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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文“宜速”及刻有“宜速”钱币符牌考释

(2010-02-23 13: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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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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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泉痴山人原创文章

契丹文“宜速”及刻有“宜速”钱币符牌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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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文“宜速”及刻有“宜速”钱币符牌考释

契丹文“宜速”是目前契丹文字学家争论较大的一个词语,因为目前所能见到的契丹大小字石刻文献中都不见“宜速”一词。此词最早见于河北省考古专家郑绍宗先生对1972年承德发现之契丹文金银牌的解读。郑先生认定金银牌上的三个字,是契丹小字“敕宜速”。他认定的理由是这三字的构造方式与契丹小字相同。

郑绍宗的研究成果发表后,引起契丹文字研究界的关注,表面反对的专家虽仅有一人,但背地里多数人不以为然,认为根据不足。反对者日本某专家认为该牌文字为女真小字而非契丹小字,该牌为“递牌”。

笔者是支持郑绍宗译该牌三字为“敕宜速”的。《辽史》卷五七《仪卫志三》“符契”条记有;银牌二百面,长尺,刻以国字,文曰‘宜速’,又曰‘敕走马牌’。国有重事,皇帝以牌亲授使者,手札给驿马若干。驿马阙,取它马代。 法,昼夜马七百里,其次五百里。所至如天子亲临,须索更易,无敢违者。使回,皇帝亲受之,手封牌印郎君收掌。”

这里说的 “授使者”,“给驿马若干” 的银牌,笔者感到似乎有两种,一为刻以国字,文曰‘宜速’的银牌;一为刻以国字,文曰‘敕走马’的银牌。前种银牌使者所持银牌,使人觉得它即是王易《燕北録》所说的 “执牌驰马”的“唐之传符”,也即日本某专家所认定的“递牌”。《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六》“符券”即称“唐有银牌,发驿遣使”。后种银牌使者所持银牌,应即是王易《燕北録》另记的:“长牌有七十二道,上书番书敕走马字。用金镀银成。见在南以()司收掌。”用于使臣取索物色及进贡,带在腰间”的“长牌”。

按王易和《辽史》的记载,辽契丹文银牌有银鎏金和纯银两种,一为牌印郎君收掌,一为南以内司收掌。使用方法都为“国有重事,皇帝以牌亲授使者,”“使回,皇帝亲受之,手封牌印郎君(南以内司)收掌。”差别是“银牌”,“所至如天子亲临,须索更易,无敢违者。”而“长牌”仅记“用于使臣取索物色及进贡,带在腰间”而已。

俗话说“一叶障目”、“管中窥豹”难免片面,宋代王易和当代的契丹文字学家,如日本某专家先生等不搞契丹符牌收藏,眼中所见终究有限,仅以有限所见考解,所得结论自然难避偏颇之嫌。如认为契丹未铸金符牌,未见有辽代金牌出土,牌上文字为女真小字,“敕宜速”符牌是“递牌”等等,都是为契丹符契收藏家所笑谈的话柄。

其实,契丹所铸金牌,直如汗牛充栋,为亘古所未见。无论从品种、数量、质量都称得上是中国符牌史上空前绝后的时代。大家已经看到笔者对自己收藏的契丹小字金银符牌的十几篇考释文章,而笔者所收藏尚未考释的契丹小字金银牌仍有数十面,如加上目前仍无法译读的数十面契丹大字金银牌,仅笔者所收藏的契丹大小字符牌就将近百面。笔者师生乃普通收藏者而已,根本无法和东北、内蒙、北京收藏大腕们相比。如果把他的收藏的契丹金银符牌进行个统计,总量估计没有上千面,至少能有数百件,其中99%应是近十年在原辽、金、西夏、元境内出土。

面对数量巨大、种类繁多、质量精美的契丹文金银符牌,女真文符牌却少得可怜,除被某些专家认定为女真大字,汉译为“国之信”的银鎏金“递牌”有大小十来面外,尚未见一面被公认为女真小字的金银符牌。至于,被个别专家称之为“女真小字‘敕宜速’金银符牌”,将因笔者举出的无法辩驳的实物证据,甩掉被某些权威妄图强行改变“敕宜速”金银符牌老祖宗的一切不实之词,理直气壮地返回光荣伟大的契丹文行列。

“敕宜速”符牌的“敕”字,是契丹字“皇帝”的美术变形字,俗称“花押”。所以,从历史上讲也好,从制度上讲也好,从用途上讲也好,“敕宜速”符牌实际上就是契丹皇帝的“圣旨金银牌”而不是“給郵驛,通制命”“传符(递牌)”。它是金、宋、西夏、元“圣旨金银牌”的滥殇及榜样。《辽史·仪卫志》说得好:“敕宜速”符牌“所至如天子亲临,须索更易,无敢违者。 这是后代所有“圣旨金银牌”共有的一个特质,其源始于契丹“敕宜速”符牌应是客观事实。

“敕宜速”符牌,有纯金,银鎏金,铜鎏金,纯银四种,前三种都称为金牌,后者称为银牌。金银牌又按尺寸,重量,规格不同,划分了任务和持牌人官职权力的等级和享受的待遇资格。附在本文后的三枚纯金、鎏金、纯银“敕宜速”符牌(笔者将有专文考释)的形制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

契丹使用契丹文“宜速”二字,时间很早,在遥辇汗国时期,就已经作为“可汗”“敕令”内容,铸入契丹符牌的代用品“大丹重宝”钱币的背部。1有关“大丹重宝”背“宸令宜速”的考释,笔者已有专文阐述,这里不再重复。此处,引用“大丹重宝”背“宸令宜速”事例,只是想说明契丹文“宜速”二字,可能产生在《辽史》所载的契丹大小字颁行前。因为“大丹重宝”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已经被多数钱币学家认定为“谓辽太祖之父撒刺的所造”(杨鲁安《辽钱考略》),故在石刻文献的契丹大小字中很难觅到其踪迹,况且它是专用名词。

其次,引用“大丹重宝”背“宸令宜速”事例,是想说明用黄金铸钱币符牌对于自称“黄金家族”的耶律氏皇室来说,是铸钱币符牌必须履行的步骤之一,这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事情。草原民族历来有崇尚黄金的传统,契丹族也不例外。用金、银、铜分别铸钱币、符牌是“明貴賤,應徵召”的需要,更是民族宗教心理的需要。

契丹文“宜速”二字,作为皇帝敕命的专用名词,还经常用在传达皇帝命令的特殊信物中。本文所附承天太后在景宗皇帝死后,用景宗(庙号)名义为自己行使皇帝权力而铸造的契丹文“‘景宗皇帝手令’背阴刻‘宜速’”金牌(笔者将有专文考释),就是很好的证明。

综上所述及实物证明,刻在一些钱币符牌上的 “宜速”二字,确系契丹文,而不是什么“女真小字”。关于各地出土的不同规格的“敕宜速”金、银、鎏金牌,具体是契丹人什么政权铸制?要根据出土地域和历史具体分析而定。

笔者支持郑绍宗先生把承德出土金银牌定为“西北辽”移刺窝斡铸制的观点,并把它们视为公元1160-1165年(金正隆五年至大定五年)期间,契丹人所造契丹文“敕宜速”金银符牌的标准器。

而本文所附金、银窄长阳文“敕宜速”符牌,因出土于辽上京地区,笔者趋向于认定它们是辽太祖耶律阿宝机于907年始铸,而历代大辽皇帝有续铸,行用达218年的“大辽”契丹文“敕宜速”金银符牌。它们应是“大辽”契丹文“敕宜速”金银符牌的标准器。

对于本文所附出土于吉林省榆树市的银鎏金小型长方形契丹文“敕宜速”符牌,因尚未见同类纯金、纯银符牌,故暂时不能认定它的归属,待资料和实物进一步完善再定。

最后,试着臆解一下一些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除大辽所铸窄长契丹文“敕宜速”金银符牌是阳文,而其它多数“敕宜速”金银符牌,包括契丹文“‘景宗皇帝手令’背阴刻‘宜速’”金牌和“大丹重宝”背契丹文“宸令宜速”钱币符牌的“敕宜速”、“宜速”、“宸令宜速”都是阴文?原因大约是:1、阳范制作较易,翻铸阴文较方便。2、时间紧急,任务繁重。3、凡铸阴文“敕宜速”钱和符牌的都不是真正的契丹族的“天皇帝”。 其中第3个原因应是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原因。

由于多年收藏,所见契丹文“敕宜速”类钱和符牌较多,故感到有必要对某些契丹文专家的有误导之嫌的错误观点,从物证学角度做些纠误工作。尽管实物较多,但因笔者学识浅陋,难免词不达意,达不到预期效果,错讹之处望请众位方家及时斧正、批评!

裴元博  陈传江2010-2-23于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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