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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全盘否定,到底是谁错了呢?

(2019-09-11 20:5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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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裁缝

张晓珉

宋朝

王安石

司马光

分类: 新历史

司马光的手段

不得不说,司马光“下手”不是一般地狠......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驾崩;同年五月,司马光回朝;同年六月,朝廷授予其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录门下侍郎的官职,让其主持朝政。同年七月,废保甲法;同年八月,废市易法;同年十月,废农田水利法;同年十一月,废方田法;同年十二月,废保马法......

这个人,就是这样的狠、狠、狠!

虽然司马光出手凶猛,一下子就废除了一多半的新法,但是,这样的成绩还远远不够。毕竟,按照司马光自己的言辞:“期于竭忠,不敢爱死......四害未除,臣死不瞑目!”

这“四害”,就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内容——青苗法、差役法;选拔将领的“将官法”和“与西夏重新议和”。

青苗法、差役法前面讲过,这里不再讨论,说说“将官法”和“与西夏重新议和”的问题。严格来说,“将官法”并不是王安石发明的,而是范仲淹的“杰作”。当年,范仲淹率军与西夏人开战,打仗前,范仲淹发现了宋朝军制的弊端(那个“敌人入侵后,官小的先出阵,官大的后出阵”的制度)。为了提高宋军的战斗力,范仲淹下令唯才是举,把部队分给六个将领指挥,让他们协同作战。

这个选拔制度,就叫“将官法”。

范仲淹虽然死了,但王安石变法时,觉得这个制度很好,就把这个制度保留了。结果,等司马光执政后,即使这个制度是利国利民,司马光也无情地将其废除了。

当然,司马光废除这个制度,也合情合理。毕竟,“将官法”严重违背了官场“论资排辈”的原则,与祖训不符。

如果说,司马光废除“将官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祖训、杜绝官场地震,还有情可原,那么,在“与西夏重新和谈”的问题上,司马光却没有任何原则,他甚至愿意割让土地,不惜“以领土换和平”,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原来,为了与西夏和好,司马光想把王安石收复、苦心经营多年,用无数将士鲜血换来的河湟地区送给西夏,以表示自己的诚意。

此令一出,群臣都懵了,大家苦苦相劝,说割让土地,事关重大,我等无权决议。就算要割让土地,也应该找一个专业人士问一问,若那些土地真的没用,再割让不迟。

司马光一听,言之有理。于是,他请来了久居西北的将领张路,向他询问。

张路听说司马光要割让河湟一带后,彻底疯了,这哥们儿抱着地图,就来找司马光了。

面见司马光后,张路摊开地图,指着这些地名,道:“大人请看,河湟一带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一举切断了西夏与南方诸部的联系,让其处在三面的包围圈内。若失去了此地,不仅多年的努力付之一炬,还会使我大宋的西北地区处于危险之中。”

看完地图后,司马光恍然大悟道:“若不是您的意见,我几乎误了国家大事!”

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全盘否定,到底是谁错了呢?司马光

从此,司马光再也不提割让河湟一带之事了,“与西夏重新议和”这个“四害”之一,也只能寻找其他途径解决了。

这个连地图都没有看过的司马光,就敢如此大放厥词、振振有词地要放弃土地,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哪里来的勇气!

我只能说——此时此刻的司马光,为了废除新法,已经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

好在,在割让土地这个问题上,司马光还算是“清醒”了一下。否则,历史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他也不会得到“文正”的谥号了。

这种说法,绝非危言耸听。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晚唐“牛李党争”,在毫无原则的氛围下,为了打击政敌,牛党领袖牛僧孺意气用事,下令不许出兵吐蕃(当时吐蕃在内战,机不可失),也不许接受吐蕃的叛将叛民。结果,此举造成了唐朝极大的被动(言而无信)和极大的损失(你不要人家,人家就怀恨回去,转过年打你),还成了牛僧孺一生的污点,被人口诛笔伐到现在。

可想而知,如果司马光真的割让了河湟之地,那就比牛僧孺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不仅仅是司马光的污点了,应该说是他的罪行了,而且是永久的罪行!

一意孤行

宋神宗病逝后没多久,西夏的大梁太后也病逝了。这个女人死后,西夏的惠帝李秉常再次亲征。

前面讲过,李秉常是一个坚定的“鸽派”,他根本不想与宋朝开战。而且,虽然西夏打赢了这两场大战,但是他们也损失惨重。于是,李秉常主动示好,请求与宋朝罢兵休战。

得知敌人“服软”,司马光甚是高兴,他便同意了对方的请求,与西夏重新和好。

至此,两国再不用兵戎相向。虽然这种和平,仅仅延续了七年(次年李秉常病逝,其妻小梁太后垂帘听政,又开始讨伐宋朝),但不管怎样,当时司马光眼中的“四害”,算是解决掉一个。至此,废除“差役法”和“青苗法”的问题,也要被提上日程了。然而,司马光惊讶地发现,废除这两法要难得多。因为,有一个人始终跟自己唱反调,说什么也不让废除差役法。这就是刚刚回朝的苏轼。史料记载,经过了民间的“洗礼”后,苏轼已经变了,他已经从当年那个

不了解民情的官员,蜕变成一名知道百姓苦楚的好官了。在差役法的问题上,苏轼认为,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法,不应该废除。

于是,苏轼全力反对,而且在反对期间,还常调侃司马光几句。

他调侃道:“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这个意思是说:“您这么做,就跟两个鳖互相踢一样。”

司马光不懂其中之意,问道:“两个鳖,不能互相踢吗?”苏轼回答道:“就是不能互相踢呀!”至此,司马光才明白,苏轼这是在嘲讽自己,把自己的这个举动,比作两个短腿互相踢的土鳖。看着挺用力,实际根本踢不着对方。

这个人,嘴太欠了!

被冷嘲一番后,司马光大怒,跟苏轼争论了起来。苏轼叹了一口气,说起了一件当年司马光干过的事情。苏轼语重心长道:“相公还记得吗?当年,宋英宗时期,为了对抗西夏大军,宰相韩琦建议,要在陕西一代征召百姓,刺字为军,组建一支‘义勇军’,让他们开赴前线,与敌人作战。当时,对于这件事情,您强烈反对,您还记得这件事吗?”

司马光道:“是有此事。当时,若组建这么一支义勇军,确实能增加20万的兵力。但是,这些士兵根本没有训练过,就是一群炮灰,空有人数优势,却毫无作用,徒增伤亡罢了。”

苏轼道:“没错。后来的事情发展,全在您的预料之内。义勇军上战场后,毫无作为,死伤无数,还助长了西夏军的嚣张气焰。”

司马光道:“是的,若当年韩公听我一劝,也不至于如此惨败。”

苏轼道:“没错。你劝说韩公时,我就在现场。你劝说韩公的言辞,至今仍在我的脑海。当时,韩公不听您的劝,您非常生气。可如今,您当上宰相后,为什么也听不进去别人的谏言,就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二》记载,对于苏轼的这个问题,司马光只能“不悦而罢”。后来,不管苏轼如何劝说,司马光就是铁了心了,非要废除差役法。史料记载,见司马光根本不听劝说,苏轼气极了。下朝回家后,苏轼一边脱掉官帽,一边大骂道:“司马牛!司马牛!”“这个司马光,真是一头倔牛!”这样的结果,真是让人唏嘘......曾几何时,王安石当政,刚愎自用,凡事根本不听劝。为此,司马光气得咬牙切齿,送其一个外号“拗相公”。结果,司马光当政后,竟然跟王安石一个德行,最终也得了一个刚愎自用的“司马牛”的头衔。

拗相公、司马牛......得此结果,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还是那句话,早晚有一天,你会变成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刘娥如此,宋仁宗如此,司马光、王安石、章惇、蔡京,还有无数的大臣,也是如此......只有一个人,不是这样。

这个人,就是苏轼。

书归正传,虽然苏轼为司马光起了外号,但也改变不了他的决定。司马光还是力排众议,在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正式废除了差役法。

得知这么一个利国利民的好法被司马光废除了,苏轼很是伤心。但是,还有一个人更加伤心,并因为伤心过度,最终郁郁而终。

这就是苏轼的好友、变法的开拓者——王安石。

王安石病逝

废除差役法的消息传到江宁府后,王安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确认无误后,他无奈道:“此法亦能罢乎?此法亦能罢乎?我和先帝反复研究讨论此法一年多,才颁布执行。此法考虑甚是周详,措置极其精当。此法一罢,天下事尚可为乎?尚可为乎?”

说完,王安石气得往床上一躺,开始不吃不喝。不管谁劝,王安石也心里堵得慌,不想说话,不想吃饭。

在这种状态下,这位已经66岁的老者,生病了。

没过多久,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癸巳日(初六),王安石在悲愤交加中,不甘心地闭上了双眼,享年66岁。他带着自己的法、未完成的事业,去另一个世界了。

一代“奇才”,就此病逝。关于王安石的死,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愁死的。毕竟,人这一生中,还有什么事情,比亲眼看见自己奋斗一生的心血被毁灭,而更可悲、更可怜、更无奈的呢?

好吧,斯人已逝,给王安石盖棺论定一下吧......但是,怎么盖棺论定呢?

要知道,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争议很大的人物。不同的人,研究“王安石变法”时,能得到不同的见解,并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直到今天,在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中外学界里,“王安石变法”依旧属于高等级的研究对象。史学大师黄仁宇先生更是认为:“对其的褒贬评析,遂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大题目,影响、左右着国际视听。”

可见,这样一个“影响巨大”的人,如何为其盖棺论定?

咱们前面讲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安石都是一个罪人,一个让北宋亡国、“集古今所有大奸大恶于一身”的大罪臣。

理由是:“由言利而变法、由变法而绍述、由绍述而召乱。则宋家南渡,荆公有以致之也!”

这番说辞,有一定道理。毕竟,王安石亲手点燃了朝廷的斗争火焰,一手开创了一个党争的时代。

若没有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就不会有司马光后来更加一意孤行的“元祐更化”;如果没有司马光一意孤行的“元祐更化”,就不会有章惇大规模反击的“绍圣绍述”,更不会有蔡京打着变法的幌子,坑害忠良的“元祐党人碑”事件!

可见,若不是王安石挑起了变法的事端,宋朝的士大夫们也不会党同伐异,如此的不问是非、互相攻杀,将党争这一运动“发扬光大”。

因此,如果从这个逻辑来推的话,王安石就是宋朝的大罪人,是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

但是,咱们即将知道,北宋的亡国,是因为宋徽宗和蔡京这对昏君奸臣组合的结果,即使没有王安石,北宋也会在他们的手中玩儿完。因此,有没有王安石,北宋也得亡国,跟他没有一点关系。

也有学者认为,王安石不仅不是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而是北宋王朝的“大英雄”。因为,王安石延续了北宋王朝的“性命”。毕竟,如果没有王安石,以宋朝那个时候积贫积弱的表现,早就被外族灭亡了,根本传不到宋徽宗手里。

综上所述,对于这么一个人,真是没法评价。

好吧,俱往矣。既然逝者已逝,还是不要再打扰王安石,让他好好地“休息”吧。

据说,人死了以后,会以灵魂的形式出现,依旧会看着我们的世界。如果王安石在天有灵的话,他会惊讶地发现——自己死后仅仅五个月,他的那位好朋友,就跟自己相聚了。

这位好朋友,就是王安石的死敌——司马光。

这一章节的内容,选自这本书:《宋朝果然很有料(第七卷)》

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全盘否定,到底是谁错了呢?王安石

司马光病逝

王安石病逝后,仅仅过了四个月,他创建的变法的核心内容、那个他一直津津乐道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青苗法,终于被司马光废除了。

元祐元年(1086年)八月六日,朝廷正式下诏,废除青苗法,回归平旧法。

至此,王安石一手创建的所有新法,全部灰飞烟灭了。轰轰烈烈的熙丰变法,以全面被废的惨淡结局告终。

可想而知,王安石即使活下去,也会气得“生不如死”了。还是早死早托生吧......

殊不知,另外的一个人,也“早托生”了。这个人,就是司马光。史料记载,废除了青苗法仅仅6天,司马光就彻底垮了。元祐元年(1086年)八月十二日,在早朝时,司马光突然昏厥倒地,随后被抬回家中。

这是司马光最后一次上朝。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回来......

司马光就跟三国时的诸葛亮一样,被自己活活累死了。《宋史·司马光传》:“期以身殉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以为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这,就是司马光的命。司马光不怕死,但他不愿留着遗憾死去。司马光挂念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资治通鉴》的出版。

弥留之际,司马光叫来养子司马康(司马光大哥司马旦之子),询问道:“《资治通鉴》校订完了吗?”司马康含泪回答道:“孩儿与黄庭坚昼夜校订,即使这样,也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司马光着急道:“不能再快点吗?”司马康含泪道:“不能了,这已经是最快的时间了。”司马光无奈道:“好吧,你们慢慢校订吧。不要因为赶时间,让世人嘲笑我。”司马光多么想看一眼这部大书的出版呀,但是,自己已经等不到了......司马光虽然不甘心,但也没有办法,毕竟,校订的时间,都让自己给耽误了。要知道,奉诏回京后,他一直忙着废除新法,除四害,驱三奸(首相蔡确、枢密使章惇、副相韩绛),根本没有时间去校订,也没有安排人手去校订。

司马光死后一个月,黄庭坚才把这套书校订出来。朝廷将这套校订完毕的《资治通鉴》送往杭州刻板,才让这套书真正问世。

此时此刻,距离司马光仙逝,已经过了一个半月。

虽然没有看见自己的书籍问世,比较遗憾,但司马光还有一个更大的遗憾,留在了人间。

这个遗憾就是,司马光清楚地知道——自己死后,变法派会卷土重来,恢复新法,让自己的所有努力付之一炬。

这种说法,绝非危言耸听,从两个方面就能证明。

第一,新党会反击。

司马光是借助太皇太后的手,废除新法的。借助太皇太后的手,虽然是司马光的一个“神来之笔”,但从另一个方面讲,又是他的一个“堆墙败笔”。

毕竟,当皇帝亲政、得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祖训后,宋哲宗会怎么想呢?他能饶了“坑死”自己的司马光吗?

还有,那些新党成员被轰出京城后,他们留下的那些“誓言”,又怎能不让司马光心有余悸?

“司马光,你口口声声说,废除新法是按照天意行事,绝对没有问题(天若祚宋,必无此事)。那好,我们可以告诉你:今天,你打着天意的旗号废除新法,他日,我们也能打着天意的旗号去恢复新法!你等着,那一天,早晚会来!”

是的,那一天,早晚会来。

八年后,在章惇的挑唆下,宋哲宗毅然决然地以“天命不可违,先帝遗志不能动”为由,改年号“绍圣”,宣布全面恢复新法。

第二,皇帝的“态度”很明确,他想恢复新法。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司马光病倒后,宋哲宗召见了言官王岩叟和朱光庭,向他们询问了一件事情。

宋哲宗问他们:“青苗法已经被废除了吗?”王岩叟道:“在皇帝的圣德高明下,青苗法已经被废了,真乃天下之幸。”宋哲宗道:“废除青苗法是好事,但国库会不会不足呢?我现在发现,若过个五六年,国库恐怕就不足了。”一听这话,王岩叟马上道:“此非陛下所忧之事,青苗法乃害民之法,必须废除。废除此法后,只需数年,国家就可以富裕了。国家富裕了,陛下还担忧什么呢?”

宋哲宗道:“今不比列祖列宗之时,国家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恐怕数年后会患不足......”

一个年仅11岁的小娃娃,就开始言利、患不足了,这要是亲政后,还不会直接“想起”王安石?

毕竟,王安石的那套东西,能瞬间聚揽钱财,让皇帝看见白花花的银子。

对于司马光而言,既然皇帝出现了“患不足”之意,那就要严防死守,把他的欲望扼杀在摇篮里。

为此,司马光干了两件事情。第一,派一个根本不会理财的人,去执掌三司使。司马光给出的理由是,让不懂财务的人当国家的“掌柜”的,以防他出馊主意,替皇帝去敛财。

第二,派正统儒学思想的学者出任皇帝的老师,让他们用正统思想去教育皇帝,不要一味看重钱财,要重礼义、知廉耻,这才是一个明君所为。

当时,司马光选取的皇帝的专职老师,就是北宋一代哲学大师、洛学的开创者、理学的启蒙家——程颐。事实证明,司马光虽然严防死守,但他的这些努力,皆以失败而告终。司马光死后,宋哲宗撤销了他安排的财政大臣,换上了一些“懂经济”的大臣;而那个专职老师程颐,终其一生,宋哲宗都不待见。此外,这个程颐也不争气,他不仅没有教好皇帝,反而跟苏轼打了一架,还把后者轰出了朝廷。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好吧,安排好了这一切,不管结果如何,司马光已经尽力了。即使他死不瞑目,他也没有力气再继续瞪眼了......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在王安石病逝五个月后,司马光也走了,享年68岁。这哥俩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开战了。据说,司马光在弥留之际,口中喃喃自语,如同梦呓,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听懂。大家猜,他大概在讲国家大事......据说,司马光病逝的床头上,留有八张奏疏草稿,还有一本没有写完的《役书》。可见,司马光在临终前,都在研究新的差役法,取代已经废除的差役法。但是,直到病逝,司马光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办法......

司马光口口声声说:“四害不除,死不瞑目。”但是,在除去了四害后,他真的瞑目吗?

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答案......

不同意变法的真正原因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司马光病逝,高太皇太后悲痛欲绝,史称“哭之恸”。宋哲宗也难受不已,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当时,虽然朝廷想第一时间给司马光办丧礼,但他死的真不是“时候”,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去操办。

原来,司马光病逝时,朝廷正在进行“明堂大礼”,即三年一次的皇帝亲自进行的祭天仪式。在这个情况下,只能把他的丧礼往后拖一下了。

殊不知,朝廷这一拖,竟然拖出了一场“战争”,并让苏轼与程颐彻底交恶,进而让“三党”打了起来。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咱们后面再说。

明堂大礼一结束,高太皇太后就颁布圣旨,要为司马光举行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那些什么“进府悼念,辍朝放假,赏赐物品”等,更是接踵而至。

当时,朝廷追封司马光太师、封温国功、赐一品官服,赏赐白银三千两、绢四千匹,各种慰问品更是不计其数。司马光的同族十余人,也都得到了赏赐,先后被赐予了不同等级的官职。

在这些追封中,最重要的就是司马光的谥号了。朝廷大笔一挥,授予了司马光一个永载史册的谥号——文正。

前面讲过,“文正”二字,乃至高的谥号。司马光得此谥号,实至名归。至此,司马光终于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去九泉之下见王安石了。因为,司马光曾经引用唐代李丹的名言道:“天堂无路则已,有则君子登;地狱无门则已,有则小人入。”在他的眼中,王安石这个“小人”,是要进地狱的,他这个“君子”,是要上天堂的。

当然,这哥俩死后,到底能不能见面,也只有他们自己说得明白。不管怎样,随着他们的病逝,一个属于他们的时代,终于落下了大幕,而一个崭新的时代,也终于开始。

在这个新的时代里,再也不会有像王安石、司马光这样信仰坚定、道德纯粹、学术渊博的大师,这里只有为了自己利益不择手段的小人。

在这些小人的攻击下,北宋最后一位伟人苏轼被轰出了朝廷,郁郁而终;这个历经百年的庞大帝国,被推到万劫不复的深渊......

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全盘否定,到底是谁错了呢?苏轼

元祐元年(1086年),一个永载史册的年代。虽然这一年,距离北宋亡国还有41年,但就是从这一年起,北宋的亡国之音开始响起。

在进入这个最后的时代前,咱们先讨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个困扰了无数宋粉的问题——

司马光这个博学多才的大师,为什么一直反对王安石变法呢?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司马光与王安石分道扬镳呢?这到底是因为利义之争,还是另有隐情呢?现在,我阐述一段自己的看法,来回答这个问题,也为这个伟大的时代,作最后致敬。

其实,司马光与王安石之所以不和,原因还是在治国理念上。毕竟,他们在这个方面存在无法兼容的思想体系。王安石崇尚的是,变法求新;而司马光坚持的是:祖宗之法不可变!那么,这两套系统,到底谁对谁错呢?没有一个人知道答案......咱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变法,其实就是“维修电脑,重装系统”。毕竟,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事物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古老的国家制度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时代了。

几十年前的电脑系统,如何运行现在的游戏软件呢?因此,在王安石这种新党眼中,要想紧随时代,就要变法求强。反之,在司马光这种保守派眼中,祖宗之法不可破,要坚定地拥护太祖太宗建立的制度!

在今天看来,我们认为王安石的理念是对的,要改革深化,重塑国家。相应地,我们认为司马光的理念是错误的,他是一个迂腐、保守、不知进取、迫害新政、阻碍变法的人。

然而,这种说法真的正确吗?

其实,只要稍加思索一下,就能知道司马光这种观点的深刻、合理的一面了。

一个王朝到达中期后,确实会出现经济窘迫、社会危机浮现、官场臃肿过负、国力日渐衰弱的状况,也确实到了应该变法的时刻。但是这时,这些保守派们就会想到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

此时此刻,即使国家再衰弱,也比初期一穷二白的日子好。为什么那个时候,祖宗之法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呢?同样的一部法,为什么祖宗使用时,能让国家持续发展;到了现在人的手中,却举步维艰了呢?

换句话说——到底是法坏了,还是人坏了?

如果是法坏了,那为什么以前使用时,法是好的呢?如果是人坏了,那就去惩治人好了,不去治人,反而去变法,这不是舍本逐末吗?

何况,在保守派眼中,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案例,成为他们的依据。这就是汉朝非常著名的典故——“萧规曹随”。这个故事大概是:西汉惠帝登基后,宰相曹参不好好工作,不是饮酒作乐就是作乐饮酒。对此,愤怒的惠帝质问道:“你身为宰相,不好好工作,天天饮酒作乐,成何体统!”

曹参先是道歉,随后道:“启奏陛下,您觉得自己跟先帝高祖比,谁更英明?”

惠帝道:“我怎么敢跟先帝比,自是高祖(刘邦)更英明。”曹参道:“臣跟萧何比,谁更贤明?”惠帝道:“先生不如萧何。”曹参道:“陛下说得对!您比不过高祖,我比不过萧何,那还折腾什么?

您无为而治,我尽忠职守,我们守住高祖和萧何定下来的治国方略,不乱搞、不乱来,不就可以了吗?”

惠帝一听,茅塞顿开,就不怪罪曹参了。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在“萧规曹随”的方针下,汉朝最终成就了“文景之治”。

这个故事,给了司马光一个祖宗之法,根本没有错的启示!

在司马光的眼中,祖宗之法没有错,错的是使用的人!只要官员不惹事、不乱来,各个尽忠职守、清正廉洁,就是不变法也能治理得了国家。届时,只要老百姓踏踏实实过日子,以宋朝百姓的创造力,自然能生产出无数的财富。反之,若变法,先不说这个变法是否合理,单以宋朝官员“虎狼”的威力,他们肯定会借变法之机,中饱私囊、践踏百姓。到时候百姓苦不堪言,只能被逼上梁山了。

所以,在司马光的思想体系里——“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则不更造也;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

在他的眼中,变法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只要这个房间还能用,就不要贸然修理。即使要修,也需要一流的“工匠”才行!

事实证明,司马光的这种担忧,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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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全盘否定,到底是谁错了呢?

历时3年,北宋卷大完结。从宋太祖赵匡胤到宋钦宗赵桓,从陈桥驿兵变到靖康之变。北宋王朝走过167年,赵普、寇准、包拯、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杨业、曹彬、狄青……无数的文臣武将陆续登台,又陆续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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