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上学，对我这个穷小伙子来说是从没想过的，也不敢想的一个问题。我虽然已经18岁了，可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进校门，大字不识几个，困难很大。可当时心里也不知咋想的，一点不怕，也没有畏难的情绪。心里想的就一点：若没有共产党，没有红军，我怎么能上学呢？困难再大也要学好！

彭杨学校学习的课程主要是文化、政治和军事。说是学政治，没有文化基础谈何容易。教师给我们上政治课，是采用一套适应我们的独特方法。那就是先识字，后解释字意。

比如上课时教师在一块黑板上写个“兵”字，先是教读音，要学到会念、会写。而后，教师就讲什么是兵？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灌输革命的道理。

又如学“红军”两个字，学会读写后，教师就讲红军为什么好，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是什么等。

再如讲“地主”，学会读写后，教师就讲地主如何坏，他是怎样剥削和压迫穷人的等等。对我们这些穷小伙子来说，也只能用这种方法学政治，弄懂革命的道理。有革命的道理武装我们的思想，激发革命的精神，增强革命到底的信心和勇气。

除了学政治，就是学军事。当然学军事可没有现在军校的设施，也没有那么多的科目。我们的军事课主要就是练步伐和刺杀。教师很负责任。我们不怕吃苦，练得都很认真。军事技能掌握得不错。我在彭杨学校学习了三个月。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和基本军事常识，政治和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高。这对我后来的成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31年12月，我结束学习后返回部队。这时历时三个月的“肃反”运动已经结束。当时，只知道不少首长犯了“错误”，被杀害了。后来才知道就是那次“大肃反”运动红四方面军肃掉了两千多名红军指战员；70%以上的团以上干部都被逮捕杀害了。也就在那次“大肃反”中，我们73师的主要领导人许继慎、周维炯、肖芳等首长也被杀害了。“大肃反”之后，部队进行整编。我们商城独立团仍编入红25军73师。这时，彭杨学校的教育长张琴秋同志被调到73师任政治部主任。我也由独立团调到师部，任师警卫排副排长兼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同志的特务员，此时，“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对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我们又立即投入到了反围剿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