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专著《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

      据新民晚报报道：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韩石山近日以一部26万字的研究专著《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向他眼中“混饭吃的多，真正做学问的少”的当今“鲁研界”公开叫板，提出“读鲁迅的书让人长脾气，读胡适的书让人长学问”的新观点，在学术界和读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客观解读

     有“文坛刀客”之称的韩石山现为山西省作协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以小说成名，后又写散文、文学评论，近年来潜心于现代文学研究，出版有《李健吾传》《徐志摩传》等专著。《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一书逐个分析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界几次大的争论，通过对“撤稿事件”、青年必读书的争斗、女师大学潮中的斗争、闲话事件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分析研究，揭示了以鲁迅和胡适为代表的两大文化阵营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以往对鲁迅的神化和对胡适的丑化，作者显然是强烈反对的，但在此书中他没有对鲁迅进行任何贬损，而是力图通过对历史材料的客观解读恢复历史上鲁迅作为一个“人”而不是“神”的本来面目，全书的主要篇幅也集中在鲁迅身上。

纠正偏颇

      韩石山认为，当代人对鲁迅的认识，没有几个是根据自己的阅读得出结论的，大多是“从毛主席那儿得来的”。毛主席对鲁迅评价很高，大多数人便接受了这一点。然而他却不主张青少年过多地看鲁迅的作品，因为鲁迅的文章中有一股“阴冷之气、杀伐之气”。而胡适的作品可以多读一些，因为胡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山人物，白话文写得好，如行云流水，而且胡适一生主张建设法制社会，他的文章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年轻人的健康成长。但是胡适的思想也有浅的一面，到老也是这一套，所以他提出“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韩石山在书尾解释说：“为了纠正时下的偏颇，我要说：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需要解释的是，我这里说的少不读鲁迅，不是说绝对的不读。现在的少年人读得太多了，已有了负面的影响。不读是极而言之的说法，可理解为少读，至少不要强制他们读。老不读胡适，是说胡适的书，适合少年读，老了就不必读了……鲁迅是一位独特的作家，他尖锐的观察，深刻的体验，刻薄的用语，苍凉的情感，都是常人难以比肩的。年迈之后，再读这样的文字，会有更为深切的体味，也会有更为独到的心得。”

彰显“路数”

      韩石山在他的自序中，还明确表示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在于彰显一种“做学问的路数”，他认为过多的解读、过分的稀释，已经淹没了真正的鲁迅，一切到后来都搞得面目全非起来，当今的鲁迅研究界“研究来研究去，多是阐释毛泽东的那几句话，顺着杆儿往上爬越高越好，绝少有自己的真知灼见”。韩石山直言，为了防止人们说自己不学无术，借骂鲁迅和鲁研界出名，索性“较个真”，也做做鲁迅研究，让“鲁研界的朋友和不是朋友的人，都能看一看。先不要看别的，先看我做学问的路数对不对。”

对于韩石山的公开叫板，被韩鄙夷地称为“可悲可羞的鲁研界”尚未给予回应。

——孙郁眼中“鲁迅与胡适的两种选择”

     “现代性”一词已被许多知识者所注意，但我们发现，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中，“现代性”的资源，或者说具有“现代性”意味的文化因子，少得可怜。因此，在打量这一概念时，知识界不得不求助于域外，而这一概念的本身，也正因为是舶来的，所以置身于这一语境，我们多少有些尴尬。

     其实撇开这一概念，我们将视线投向同一所指的内容，就会发现，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我以为“被近代”与“被现代”这一表述似乎更能描述这100年的历史。中国的荣辱、兴衰，以及知识阶层的优劣，均可在这个话题下延伸出来。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开化和不断被推向奴役关系生成的历史。对这一悖论的深切体味者，应当说是“五四”那一代人。我在《鲁迅与周作人》一书中，谈及过这一点。周氏兄弟对现代进程中的人的渐次丧失自我的警觉，被后一代人所证实了。但实际上，对这一历史话题最具有参照价值的，或许不是周氏兄弟两人，而是鲁迅与胡适。他们的由合而分，由近而远的不同精神选择，似乎更能说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切冲突。

      鲁迅与胡适的分道扬镳始于1925年。那时鲁迅开始由官场退向民间，而胡适则由书斋走向议政之路。这种对立的选择，构成了两人性格中的闪亮之点──一个充当了社会与政府的批评者，另一位成了现存政权的诤友。但鲁迅的走向民间其实是站在了弱者的立场发言，他本身对世俗社会的厌恶，并不亚于对官场的冷视。同样的，胡适与现政权──无论是段祺瑞政府还是蒋介石集团，亦保留着相当大的独立性。他们似乎都感到主奴的关系，最容易在这两个团体中生成。鲁迅后来在“左联”中承受的压迫感，以及胡适在台湾受到右翼文人的攻击，其内心的焦虑与苦痛，从其文字中，多少可以感受到。被淹没于自愿所选择的队伍里，且在那里挣扎着，苦求着，这正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写真。我们从后来的学人、作家的目录(如巴金、季羡林、韦君宜等)，多少可体味到同样的主题。抵抗奴役而终被奴役，是近代以来的历史无奈。

      我以为鲁迅与胡适的价值选择中所延伸出的文化隐喻，或许正是今天的镜鉴。倘若说中国的文人心灵还缺些什么，他们两人身上的明暗，似乎可以提示出许多东西。在阅读两人的作品时，可以发现他们对中国文化与人性的看法，有时惊人地相似，但情感方式却大相径庭。一个以为中国的进化，有赖于精神的重塑，改造国民性乃知识界的第一要义；另一个则以智慧和潜能，贡献给权力阶层，借政治的力量，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这两种模式直到今天仍被延续着，我们看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分化，大致也存在着类似的形态。至于周作人、陈寅恪、顾准一类的文人，其影响力远无前两者那么深远，后者在中国，很难形成集团式的力量。

      而鲁迅与胡适不仅各自为中心，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深切地影响了现代进程，倘说，鲁迅在心灵的意义上，呈现了人的尊严与价值，那么胡适，则从技术的层面，为中国的现代进程，设计了诸种方案。80年代以后，我们文化与经济起飞的过程，实际上正隐含着他们的精神余脉。这两种独立之精神，为今人摆脱贫困与奴役，提供了良好的范例。虽然，这些影响有时还是有限的。

      德国的亨利希·曼说：“一个向统治阶层靠拢的知识分子是在背叛精神。”作为一个具有清洁精神的人来说，独立于这个世界，恪守心灵的圣地，是难能可贵的。知识分子所以是知识分子，乃是具有一种属于自我独立不倚的价值世界。它以在野的声音，向权贵世界发出逆俗的声音。

     胡适不能说是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但他却不能像鲁迅那样走向黑暗的深谷，与陈腐的权贵彻底决裂。胡适的独立意志的表达方式，常常是利用现政权的缝隙，或者说利用已有的社会机体，进行渐进的变革。

但这种“利用”不是简单的依附，他从未跪在统治者面前乞求恩赐。在求索的路上，他没有低下高贵的头。他其实知道，真理的实行常常伴以自我的丧失，思想在现实转换，有时不得不染以俗谛。社会的进化，是不能以“纯粹”来实现的。

    在通往真理的路上，要有尼采、叔本华、鲁迅、萨特，但也需要黑格尔、歌德、高尔基、胡适这样的人。这是一种文化的生态。当黑暗过于强大时，铲除黑暗的人，身上不免拖着黑暗的余影。中国知识界的悲哀在于，这一黑暗的余影太长了。所以，无论是鲁迅的反抗，还是胡适的挣扎，都是个未完成的精神表达式。抵抗奴役的路，对他们而言，只意味着刚刚开始。中国的现代进程中，这两类人，都是非健全的。

    但在这里，能真正提供精神自由和反奴役意志资源的，也许只有鲁迅。在灵魂的深与思想的深上，鲁迅是一座高峰。他矗立在那儿，提示着人们去注意新的主奴关系的生成。如果说中国的知识界缺少什么，我们与鲁迅的距离有多长，那么所欠缺的就有多长。

     这决不是耸人听闻之谈。坦率地说，胡适的选择是常态人生的记录，鲁迅则是非常态的。高远东先生将鲁迅精神比做“药”，把胡适思想看成“饭”，正是很好的注释。在鲁迅消失了的地方，胡适便凸现出他的意义。但悲哀的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鲁迅的话题竟是长恒的，一个病态的民族，胡适的自由之梦，常常没有鲁迅式的绝望之声，更具有广泛性。我以为要梳理中国“被现代”历程最富魅力的因子，鲁迅与胡适的互补性是重要的。或许，国民精神重塑的新途，他们是真正的奠基人。

我毫不怀疑这两种选择的必要性。饥饿的民族最急需的是“饭”，但不要忘了，鲁迅这副“药”，永远是不能或缺的。对鲁迅与胡适，或许当如是观。

     其实，抵抗奴役的路，会有多种。鲁迅与胡适，不过提供了两种可能。探索“现代性”，或说“被现代”的问题，我们固有的资源不多。但倘若从鲁迅与胡适的异同中去发掘探索，那么会发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苦难的症结，似乎正写在那里。中国人倘解决不了鲁迅与胡适身上呈现的悖论，那我们的苦运将会更长。

——毛泽东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摘要）

      毛泽东1940年1月在延安新创刊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对鲁迅作出了自己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段话，把中国人对鲁迅的评价推向了最高峰，大有盖棺论定之势。

       至于鲁迅49年后如果还活着，他会怎样？毛泽东的谈话给出了三种可能：一是因继续像以前一样写而被“关在牢里”，二是当歌功颂德的“文联主席”，三是“一句话也不说”。第一种可能，是真正敬重鲁迅的人们所希望的，但考虑当时的政治环境和鲁迅的地位，似乎可能性不大；第二种可能，虽然有郭沫若的例子在，但以鲁迅的性格看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也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第三种可能，结合政治环境和鲁迅的性格，并考虑高尔基和梁涑溟的例子，可能性最大。

点评：儒说也好，道说也罢。药不能当饭，饭也不能当药。对于需要饭的人不能给药，对于需要药的人不能给饭，对于既需要药又需要饭的人......几千年来，只有佛说，这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