1923年完成,仅翻译的过程就花了十年,更遑论之前学习的时间。1924年,卫礼贤翻译的德文版《易经》在欧洲出版,得到了西方学界的高度认可,认为这个译本超过之前所有的欧洲文字译本。

1930年,卫礼贤在他的家乡德国斯图加特去世。1950年,美国博林金基金会在已有好几种英译本的情况下,仍请了当时美国最优秀的德译英专家贝恩斯将卫礼贤的德译本《易经》转译成英文,并于次年在英国和美国出版。时年七十六岁的荣格为这个英译本写了一篇序言,名为《<</span>周易>与中国精神》。有趣的是,在这篇序言中,荣格还提到自己关于此事的两次问卦,其中第一次问卦的问题,是“把《易经》引荐给英语世界的读者,结果会怎么样?”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荣格当时用三枚硬币起卦,得到的结果是《鼎》卦,九二和九三爻变,变卦为《晋》卦。而荣格主要是以《鼎》卦九二和九三的爻辞来进行判断。

鼎卦的九二爻辞说:“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大概是:鼎中有食物,但与我交往的人却非善类。如果能远离这样的人,则会吉祥。鼎卦九三爻的爻辞则说:“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说,鼎耳的位置不当,导致鼎耳太烫而不能拿起鼎,也就无法享用其中的食物。需要等待下雨,降低鼎耳的温度,才可以取食。

荣格对于这两句爻辞有自己的理解,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易经》的内容深奥而丰富,大部分西方读者可能暂时还无法完全领略,需要等待时机,最终则一定会被西方世界所认可和接受。

虽然一般两爻变的卦,很少会参考完整的变卦,但荣格在这里还是用到了变卦《晋》,他着重解释了晋卦的基本卦意和晋卦六二、九四两爻的爻辞,做出了自己颇有见地的解释。

在问卦这一篇幅的最后,荣格写道:“《易经》冷静地面对着自己在美国市场的命运,这种态度和任何有理性的人面对自己备受争议的著作时没有两样。这样的期望非常合理,也合乎常识,要找出比这更恰当的答案反倒很不容易。”

在序言的最后,荣格这样写道:“《易经》的精神对于某些人可能像白昼一样明亮,对另外一些人则像晨光一样熹微,对于第三者来说,也许就像黑夜一样暗昧了。不喜欢它最好别去用它,如果对他怀有排斥心理,那就不必从中寻求真理。为了那些能明辨其意义的人,且让《易经》走进英语世界中来吧。”

荣格和其他一些心理学家对心理学和潜意识领域进行过临床研究。在一些案例中,有的能够梦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有的能够感应到另一个人的心思,这些就是被称为预言、心灵感应的现象。

荣格认为,人的意识其实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虽然我们的大脑在头颅里,但是大脑运作起来所产生的意识却可以发散出类似信号、电波的东西,由于不受空间限制,所以一个人的意识可以与其他人相联结从而产生心灵感应,由于不受时间限制,我们也可以预见到可能的未来。

荣格在对梦境中的一些现象进行观察的同时,还对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进行过研究。例如有一次,当荣格在和一个人谈论象征符号中的埃及圣甲虫的时候,正好看到了爬在窗户玻璃上的甲壳虫,如果这种现象放到古代,古人就会认为这是神给予的讯息,是一种预兆,但是现在荣格给予这种现象一个新的更科学术语——Synchronicity(共时、同步),在单词Synchronicity中,前缀syn意为“共同”、chron意为“时间”,再加入后缀icity使其属性成为名词。

荣格说道,“共时”现象是指发生在现实世界中的事件与我们脑中想到的事件恰好一致。这种现象的发生并没有很特别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客观物质世界与人的内心世界互相联系而至。荣格也意识到,用共时原理也可以来解释《易经》占卜的原理。于是他也花了很大精力来研究《易经》的占卜。

这就是荣格所提出的“同时性原理”。其实明白了“阴阳”的相应原则后,就能够明白这背后的机制了。荣格经常运用《易经》占卜的方法来给他的心理患者进行治疗,并且他宣传“卓有成效”。

历来《易经》占卜也有一个“四不占”的原则,那就是“不诚不占,不动不占,不正不占,不问不占”。这“四不占”原则恰好反映了一个现象,就是“不相应”现象。

心越诚,问得越虔诚,答案越真实;问得越急切,答案越直接,因为你的心是阴,答案是阳,你越诚恳,答案也越诚恳,你的心却急切,答案也越急切,这两者是相应的。所以如果你漫无目的,只是觉得好玩,也没有什么问题可问,就去占卜,得到答的案也是漫无目的,似是而非,含糊不清。这种也是相应。比如某人在问你事情的时候,突然你看到有人在打篮球,你根据打篮球的现象,就能起一个卦,并根据这个卦推理出他所问的事情的结果。根据荣格提出的同时性原理,为什么别人问你事情的时候,你正好看到打篮球而不是踢足球呢?打篮球是一种现象,代表了一种意义;踢足球又是另一种现象,代表了另一种意义。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因为一个是用手打,一个是用脚踢。按《易经》万物类象的法则,归属的卦象和类别都不同。如果别人问你事情的时候,没有相应的现象发生,那么就不能用这种方式进行占卜了,可以换成别的占卜方式。

“不正不占”,就是你的心术不正,是不能占卜的。没必要问。因为《易经》模拟的是天道法则,也就是自然规律,你的心术不正,本身就违背了天地自然规律,什么是天地的自然规律呢?文天祥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行”。正气就是天的法则。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乾卦》就是三个阳爻,代表纯阳之气充沛宇宙。纯阳之气也就是正气。你的发心违背了天道,强制用《易经》的占卜,反而容易被天道制裁。本来想借助《易经》投机取巧钻孔子,结果反而容易受到惩罚。这就是《易经》说的“小惩大诫”。后讲“《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也正是这个道理。我以前有个朋友,易学家霍斐然先生的儿子霍能匡先生,他很多年前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他和易学专家刘广斌等几位朋友去香港玩,闲来无事,就去赌马。他们都懂《易经》,就用《易经》来算下一场出什么,算出来了就赶紧跑去买,但是很奇怪,每次算到的结果都是对的,但是要在下下场才开出来,他们就学了乖,难道要到下下场再买吗?他们这次又算出来了,正在议论,有个老太太路过,听到他们在这算,就问,你们会算吗?他们点头,老太太就说,算到开几号?他们就告诉老太太了。结果老太太赶紧跑去下注,他们就等着准备下一场再买。结果开出来,老太太中了,还来找他们要请他们吃饭。而这场他们却没有买,又错过了。霍能匡先生就感叹,“会算的,给不会算的做了服务。不正不占,确实有道理啊。”所以《易经》里面讲:“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学《易经》要学到“顺气自然”这个“居易”的境界里,不要学到心存侥幸、投机取巧去了。所以孔子讲“乐天知命故不忧”,学出了大人气魄,而不是一天只想着侥幸、投机,把自己学成了猥琐的小人了。

“不问不占”,就是别人不问,你不要主动去说。因为这之间是不相应的。

《北京日报》201788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饶宗颐:大先生,小故事》。作者是香港饶宗颐学术馆的常务副馆长郑炜明教授。由于2017年我曾去香港看望过饶宗颐先生,与郑先生有过交流,也听起过饶先生占卜的故事,现在把《北京日报》里关于饶先生占卜的这件趣事转载过来:

易卜救命

选堂先生从来不是一位迷信的人,但他在年轻的时候,曾在非常危难的关头,以《易经》占卜,救了自己和朋友们的命。孙立川博士在《避难蒙山的文人们——饶宗颐、简又文、梁羽生的一段难中轶事》一文中曾这样提及此事:

与饶公谈到这些往事,他颇有不堪回首之慨。他说曾在蒙山以《易经》卜卦,得离卦,卦云“突如焚如”。果不其然,日军入蒙山实行三光政策,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其中以此桥所在的文墟街的“五·一六”血案尤为血腥……《瑶山集》中有诗句记云:“余生悬虎口,尽室寄龙头(村名)。万户多荆杞,孤村有戍楼。”《文墟早起》又云:“支颐万念集萧晨,独立危桥数过人。一水将愁供浩荡,群山历劫自嶙峋。平时亲友谁相问,故国归期倘及春。生理懒从詹尹卜,荒村只是走踆踆。”逃难之中,饶公又牵挂国事,《哀桂林》《哀柳州》《交墟行》等诗中,都因战火下的国破山河在,生灵涂炭的惨景而每每执笔而起,忧患诗篇,读之催人泪下。

上引文字,有些地方说得不够清楚。离卦乃《易经》中的第三十卦,主吉:“离,利贞。亨。畜牝牛,吉。”意即利于卜问,大事顺利、吉利。卦体上离下离,离为火,象征遭遇光明,因此属一吉利的卦。但老先生当时占得的其实是离卦的九四爻:“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此乃居离卦第四位的阳爻,意即遭遇突袭,烧抢杀戮,尸横遍野,实乃大凶之预言。先生乃毅然决定立即离开蒙山。离开后翌日,他原来居住的地方,即被日军夷为平地。先生的易学学问,救了自己一命,当时相信他而跟着一起走的朋友们,都因此侥幸避过了一劫。又据黄伟《阎、饶两教授避难蒙山追忆》一文所记载:

1944年冬(原历十二月初二)蒙山县城沦陷,饶宗颐老师避居文圩乡龙头村李家……不过三四个月,日寇已由蒙山县城撤退,不久日寇宣布投降,饶老师即南下广州……

因此可考知,先生此事,应该发生在1944年冬前后。

这段趣事,可以看出《易经》卦象当时与选堂先生的相应性来,很多人认为不过只是巧合,其实不然。

孔子在《易传》里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说明《易经》是在用一种方式在模拟天地宇宙的运行法则,并能根据这种所模拟的方式来进行推演。也就是冯友兰所形容的“宇宙代数学”,只是这个代数学,代入的是天地万物。而爱因斯坦晚年也猜想这个宇宙有一个法则,万事万物都在遵循这个法则发展变化,也都受这个规则所支配。他称之为“统一场论”,并且耗尽晚年的时间直至老死都没有完成这篇论文。而根据孔子的《易传》,我们却发现孔子感叹的“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实际上就是在表达《易经》中已经具备了如爱因斯坦所谓的“统一场论”。《易经·乾卦》讲“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首出庶无,万国咸宁。”《易经》这里统天施化的思想就是对“统一场论”的描述,天道先于万物而出,它一出来,万事万物(万国)都遵从于他。

《易传》又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就是说,圣人看明白了万物的本质规律,而用卦象的方式来比拟、模拟,来形容这个天道自然的规律法则。所以《易经》整个就是在用各种卦象在形容天道的规律,所以卦象的象,就像镜子,把所有的事物最真实的一面映照(像)出来。

 注:未完待续,敬请关注,请看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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