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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方访谈||杜文娟vs杜近都:非虚构能否接近历史《朔方》12期

(2020-12-19 13:10:40)

朔方访谈||杜文娟vs杜近都:非虚构能否接近历史

杜文娟 杜近都 朔方文学 前天
杜文娟,女,陕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成都文学院特邀签约作家。发表作品三百万字,出版长篇小说《红雪莲》《走向珠穆朗玛》、小说集《有梦相约》、长篇纪实文学《阿里 阿里》《岩兰花开》等。作品获第六、七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第五届柳青文学奖,西藏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双年奖,《红豆》双年奖等。个人被授予陕西有突出贡献作家,陕西六个一批人才、百优人才,三秦优秀文化女性。
杜近都,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
非虚构能否接近历史


杜近都:你文学方面的启蒙读物是哪一部作品呢?

杜文娟:首先感谢你对我的访谈。我至今记得父亲坐在石桌前看《资治通鉴》的样子,那时候我还小,刚刚记事。能够安安静静地读书,是多么幸福和快乐的事啊。我最早读到的文学作品,是《苦菜花》和《闪闪的红星》,没有封面,当时并不知道书名。《苦菜花》中姐妹挖野菜充饥和《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出逃的情景。时隔几十年,这些细节历历在目,使得我在以后的文学创作中,特别注重细节描写。另一部文学作品是《武则天传》,这是我刚工作的时候读到的。这部作品让我懂得了什么叫韬光养晦和从头再来。


杜近都:你第一次对文学产生清晰的认知,是什么时候呢?

杜文娟:我觉得应该是这几年吧。从文学爱好到专业创作,认知的过程有些长。一方面与阅读有关,另一方面与生活阅历,以及年龄的增长密不可分。所谓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是很有道理的。进入不同的年龄段,如同进入某种不同的磁场,强力不同,产生的作用不同,意义也是有很大区别的。最初的阅读和创作,是为了成名。成为名人,是我曾经的梦想。每发表一篇文章,就希望周围的人都知道。走在路上,由于长期在秦巴山区的工厂企业工作,闭塞的环境压抑得我有时候喘不过气来。远方,极大地诱惑着我。我开始主动旅行,旅行让我增长了见识,逐渐意识到一个人是否成功,取决于环境和性格。如果一直挣扎在底层,锐气很快会被磨损。我的众多同事,二十岁进入一个企业班组,六十岁在同一岗位退休,很少走出去,即便是旅游都很少。这让我想起《百年孤独》中七代人的重复与衰败。我憎恶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说教,说这种话的人,一定没有过长期身陷生活泥沼的经历。

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也是在阅读大量世界名著之后,才创作出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受此启发,我读了《罪与罚》《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等长篇巨著。这些文学经典,让我受益匪浅。这个阶段,我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自以为在文本方面有所意识和追求,却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散文化叙述。

2010年,我有幸到鲁迅文学院学习,这无疑是我文学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山外青山楼外楼。文学原来是如此的广博丰饶,意味无穷。我受邀写过两部商业文学作品,即《苹果 苹果》《祥瑞草原》。好心的文友和老师因此严肃地批评过我。阅读是创作最重要的途径,书海茫茫,从何读起。古典名著要读,借鉴和解读国内外同时代重要作家作品,很有必要。我们的西北作家吸收外来文化和观念迟缓,被广泛认为迟钝和晚熟,尤其是一旦思维定型,很难改变。江南的作家们,三四十岁就名满天下,有的还获了大奖,有飞鸟型作家之称。西北作家四十岁以前很少写出大部头作品,一旦写出来,也是敦实厚重的。但是,这样的西北作家,毕竟少了些。


杜近都:你的新作。《岩兰花开》已经于2020年5月出版,这部作品在题材、结构等方面,与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有相似之处。你是否对此有所借鉴?

杜文娟:坦率地说,是借鉴了。这几年有意读过一些非虚构作品,包括《哈佛非虚构写作课》,从如何采访到故事架构,略有了解。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中国多家杂志开辟了“非虚构”栏目,有的省还成立了报告文学学会,非虚构写作受到空前推崇。在欧美文坛,非虚构写作同样受到尊重。随着小说于我国近代以来逐步取得文学价值方面的提升,现当代的中国作家几乎人人怀有长篇小说梦;创作生涯中如果没有长篇小说作品,便觉低人一等。我当然也不例外,创作出好的长篇小说是我的重要目标,当然也不排斥创作出尽量接近历史真实的、优秀的非虚构作品。

对《岩兰花开》这部作品,成品与理想还是有差距的,如果再增加三五万字就好了。出版以前,就意识到素材还不够丰厚,裁剪修改以后,就显得单薄了。看到样书的第一眼,我酸楚得泪流不止。这部作品还没有在当当网上销售,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二十二万字,一个是十五万字。令人不堪的另一件事是,我从出版社购买了一百五十本书,书款从稿费中扣除,货单上赫然标有几个字:低稿费图书。由此可见,这是一部多么不受待见的图书啊。如同一个孩子,刚褪去胞衣,裹上小被单,胸前就挂上便宜的牌子。幸存者、非主旋律、低印量,决定了这部作品的命运,进不了排行榜,与奖项无关。在每年数万部出版物市场,多一本不多,少一本不少,自生自灭,小众读物。幸好,这是我起心动念,决定创作之前,就清楚的结果。

2018年5月至6月,我第四次入川采访,随身带着《来自切尔若贝利的声音》,家里还放有一本;10月到12月,在广西北海完成初稿的时候,写累了就靠在沙发上翻阅《锌皮娃娃兵》。《岩兰花开》结构上受其影响,并不奇怪。阿列克谢耶维奇涉猎的题材,都是重大历史事件,而且多属人为灾难。如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等,她直面灾难的勇气令我敬佩,从题材选取上,有野心更有担当。汶川大地震属于天灾,几分钟改变万千生命,颠覆众多观念。遭此罹难,让无辜者更无辜。每一场大灾过后,灾难创伤造成的应激障碍会持续二三十年,甚至代际传递。作为当年的志愿者,震后第一个春节和周年的亲历者,我完成这部作品,应在情理之中,题材上并无刻意效仿之嫌。


杜近都:《岩兰花开》一书,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复调书写特征。你可以从创作的角度,谈谈如何完成这种复调书写吗?部分篇章由受访者个人表达和你的转述组成,你认为这种形式或体例能否接近历史?

杜文娟:这部作品的确运用了多声部书写,也就是你理解的复调书写。这既是我有意为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比如第一章“感谢双拐”的主人公小宋,因为失聪,长期无人交流,没办法正常聊天。写她的时候,我辗转反侧不知从何下手,完全由我来讲述,不能完全表达她的心声。讲述主角交给她吧,不现实,也失去了真实性,就是你说的不能接近历史。琢磨了大概两天,才采用了文本中呈现的样态。“画眉雨”也是一个例证,主人公是失独的中年夫妇,又都重度伤残,单靠采访者和受访者讲述,无法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主人公痛到骨髓、每个毛孔都分泌的哀伤。这部作品尽管是非虚构,却采用了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多种手法,这是一种尝试,也是多年写作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否接近真实的历史,似无需赘述。史学家聚焦于灾难的史实,是一种宏观叙事;文学家关注于受难者的心灵,微观的细节更能激发创作者的表达欲望。《史记》之所以被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因为司马迁运用了审美的形象思维,使历史人物栩栩如生,文学性和史学性兼具,由此文学界与史学界都很青睐此书。

人类历史也是一部灾难史,人民的经历就是时代的经历。一部关于灾难题材的文学作品,应该尽可能真实再现普通人的心理路程,却不以灾情纪实为第一要务。当然,我不能百分之百肯定《岩兰花开》熨贴幸存者的内心世界,毕竟我与震区相隔千里,十年间只四次入川采访,对当地民风民俗知之甚少,尤其对羌藏文化了解不够。世上最沉重的是人的心,积蓄那么幽深的苦难,不可能对一个只接触几个小时的外乡人敞开心扉,滔滔不绝。

盖伊·特立斯大约用了九年时间,走进花花公子宅邸、最高法院、按摩院等地,身体力行成为特殊俱乐部一员,创作完成的《邻人之妻》,被尊为非虚构作品的丰碑。杜鲁门·卡波特为采访一桩灭门凶杀案,花费了六年时间,狱内狱外四处奔波,非虚构作品《冷血》毫不逊色于经典长篇小说。这便是非虚构的魅力,也是非虚构作家的荣耀。对此,我望其项背,深感不足。


杜近都:你认为在采访过程中,采访者通过问题进行引导是否必要?受访者的口语表达与《岩兰花开》所呈现的文本,语言之间是否有差异?纪实文学一般强调创作者应在作品中缺席,可这部作品中不时仍会出现你的声音和形象,这是为什么呢?

杜文娟:采访者通过问题进行引导是否必要?回答是肯定的,是必须的。呈现在文本中的文字与最初的口语表达肯定有差异。文学作品与流水账的最大区别是,凝练、优美、有指向。语言是作品的外衣,是华美还是粗糙,一目了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文学作品,大多简洁肃然,光鲜亮丽。成书之前的一地鸡毛,堪比大卖场。我在“学者己见”“碰不得的北川人”等章节中,素材摄取跨越十年,以前经历的,目前见到的,电话采访的,微信往来的,转述的,洋洋洒洒数万言,从中挑选可用之材,加工结晶成几千字,有的观点和个案,还被编辑大刀阔斧删减。

纪实文学强调创作者应在作品中缺席,我不赞同这个说法。作者主宰作品,文中无不渗透作者的思想。彼得·海斯勒的《寻路中国》、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柴静的《看见》等等,处处游弋着作者的影子,并且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志愿者角度分析,我也是地震伤员,曾经被广元市第二人民医院120救助过,回到陕西以后做了甲状腺手术。地震过去十二年,尽管不常在川,似乎也没缺席过,一直在场;忽然在作品中缺席,既不符合生活逻辑,也不符合艺术逻辑。


杜近都:《岩兰花开》在篇章顺序的安排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呢?这部作品体现了你对自然灾害及亲历者的人文关怀,那么你是否认同文学即人学这一命题呢?

杜文娟:全文二十五个章节,加上后记,共二十六篇章,分五个小辑,分别是:长大了的伤残孩子、失独父母、重度伤残人员、地震孤儿震后宝宝、灾难反思。每个作家对自己的文字都高度负责,尤其是长篇作品,在素材积累时期,就反复推敲内容和框架,也就是谋篇布局;有的还会请教高人,多方论证。创作一部作品好比打一场硬仗,对于非虚构作品,篇章顺序就是故事框架。我对《岩兰花开》的排兵布阵,还是用心良苦的。

汶川大地震幸存者中,不同年龄段心理障碍持续时间不同,轻重有别;心理创伤最重的,是当时的青少年。所以,我把长大了的男孩女孩放在第一兵阵,即开篇,然后依次是失独父母等,压轴戏是灾难反思。

《岩兰花开》并不是卖惨,堆砌一大堆悲戚故事。我的目的是通过幸存者心理成长或陨落经历,向外界呈现繁荣富庶的大环境下,还有另外一个群体,坚韧、无奈、疼痛、孤寂。人类历史不全由扛鼎之人支撑,更有普通凡人奠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互相勉励,呵护环境,尊重万物生灵,预防自然灾害,降低次生灾害,倡议更多人长期关爱幸存者,记住灾难,才会避免和应对灾难。一座电站照亮千家万户,一句问候温暖一颗受伤的心。

越来越赞同“文学即人学”的说法,年少的时候根本理解不了,觉得这个话题大而无当,现在则亲切可人。一切从人出发,有人就有生活。人的爱恨情仇,人与万事万物的争斗和妥协,才有村庄、民族、国家、战争、兴衰、新生。人在生活中将喜怒哀乐歌之舞之足之蹈之,将心中的话吟诵出来或述诸笔端,就有了诗词歌赋,延宕开去,就是文学。文学来源于生活,文学由人书写。文学不但写真实的你我他,也塑造人物形象。一个作家的高度,由他塑造的人物决定,历经大浪淘沙,依然璀璨若星、如雷贯耳的众多人物,组成了世界文学瑰丽的画廊,哈姆雷特、堂吉诃德、冉阿让、安娜·卡列尼娜、于连、阿Q等等。文学不能立竿见影为地读者提供衣食住行,但能激励他们勇往直前,去往幸福光亮的地方。《岩兰花开》的人文关怀,大概就在此吧。


杜近都:《岩兰花开》中受访者的重要话题,是地震前后生活的差异与对比。那么十年后重返震区的你,感受与体验有什么不同吗?

杜文娟:这部作品的话题跨度十年,有的更长久,如对灾难史的回溯、个体生命的前世今生描述等。当时做志愿者的时候,无论是幸存者还是外来者,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抗震救灾,所有人爱心满满。从一个救助点到另一个救助点,见车就上,不管是摩托车、小汽车或者大货车,甚至是直升飞机,没人问你要钱,给也没人收。公益作用的凸显,民间力量愈显强大。

当时的震区,确实满目疮痍。记得夜宿北川中学对面的灾民家时,那晚的月光异常皎洁,走在坑洼不平的公路上,两侧的山体斑斑驳驳,裸露处泛着白森森的寒光,如同进入丹霞地质公园;风过时,能闻到阵阵碎石粉末的味道。心中顿时冒出一个词:山河破碎。在北川县擂鼓镇,工作人员登记遇难人员名单,需填报户口注销申请,并且有时间限定,政府会发放一部分补助。许多工作人员也有遇难的亲人,加之日夜加班,眼睛熬得血红,随时都会倒下去。有人反复念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咋狠心填这个表噢,这哪是人干的活嘛。从这一刻起,我才明白,这种纠结才叫纠结,这种痛才叫痛。

震后第一个春节,震区成了庞大的建筑工地,人人灰头土脸。去往九寨沟的路上,有人求助搭车。司机停车准备帮助,两位女乘客却大声抗议。我不敢声张,心中暗忖,她们一定没有接受过援助,没有经历过苦难。后来我发现,几乎所有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无论本地人,还是外来的志愿者,心都特别柔软,都乐善好施、温和谦让。经历过煎熬的老人们,会更加豁达开朗;年轻人和中年人,常常把痛苦隐藏起来。餐厅吃饭,如果听见轻轻的敲鼓声,千万别大惊小怪地探寻。其实是醉酒者喝到兴处,一时忘乎所以,敲打自己的义肢,发出嘭嘭的声响。如果在街上看见婀娜窈窕的女孩子,穿着长长的阔腿长裤,站在原地不动,别奇怪她怎么不穿超短裙,因为她是截肢者,待人走远,她才一瘸一拐地离开。大灾过后,明伤容易治愈,暗伤处处皆是,如同一条涌动的暗河,下一秒钟可能涨潮。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多年以后,这样的暗伤才会康复。震地如战场,各种矛盾和关系急剧彰显。人性恶与人性美纷至膨胀,既能见到遇难女生的宿舍被偷,又能在无处发邮件的时候受到免费帮助。记得端午节那几天,一位三十多岁的女灾民,将三只受捐赠的粽子送给一位小伙子,他刚从成都一所传媒大学毕业,我们算是志愿者战友,两人便分吃了三只肉粽。之后的每年端午节,我都会接到他的电话。汶川地震十周年的时候,我去北川采访,已经是副镇长的他,对我大力支持。如今,他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个乡,做脱贫攻坚工作。震区的经历和书写,是我重要的生命体验。我拓宽了素材疆域,提升了人事应对能力,充当了战地记者角色。


杜近都:作为创作者,你会有意识地学习文学理论,尤其是创作论吗?《岩兰花开》作为一部关注个人心灵与情感的作品,它在回溯一段充满伤痛的历史。那么,你认为以文学为载体的历史书写有何独特性?

杜文娟:以前接触文学理论很少,这几年读过一些,也不多。以后的阅读,肯定会庞杂一些,尤其是感兴趣的领域,我要多涉猎。针对这么一场大灾难,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都积极行动,以各种载体和体裁给予关注和书写。十多年之后,不同学科的专著有很多。我创作《岩兰花开》这部作品之前,做了一些案头工作,涉及灾后人们的心理、地震地质、动物和植被、灾后重建、扶持政策、羌藏音乐、婚丧嫁娶等等领域。我认为,《岩兰花开》应该是一部幸存者心灵史,也希望成为写给全人类的一部作品,可以成为人们了解这场灾难的一扇窗口。


杜近都:你有个人的文学理想吗?

杜文娟:生而为人,都有理想。我的理想越来越现实,既明晰又渺茫。明晰是知道该怎样对待生活、阅读、写作,清楚高山在那里,那山却与己无关,但还要亦步亦趋地去往那里,那山巅,便是文学殿堂。有一段时间,特别渴望能写出惊世骇俗的作品,对史诗特别迷恋,那些气贯长虹的鸿篇巨著,既鼓舞人,也打压人,随着阅读量的增加,方知是幻觉。好在我不拒绝学习,对新奇的事物充满热情,甚至怀有饕餮之心。告诫自己不要固步自封、自以为是。把自己交给文学,如同信徒面对释迦牟尼,只能虔诚,不能抱怨。芸芸众生,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独处的能力。独处是力量和能量的象征,也是思考的开端。有一种自爱叫删除。简单、空灵、笃定、惜时,与阅读为伴,让思维活跃,尽可能有品质地生活。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我没有天赋,知识储备也很窄狭,思想更不深邃,终其一生也成为不了大作家,但我敏感、自卑、真诚、吃苦。即便写不出厚重的作品,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追求。《阿里 阿里》《岩兰花开》《红雪莲》,从题材、体裁、艺术价值,努力做到各有千秋,但缺憾比比皆是,比如《岩兰花开》稍显单薄,《红雪莲》太实。文学之路,孤寂而丰饶,我要执着地走下去,直到终于走不动的时候。


(载《朔方》2020年第12期  责任编辑 火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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