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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与丝绸之路漫谈

(2017-08-04 17:4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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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文化

分类: 蒙古帝国杂谈

马可波罗与丝绸之路漫谈

党宝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分享研读《马可波罗行记》的一些感想,打算讲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马可·波罗其人;第二部分简要谈谈马可·波罗来东方的行程和主要见闻;第三部分谈谈《马可波罗行记》中记述的丝绸之路,尤其是与丝绸生产、贸易相关的部分;第四部分谈谈马可•波罗和他的行记的影响。

一、马可·波罗其人

关于马可•波罗的长相,后人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图像。这是19世纪后期,在热那亚的市政厅用马赛克镶嵌的方式画的一幅马可•波罗的画像。由于当时不可能留下照片,人们不知道马可•波罗长什么样,这幅画只是人们的推测。画中的马可•波罗手中拿着他的著作。《马可波罗行记》是我们对这本书的习惯称呼。实际上这本书有很多抄本和印刷本,名字也不一样。最早的《马可波罗行记》被称为《关于世界的记述》或《寰宇纪》(Le Devisement du Monde);在他的家乡意大利,这本书被叫做《百万》(IL Milione)。他本人最通行的名字是马可·波罗(Marco Polo)。不过在一些抄本里,他的名字和姓氏最后面的元音不写出来,变成了Marc Pol。

现在我们说马可•波罗是意大利人。不过在他生活的年代,意大利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他实际上是威尼斯共和国人。威尼斯尽管只是一个城市国家,但在当时的欧亚贸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与威尼斯形成激烈竞争的就是刚才马可•波罗画像所在的那个城市——热那亚。马可•波罗正是被热那亚人俘虏后,在监狱中写成了自己的《行记》。马可•波罗的生卒年是1254-1324年,他的生年带有推测成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马可•波罗活了约七十岁。

马可•波罗最崇拜的人是元世祖忽必烈。上面这张画像可以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忽必烈本人的长相,因为这是当时的元朝宫廷画家为忽必烈画的。在元朝流传下来了一组元朝皇帝、皇后的画像,这些画像一直留存在故宫,后来被搬迁到台湾。读《行记》时我们可以感受到,马可•波罗本人对忽必烈是非常崇拜的。

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马可•波罗来东方的大背景,那就是蒙古帝国的建立。

蒙古帝国在成立之初对外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其中有三次大规模的西征,极大地改变了欧亚内陆的政治格局:第一次在1219-1223年间,由成吉思汗亲自率领,进攻花剌子模国,主要在今天的中亚河中地区。第二次由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领,在1235-1242年间,进攻钦察、斡罗斯(俄罗斯)以及东欧诸国,最远打到了波兰和匈牙利。在1234年蒙古刚刚灭亡了金朝,这场战争紧随其后。第三次西征由成吉思汗的孙子、拖雷的儿子旭烈兀统帅,在1253-1260年间,进攻今天波斯西部的木剌夷国及阿拔斯哈里发王朝。在占领阿拔斯哈里发王朝首都巴格达的过程中,伊斯兰宗教与世俗领袖哈里发被旭烈兀的军队活捉。关于哈里发的死法,《马可波罗行记》记载说,哈里发被关进一个装满各种金银财宝、却没有任何食物的宝库里,最后活活饿死了。第三次西征中蒙古甚至攻占了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但在向巴勒斯坦进军的过程中,被埃及的马木鲁克军队成功截击,没能继续西进。三次西征建立起了一个地域空前辽阔的蒙古帝国,为当时那些敢于冒险的商人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安全的环境。只要在大蒙古国的内部没有非常激烈的战争,商人们是完全可以从欧洲直到远东来做生意的。

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叔来到了东方。事实上,像他们这样的意大利商人家庭,在当时来中国的欧洲人中并不是非常罕见的。当时来元代中国的欧洲人不少。

马可•波罗出生在威尼斯的一个商人世家,威尼斯自身的自然资源是非常少的,只能以发展对外贸易作为经济支柱。他的父亲尼柯罗·波罗、叔叔马菲奥·波罗一直在君士坦丁堡、地中海、黑海北岸以及中亚一带从事国际贸易,兄弟二人频繁奔走于各地。家中还有另一个长子,尼柯罗·波罗的哥哥,也叫马可•波罗,在黑海边上建立了一个固定商栈。所以他们家族既有“行商”又有“坐商”。由于蒙古各汗国内部的战争,兄弟二人到了中亚地区的布哈拉(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一位从伊朗出发前往元朝的使者。于是这两位富有冒险精神的意大利商人就跟着这位使者从布哈拉城出发,于1265年到达中国,并得到了大汗忽必烈的召见。回欧洲时,忽必烈交给这兄弟俩两个重要的使命:一是请教皇派遣100位品学兼优的教士来中国传教,二是请波罗兄弟去耶路撒冷埋葬耶稣的圣墓,把那里长明灯上的圣油带回来。回到欧洲后,老教皇已经死了,为了获得新教皇给忽必烈的回信,他俩迟迟不能成行返回中国。直到1271年,俩人才带着17岁的马可•波罗启程返回中国,于1275年在上都向忽必烈汗复命。实际上,他们没能带回100位品学兼优的传教士,仅带来的两位修道士还在半路上因为战争和自然环境的恶劣而中途离去。尽管使命没有完成,三人依然留下来并且在中国长期定居。

马可•波罗后来自述说,由于他聪明谨慎,懂得几种语言文字,所以很受大汗宠爱。波罗一家在中国住了17年,在这个过程中,马可•波罗经常到各地经商和出使。大家如果读《马可波罗行记》会发现,他在中国的旅行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向西南,一条向东南。南京大学的陈得芝教授根据元史的情况和《行记》的记载,对马可•波罗的路线进行了推测:大概在1280-1281年间,马可•波罗曾奉命出使云南。在1282-1287年间他在扬州任职,并在杭州检查地方的税收,所以《马可波罗行记》中有很多关于杭州地区纳税情况的记载,详细到具体数字。在1287-1289年间,他受命出使印度,这次出使在《行记》中留下了明确的纪年。1290-1291年间,他从印度返回中国,这次是从海路返回的。

从印度回来后,他遇到了返回欧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当时蒙古伊利汗国阿鲁浑汗的皇后卜鲁罕去世。卜鲁罕临死前留下遗言,如果阿鲁浑要续娶的话,一定要娶她本氏族的姑娘。于是阿鲁浑就派了三位使臣来元朝求婚。忽必烈选了一位叫阔阔真的蒙古少女出嫁,去继承卜鲁罕的宫帐。和亲使团本来想走陆路去伊朗,由于战争此路不通,只好走海路。恰在此时,马可•波罗经海路从印度返回,他了解这条路的情况。于是波罗一家便以护送阔阔真为理由,得到了回乡的许可。在《行记》中,马可•波罗称由于忽必烈太喜欢他,之前一直不让他走,直到这时由于有了特殊的需要才允许马可•波罗回去。

根据后人推算,1291年1月,马可•波罗和自己的父亲、叔叔一起从泉州港出发离开中国。当年4月,抵达马六甲海峡南侧的苏门答腊。由于季风原因,他们在这里停留了五个月,直到9月才离开。1293年的2、3月间,船队到了波斯的霍尔木兹港,约4月间,在大不里士附近拜见了伊利汗国的新任君主乞合都汗。这时候原国王阿鲁浑汗已经死了,阔阔真就嫁给了阿鲁浑的儿子。1295年,波罗一家从波斯出发,经小亚细亚等地回到了威尼斯。

为什么说马可•波罗和丝绸之路有联系?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可•波罗将两条主要的线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走过。陆上丝绸之路方面,马可•波罗来中国时先后经过了地中海东岸、土耳其南部、伊朗北部,由大不里士城一直来到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起初马可•波罗等人是想从霍尔木兹走海路来中国的,后来看到了霍尔木兹的船就放弃了这个打算。因为海湾地区的船都是线缝船,将椰子树皮中的纤维制成绳索,把木板缝起来造船,这样的船在远洋航行中很可能会被大风大浪摧毁。波罗一家认为这样走太危险,于是就选择了陆路。他们横穿伊朗东部地区、中亚地区、帕米尔高原,进入到今天的新疆南部,然后走丝绸之路的南道,经喀什、和田、且末、若羌,穿越罗布泊沙漠,进入河西走廊,最后经宁夏、内蒙古南部直到元朝的上都。上都在现在的内蒙古正蓝旗。我们可以看到,他来中国的路线和丝绸之路是大体重合的。在中国他主要走过两条路线。一条去西南地区,经过华北、陕西、四川、云南直到缅甸;另一条从大都出发,沿京杭大运河往南直到福建。当时的福建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泉州港,马可•波罗不管是出使印度,还是陪蒙古女子阔阔真下嫁伊朗,都是从泉州出发的。他从泉州走海上丝绸之路,经过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和斯里兰卡之间的海峡、印度西部的“香料海岸”、在霍尔木兹上岸到大不里士,然后穿过土耳其到黑海南岸的特拉布宗,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港口。他从这儿上船,经地中海返回家乡威尼斯。这是他的大体行程。

回到家乡不久,约1296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对热那亚的海战,战败被俘,被关进了热那亚的监狱。在狱中,他和狱友、比萨城(Pisa)的骑士文学作家鲁思梯谦(Rustichello)合作。马可•波罗有素材,有丰富的东方生活经验,鲁斯蒂谦有写作技巧,后者把他所口述的经历笔录成书。1298年,书稿基本完成。同年夏天,威尼斯和热那亚议和,马可•波罗获释返回家乡。这个过程甚是巧合,仿佛冥冥中自有天定,马可•波罗入狱就是为了能够写书。

此后,马可•波罗可能根据自己在东方时写的札记对《行记》作了补充。例如,在记述“行在城”(杭州)之前,马可•波罗说他曾“数次来到这座城市,留心城中的事情,把自己的见闻一一做了记录。这里的描述就是从笔记中摘录下来的。”作为一个有心人,马可•波罗在中国旅行的过程中做了很多笔记,这些笔记对他写这本书发挥了巨大作用。

1324年,病中的马可•波罗请来一位教士和一位公证律师,立下了分割财产的遗嘱,除了把一些财产赠给教会、医院、亲友之外,他指定妻子和三个女儿为他的财产继承人,让奴仆鞑靼人彼得(Pietro)获得自由。其中相当一部分遗产赠给了和他关系密切的圣洛伦佐大教堂,他的遗体也埋在了这座教堂。这座教堂后来曾经重建,很多坟墓都找不到了,所以马可•波罗的坟墓到现在也没有发现。

14世纪,关于马可•波罗的记载还是比较多的,但现在的学术界对于他本人还是有些误解。例如有的意大利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是个文盲,不会写字,理由是遗嘱上没有马可•波罗的签名。实际上在那个时代,不会写字的威尼斯商人是非常罕见的,因为需要记账,况且马可•波罗在行记里明确说自己在旅行中做了笔记。之所以遗嘱上没有签名,是因为当时在场的人里面有公证律师,根据威尼斯的法律,如果在立遗嘱的时候有公证律师在场,就不需要签名。

1324年1月8日,70岁的马可•波罗走到了人生的终点。在他临终前,他的朋友要求他为了灵魂可以上天国,取消他的书中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在当时欧洲人的观念中,亚洲是非常贫穷、落后、黑暗的,马可•波罗却展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富庶的帝国,这让很多欧洲人难以置信。但马可•波罗对此的回答是:“我所说的,还不及我见到的一半。”

人们对马可•波罗的财产进行了清点,马可•波罗的遗物中有一些比较罕见的东方物品,如鞑靼工艺的被褥、来自契丹的合金制品、中国天德地区(Tenduc,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生产的锦缎、佛教念珠、一条鞑靼武士的银腰带、装饰着黄金和珍珠的鞑靼妇女的冠帽,还有一面大汗颁发的黄金牌符。(这里的鞑靼指的是蒙古地区,“契丹”指的是华北地区,元朝把华北地区叫契丹,把南方叫蛮子)。妇女的冠帽是如何到马可•波罗手中的?有人据此编出罗曼蒂克的故事。在这些东方物品中,做为身份证明的金牌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只有非常重要的使臣才能佩戴大汗授予的金牌。马可•波罗在《行记》中多次提到,忽必烈汗和伊利汗国的乞合都汗曾把金牌发给波罗一家。这种金牌在目前的中国只发现了一面,而且是黄金和白银的合金,上面用八思巴字蒙古文写了较长的一段话:“凭着长生天的气力,大汗的名字是神圣的,凡是不尊敬的人就要论罪处死”。在19世纪以前,关于蒙古帝国牌符上的文字只有马可•波罗有记载,且与牌符实物中所写的基本一致。如果没有真正持有过这样的牌子,是不可能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的,这说明马可•波罗确实来过中国。

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马可•波罗并不是元代到中国的唯一的欧洲人。关于当时欧洲人来中国有不少记载。例如,1294年,天主教教士孟特·戈维诺来华传教,被教廷任命为大都大主教,约1328年去世。他在大都兴建教堂二所,收养幼童150人,施洗约6000人。其助手曾在泉州设立分教区。1338年,大都天主教徒16人抵达教廷觐见教皇(这时的教廷在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呈上元顺帝书信,请任命新主教。教皇派马黎诺里率领使团回访,以骏马一匹做为礼物。这个使团最后成功到达了中国,元朝史料记为“拂郎国贡异马”。但教皇特使马黎诺里未留在中国,后来又从海路返回。

这个时候,也有一些中国人到了欧洲,最著名的是大都人列班·扫马。他是景教(基督教聂斯托里派)教徒,他的修行地可能就在现在的北京房山。约1275年,他曾赴耶路撒冷朝圣;1287年受伊利汗委派率团出使欧洲,会见了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和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觐见教皇尼古拉斯四世,后卒于报达(今巴格达)。可以说,他是古代走的最远的一位中国人。

当时,有意大利商人长途贩运来到中国,把瓷器、丝绸等名贵商品销往欧洲。由于那时的中国社会比较安定,经济也比较富足,有欧洲人选择在中国定居,死后葬在中国。一个重要证据是热那亚商人易利奥尼(Domenico Ilioni)和他的家庭。他的女儿卡特琳娜(Caterina)1342年卒于扬州,墓碑用拉丁文书写,碑上镌刻圣母圣婴像和圣女卡特琳纳(St. Caterina)殉教图。两年后,易利奥尼的儿子安东尼奥(Antonius)去世,也葬在扬州。墓碑上除拉丁铭文外,还有末世审判图。在这两座墓碑发现地附近人们找到了天主教“圣井”的石井栏。这说明当时扬州城内不仅有易利奥尼一家,可能还有一个意大利商人的聚居区,维持着天主教信仰和丧葬习俗。下图是男孩安东尼奥的墓碑,上面有圣像和拉丁文。马可•波罗其实只是当时来中国的众多欧洲人中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留下了一本传于后世的行记。

最后说一下马可•波罗的身份。在元朝的四等人制度下,所有人被分为蒙古人(漠北草原各部,包括蒙古部以及较早被成吉思汗征服的草原游牧部族)、色目人(西北、西域各族,包括西夏人、畏兀儿人、吐蕃人、回回人、钦察人、康里人等等)、汉人(原金朝统治区以及四川、云南的居民)、南人(原南宋,即淮河以南、四川云南以东的居民)四个等级。马可•波罗在元朝的身份应属于色目人中的上层,可以接触到忽必烈和元朝宫廷。

二、马可·波罗的行程和主要见闻

《马可•波罗行纪》结构整齐清晰,大体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简单记载了马可•波罗的家世,到中国来的原因,马可•波罗与父亲、叔叔从威尼斯到元朝的夏季都城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的沿途见闻。其中很多路段都属于著名的丝绸之路。

第二部分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的相貌、家庭、都城、宫殿、起居、节庆、游猎、战争,以及元朝的政府部门、驿站交通、经济商贸、社会事务、民族关系等情况。接着写马可•波罗在中国大地的旅行。主要介绍了两条路线:一是西南行,自大都经河北、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到缅甸等地;二是沿京杭大运河到杭州,然后继续向东南,到福建泉州等地。在马可•波罗的时代,京杭大运河刚刚重新开通,且元朝出台规定,只要能走水路的使臣就不要使用陆路以减少驿站的消耗。

第三部分记载了中国以外的地区,包括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西亚、东北非等地。《马可波罗行记》是欧洲第一部记载日本的书,他将日本写成了黄金之国,房屋的屋顶都是黄金做的,极大地激发了欧洲人对于探索日本的兴趣。

第四部分主要用叙事手法,记载了蒙古宗王之间的战争。还记载了亚欧大陆严寒的北方地带(今俄罗斯一带)。他将这里称为“黑暗的北方”,因为当地纬度高,部分地区有极夜现象。这一部分的写作正是为他做笔录的骑士文学作家鲁斯蒂谦所擅长的。

总的来说,《行记》一书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山川形胜、物产、气候、商贸、居民、社会生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此外政治事件、制度法规、奇闻逸事也时时见诸笔端。《马可波罗行记》堪称13-14世纪西亚、中亚、东亚和南亚、东北非洲社会的百科全书,几乎提及当时亚欧大陆居民所知的全部地理世界,因而被称为《世界记》(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也翻译为《寰宇记》。

《马可波罗行记》中有不少珍贵的记载,这些记载与东方史料相互对照,从侧面验证了《行记》的真实性,例如:

《马可波罗行记》有两章记载,东鞑靼君主(即伊利汗国)阿鲁浑(Argon)在妻子卜鲁罕(Bolgana)去世后,派遣三位使者前往元廷请婚。三使者的名字依次是:Oulatai、Apusca、Coja。在波斯文材料里,只有最后一位使者火者的名字见诸记载。《行记》成书数百年后,杨志玖教授在《永乐大典》中发现了一段相关材料:“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䚟、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官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其中所提到的三位使者的名字和马可•波罗的记载一模一样。且《永乐大典》在记载这三位使者时,并没有提到这个使团的使命,只有通过马可•波罗的记载,我们才知道这个使团是送亲的。这是马可•波罗的独家记载与中国史料可以相互对照的例子。

再例如,马可•波罗提到在他每次出使回来后,忽必烈都会非常有兴致地听他原原本本地讲述旅行情况。所以马可•波罗十分注意记下所见所闻的各种奇闻异事,在他回朝时就能够向大汗讲述这些见闻以满足圣意。忽必烈是否真有这样的习惯呢?在南京大学陈得芝教授的论文《马可•波罗补注数则》中披露了这样的情况:著名文士虞集“大德初至京师,客授藁城董公之馆,因得见世祖皇帝禁近旧人。间言:中统、至元间,方有事于四方,每大、小使者之出,比还奏毕,必从容问所过丰凶、险易,民情习俗,有无人才、治迹。或久之,因事召见,犹问之也。是以人人得尽其言,当以此观人而得之。由是凡以使行者,莫敢不究心省察,以待顾问。”(见虞集《道园类稿》卷19《司执中西游漫稿序》)这条史料证明,马可•波罗关于出使的叙述是真实的,他曾奉命出使并对所历各地的民情风俗作了观察记录,以备向大汗报告。或可推测,马可本人曾是忽必烈近侍的一员,所以能对宫廷诸事了解得比较真切。

再如,马可•波罗还记载了一个大汗经常打猎的湖泊,名叫察罕脑儿(Tchagan nor),意为“白色的湖泊”。《行记》记载其中“有大宫一所,属于大汗。周围有湖川甚多,内有天鹅,故大汗极愿居此。其地亦有种种禽鸟不少,周围平原颇有白鹤、鹧鸪、野鸡等禽,所以君主极愿居此以求畋猎之乐,在此驯养鹰隼、海青,是即其乐为之艺也。”当地的鹤很多,“此地有鹤五种,一种躯甚大,身黑如乌。第二种全白,其翼甚美,其圆眼上呈金色,此鹤为诸类中之最大者。第三种与我辈地方所产者同。第四种较小,耳旁有长羽甚美,下垂作红黑色。第五种甚大,全身灰色,头呈红黑色。”这个地方就是今天河北沽源县的囫囵淖。此地确实有很多天鹅、灰鹤,现在被当地人改名为天鹅湖。在这点上马可•波罗的记载也是准确的。

再如,马可•波罗提到忽必烈打猎喜欢用豹子:“大汗豢有豹子,以供行猎捕取野兽之用……汗每周亲往视笼中之禽[此处指海青鹰隼],有时骑一马,置一豹于鞍后。若见欲捕之兽,则遣豹往取,取得之后,以供笼中禽鸟之食。汗盖以此为乐也。”这确实是忽必烈的一种独特的打猎方式。上图是元朝宫廷画家刘贯道画的《世祖出猎图》局部,表现的是陪伴忽必烈打猎的几名侍从。其中最下方的侍从马鞍后面蹲着一头猎豹,从侍从的长相看也不是汉人,而是专门从西亚、中亚地区找来的驯豹师。还有驯豹师左上方的人手中那只鹰,是最名贵的白色海东青。与当时的画作相对照,可见马可•波罗的记载是完全准确的。

再如,马可•波罗记载了一座假山:“离皇宫不远的北面距大围墙约一箭远的地方,有一座人造丘陵,高达百步,周围约有一哩,山顶是平的,上面栽满了四季长青的树木。大汗听说某处有好看的树,就命人把它连根挖出,不论树的大小,都移来种到这座山上。有些树大,就用大象驮来。于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树都会聚到这里。大汗又命人把琉璃矿石铺到山上,石头的颜色碧绿。这样一来,不仅树绿,整座山都是绿的。因此有人称这座山为绿山,的确名不虚传。小山顶上有一座大殿,大殿内外都是绿色,山、树、大殿这一切景致浑然一体,构成一幅爽心悦目的奇景。凡是见过此景的人,都感到欢欣愉悦。”这座叫“绿山”的山是什么山?它就是现在北海里面的琼华岛。在以往的汉文史料里从来没有提到过这座叫“绿山”的山。然而上世纪90年代,新发现的蒙古文史料提到了它。忽必烈汗颁布于1268年的圣旨中,最后三行提到,这道圣旨是在一个叫Köke aγula(青色的山)的地方写的,这里的“青山”就是马可•波罗所指的绿山。

经过几百年,我们不断在东方的材料里找到对马可•波罗记载的证明,而且都是当时的史料,这都说明了马可•波罗记载的准确性。如今有人质疑马可•波罗及其《行记》的真实性,甚至认为马可•波罗从没到过中国,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三、马可·波罗记述的丝绸之路

马可•波罗关于丝绸之路的记载很多,但当时在丝绸之路上运输贩卖的丝绸并不是全由中国生产的。随着植桑、养蚕、缫丝的技术传到外国,用丝进行纺织的技术已经被其他国家所掌握。在丝绸之路上,有一些非常名贵的丝织品并不是中国生产的。下面我举一些例子,引文的内容都来自冯承钧先生翻译的《马可•波罗行纪》。

例如,《行记》第20章《突厥蛮州》中提到:“突厥蛮州(Turcomanie,今天的土耳其)之人,凡有三种。一种是崇拜摩词末之突厥蛮,别二种人是阿美尼亚人及希腊人,与突厥蛮杂居城堡中,为商贾或工匠。盖彼等制造世界最精美之毛毡,兼制极美极富之各色丝绸,所制甚多。又制其他布匹亦夥。”

还有今天的格鲁吉亚。第22章《谷儿只及其诸王》中讲到:“其地多城堡,产丝甚富,制种种金锦丝绸,极丽。前此所言滨山之海,名称岐剌失兰(Gelachelan)(今伊朗北部的里海),广约七百哩(milles),与他海相距有十二日程。额弗剌特大河注入此海。别有数河亦然。海之周围皆山,近来不久,有吉那哇(热那亚)商人运船置此海中,以供航行。有丝名曰岐里(ghellé),即从此来。”

另外,毛夕里国(Mosul,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也盛产丝绸:“此地之一切金锦同丝绸名曰毛夕里纱(Musselines)。有许多名曰毛夕里商(Mossolins) 之商人,从此国输出香料、布匹、金锦丝绸无算。”

今天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生产的丝绸很有名:“报达城纺织丝绸金锦,种类甚多,是为纳石失(Nasich)(金线和蚕丝混合织成的一种织金锦,是非常名贵的纺织品)、紫锦(cramoisi)同不少别种奇丽织物。此城乃是其地最贵最大之城。”

还有大不里士城:“帖必力思之人,实以工商为业。缘其制作种种金丝织物,方法各别,价高而奇丽也。”

对于中国国内的丝织品生产情况,马可•波罗也有记载。例如对华北地区的记述:“由此州东向骑行七日,则抵契丹(Cathay) 之地。此七日中,见有城堡不少,居民崇拜摩诃末,然亦有偶像教徒及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以商工为业,制造金锦,其名曰纳石失(nasich) 、毛里新(molisins) 、纳克(naques),并织其他种种绸绢,盖如我国之有种种丝织毛织等物,此辈亦有金锦同种种绸绢也。”在当时从天德州(今天的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到河北宣化一带住了很多来自中亚地区的工匠,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织造以纳石失为代表的金锦。

马可•波罗还讲到了大都城丝织业的繁荣:“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用此丝制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他数种物品。附近之地无有亚麻质良于丝者,固有若干地域出产棉麻,然其数不足,而其价不及丝之多而贱,且亚麻及棉之质亦不如丝也。”还有涿州、太原、京兆府(今陕西西安)、成都府、叙州(四川宜宾)、强格里城(今山东德州)、南京城(今河南开封)、扬州,都是产丝重地。

马可•波罗尤其提到行在城(今杭州):“行在全境产丝甚饶,而商贾由他州输入之数尤难胜计。”

这些丝绸在生产出来以后,如何通过商路运输到中国以外的地区呢?《马可波罗行记》中明确提到了海上的路线。他提到了一个叫马里八儿国的地方,这里当地并不产丝绸,但负责转运业务:“船舶自极东来者,载铜以代沙石。运售之货有金锦、绸缎、金银、丁香及其他细货香料,售后就地购买所欲之物而归。”这里就是现在印度西海岸的卡里卡特,是海上丝绸之路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还有忽鲁模思,就是今天的霍尔木兹,这里同样依靠中转贸易:“城有港,商人以海舶运载香料、宝石、皮毛、丝绸、金锦与夫象牙暨其他货物数种,自印度来此,售于他商,转贩世界各地。此城商业极其繁盛,盖为国之都城。”还有一个地方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西端,小亚美尼亚的剌牙思[Laias],属于今天的土耳其:“其国海岸有一城,名剌牙思[Laias],商业茂盛,内地所有香料、丝绸、黄金及其他货物,皆辐辑于此。物搦齐亚(威尼斯)、吉那哇(热那亚)与夫其他各国之商人,皆来此售卖其国出产,而购其所需之物。凡商人或他种人之欲赴内地者,皆自此城发足。”

除了海上丝绸之路,当时的欧亚大陆上还活跃着陆上丝绸之路。佛罗伦萨商人裴哥罗梯(Pegolotti)在14世纪前期写了《经商指南》(La pratica di mercatura)中详细记述过这条线路:从塔纳(今俄罗斯亚速海岸边的亚速城)坐牛车到斤塔儿罕(今里海北岸阿斯特拉罕附近),然后走水路到萨莱(阿斯特拉罕附近谢里特连诺耶镇),从萨莱取捷径,向北行到讹打剌(在哈萨克斯坦锡尔河中游右岸),从那里用驴子驮运货物走45天可到阿力麻里(今天的新疆霍城县,当时的察合台汗国首都),再骑驴行70天至甘州。从塔那到中国共需270多天。裴哥罗梯说:这条路无论白天黑夜都很安全。

四、马可·波罗及行记的影响

马可•波罗在狱中撰写了旅行记后,这本书很快以抄本的形式在欧洲流传开了。欧洲在当时还没有印刷技术,只能靠手抄。现在《行记》的原始文本已无法找到,而从原本抄录、翻译的写本则很多。15世纪中叶欧洲发明印刷术后,出现了大量《马可波罗行记》的印刷本。1938年有学者做过统计,该书至少有143种抄本、早期印本。

下面这个本子是大家很容易看到的一种:1307年法国骑士蒂博·德·瑟波瓦(Thibaud de Chépoix)来威尼斯,马可•波罗把一本《行记》的手抄本赠送给他。蒂博死后,其长子约翰将原本献给封建主伐洛瓦(Charles de Valois)伯爵,并抄写数本赠送友人。这批抄本现存五部,分藏于法国、瑞士、英国的图书馆。19世纪,法国一个叫颇节(M.G.Pauthier)的大学者将这一系统的抄本校勘出版,20世纪一位名叫沙海昂(Antoine Henry Joseph Charignon)的加入中国国籍的法国工程师将这本书翻译成了现代法文,再由中国著名翻译家冯承钧先生将其译成中文。这是目前最好的、也最方便大家阅读的《马可波罗行记》。

在欧洲,1320年,意大利多明我会修道士皮皮诺(F. Pipino)根据威尼斯方言的抄本,把《马可波罗行记》译为拉丁文,据说这个译本曾得到马可•波罗本人的认可。上面这两个都不是最古老的本子,最古老的抄本名为《世界记》或《寰宇记》,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这是被学术界认为最接近马可•波罗原本的一个抄本,语言是法语和意大利语的混合。

《马可波罗行记》问世后,一些地理学者和航海家相信它的真实性。在约绘制于1375年的《卡塔兰地图》上,欧洲的制图学家第一次比较清晰的绘出了中国的轮廓。该图沿用《马可波罗行记》的称呼,将中国叫做“大汗之地”,在中国的北部写有“契丹”(Cathay)字样,并标出了甘州(Cansio)、汗八里等城市。南方虽然没有出现“蛮子”这一地名,但绘出了行在、福州、永昌(Vociam)、金齿(Zardandan)等地。绘图者关于中国的地理知识,主要来自马可•波罗的著作。

热那亚航海家哥伦布(C. Colombo, 约1451-1509)曾反复阅读《马可波罗行记》,坚信东方无比富裕,远航东方可获得巨大财富。在《行记》拉丁文印刷本上,哥伦布留下了很多阅读批注。1492年,哥伦布第一次远航,要寻找的地方就是马可•波罗笔下的契丹、中国、日本这些“黄金之国”。当年10月,他的船队到达美洲,哥伦布自认为到了亚洲,把古巴的部分地区看成契丹的一个省。1503年哥伦布最后一次在美洲海域航行,他写道:“5月13日,我们到达了蛮子省(Mangi),这是契丹的一部分”。其实那是古巴以南的海岛。哥伦布至死都认为自己到了亚洲。

随着1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人类的地理知识不断增加。欧洲学界对《马可波罗行记》愈发重视。上世纪的几个在中亚和中国进行探险的大旅行家,如斯文赫定(Sven Hedin)、斯坦因(A. Stein)都是马可•波罗的忠实读者。如斯坦因来中国探险时身边总是携带两本书,一本是玄奘《大唐西域记》,一本是《马可波罗行记》。

现在距马可•波罗离开中国已近726年。随着人类活动空间的拓宽和地理、历史知识的丰富,《马可波罗行记》的记述得到越来越多的印证。正如英国学者拉纳(John Larner)所说:“《行记》中的一切依然鲜活不已,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就是当代的。”

最后向大家推荐几本书:首先是现在中国读者所能读到的《马可波罗行记》的最好译本,它是由冯承钧先生所译,1936年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印行了第一版,这个译本很多出版社都在刊印。我向少年朋友们推荐我写的这本《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这是一本普及性质的通俗读物。如果对中国学者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感兴趣,可以读杨志玖先生的《马可•波罗在中国》,此书是对马可•波罗,尤其是《行记》中有关中国记述的全面研究,是权威之作。若希望进一步阅读,尤其是对学术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本刚刚出版的翻译著作《马可•波罗与世界的发现》,作者就是刚刚提到的拉纳,这是英国一位研究中世纪史,尤其是研究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非常权威的学者。

对于这个讲座,我个人最初始的动机就是听完讲座后大家能去阅读《马可波罗行记》这本书。我个人在阅读这本行记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益处,相信它也不会让大家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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