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鹏·
斗山街因形似北斗星状而得名，是一条举世闻名的徽商聚族而居的古民居街道，也是一处集古民居、古街、古雕、古井、古牌坊于一体的徽州歙县文化旅游景点。这里曾是中央电视台《中国民居趣谈》的拍摄地，街长只有三百多米，建于明清时期。街上除了汪氏民居外，还有杨家大院、许家大院、潘家大院等古老民宅，家家都是粉壁黛瓦马头墙式的徽派建筑。
斗山街的街道是青石板铺成的，只能步行，走不下汽车，其街宽还比上乡村公路。也许是因为街道较窄，就越发显得两旁建筑的高大。抬眼望去，满目都是粉白色的墙壁。墙壁上也有窗户，只是那窗户又高又小，是怎么都爬不进一个人的。我想这里的商人都很有钱吧，开这么高这么小的窗户，是不是为了防贼？导游女告诉我说：“这窗户不仅能防贼，也能防女子的不贞不节。”一句话，又让我想到了十九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和他的《红与黑》，想到那个爬过窗户与情人幽会的于连·梭来尔。斗山街上这又高又小的窗户，就是有于连·梭来尔那样的男人也只好望窗兴叹了。
我正这样走神地想着，不知不觉就来到了一处古牌访跟前。女导游背书似的介绍说：“这黄氏孝烈砖质门坊建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旌表儒生吴沛妻黄氏。相传吴沛早年夭亡，其妻黄氏‘绝食以殉’，以表节烈。”女导游用手指着白粉脱落的墙壁，接着说：“由此可见，程朱理学等封建礼教对徽州妇女毒害之深！”说到这里，女导游也义愤填膺了。
黄氏牌坊非常别致，整个建筑仿佛就是吴家的大门。因年代久远，这座像院落大门的牌坊已向街道略略倾斜了。为了加固牌坊，大门已用砖封死，看上去和一面墙壁没什么两样。要不是墙壁上脱落的白粉引人留意，即便是从门前走过，也不会看出这是一座牌坊。人们对黄氏牌坊进行加固保护，使其成为这里的一处文化景点。可我看过之后不住地自问：这是斗山街的自豪呢，还是斗山街的悲哀？
自从踏上斗山街，我就在思索这条古街上女人的命运。这里的高小的窗户、节贞的牌坊，不能不令我去想、去思索。导游说这里的女人深受程朱理学等封建礼教毒害，其辛酸的命运有目共睹，但我又想，那些生活在封建宫廷里的女人，她们的命运何尝又不令人心酸呢？
在我的家乡睢宁县有一座戚姬苑，人称戚庙，是汉文帝刘恒为报答戚姬当年搭救高祖刘邦之恩，特在藏匿刘邦的枯井处修建的。现尚存清代重修西厢房三间和古井、断碑等古迹。戚姬是一位年轻貌美、不畏兵威的女子，曾搭救过刘邦。刘邦登基后，她成为宠妃，后被吕后所害。
公元前205年，项羽率轻骑突袭彭城，汉军溃败，楚军追至灵璧东睢水上，“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刘邦只身沿睢水东北而逃，逃至今睢宁县梁集境内，躲进一眼枯井中藏身，被附近村中的戚氏父女救起。为躲避楚军搜捕，戚父将刘邦留住三天，并以戚女相许。次年，戚女生下一子。三年后刘邦在定陶称帝，戚氏父女赶去相认。刘邦以戚女为姬，给儿子取名如意，封为赵王，又因如意酷似自己，刘邦对戚姬格外宠爱。刘邦曾考虑废太子刘盈，改立如意为太子，但遭吕后和大臣们的反对，未能如愿。
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她罚戚姬穿上囚服到永巷舂米。戚姬满腹怨愤地唱到：“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隔三千里，谁当使告汝！”后来，赵王如意被吕后用鸩酒毒死。戚姬被砍去手足，挖眼，熏耳，饮以哑药，扔在茅厕里，号为“人彘”。
2006年10月，著名诗人韩作荣来到睢宁，老诗人不禁为戚姬的命运伤心落泪。他在《人彘》诗中写道：
戚姬啊──
面对这骇人的结局
我祈祷──
让一切重新开始吧
让罪恶的刀斧还原成矿石
让吕后回到她母亲的子宫里
不要出生
而你，也随着时光倒转
还原成戚庄的村姑
美丽、聪明且善良
如果能回到汉代
假如我是你的父亲
我绝不会让你成为刘邦的姬妃
让村姑成为村妇
过庸常的日子
只求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
在我读过的史书中，还没有见过有那个女子的命运像戚姬这样悲惨，难怪诗人不愿让她成为刘邦的姬妃，要“让村姑成为村妇／过庸常的日子/只求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想不到在这深受封建礼教毒害的斗山街上，就有这样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的女子。青石板向前延伸不远，“旌表江莱莆妻叶氏贞节之门”便映入眼帘。这是一座木质门坊，她诉说着徽州民女仗义救助被元军追杀的朱元璋，而后又不愿受招入宫享受荣华富贵的故事。江莱莆英年早逝，妻叶氏25岁守寡，侍奉婆婆至百岁寿终，守贞尽孝，誉满乡里。元末朱元璋举事起兵，途经歙县，与部属失去联系，他躲在斗山街叶氏居所小窗下的废园里。一天叶氏关窗，见草丛中蜷伏着一个人，蓬头垢面，形如乞丐。一连三天，元军搜索风紧，不见此人挪动。
叶氏猜想他一定是义军，心中顿生怜悯之情。每至深夜，叶氏便将饭菜拿竹篮盛了，再用绳索轻轻吊下去，供他充饥。七天七夜之后，元兵败逃，朱元璋才钻出草丛只身离去。后来朱元璋成了明代开国皇帝，还念念不忘斗山街上的这位救命恩人。朱元璋曾下诏召叶氏进宫，叶氏以节为重，宁死不从。朱元璋闻后感叹不已，特降旨建造了这座牌坊。
假如叶氏被召进皇宫，也一定受不了皇宫里你死我活的争斗，其命运也许像戚姬一样悲惨。即便是真的享受了荣华富贵，在我看来，也不及平平安安地过庸常的日子。然而她之所以没有入宫，据导游女说：“叶氏深受封建礼教的影响，以节为重。”导游女的话，把我推进了一团雾中，真明白是“以节为重”害了她，还是“以节为重”救了她，犹如不明白这一座又一座的贞节牌坊，究竟是斗山街的悲哀呢，还是斗山街的自豪？
从斗山街出来，我的脚步异常的沉重，仿佛那些贞节牌坊，就压在我的心上……
·徐永鹏·
佛经上说，万事皆有“缘”。人和人之间，人和物之间，都少不了一个“缘”字。我这个人活了四十多岁，却只有一样爱好，那就是喜欢到书店去买书、读书。也就是说，我和书、书店有了“缘”。
1973年，我十岁。由于过整生日，受到了父母和亲戚的生日礼物─好多红包。数一数，竟有五元钱，这在当时可是一份不少的零花钱。衣食皆由父母考虑，不需我来操心，在当时零花钱真没处可花。一天，一位同学从书包中掏出一本崭新的连环画，津津有味地看起来。我一见，也让他借给我看。他不肯，说这是他爸爸买给他的，嘱咐不准借给人。他说你要看，你自己不会到书店里去买，那里有好多好看的“画画书”（我们当时对连环画的称呼）。我由于有了五块钱零花钱，并问他书店在哪里，让他带我去。
放学后，他带着我来到了昔日人民路上老影剧院斜对面的一家书店。那家书店只有二十多个平方，一间店面，陈列的书并不多，连环画是放在玻璃柜台里的，有十几种，但在当时，我们就象进入了书的殿堂，看看这本也想买，看看那本也想买。打仗的书是我们的首选，我和同学反复挑拣，最后买了两本连环画，一本是彩色的《红色娘子军》，一本是《鸡毛信》。两本书花去了一角几分钱，我们十分满意。
回到家后，我将这两本书反来复去的看了不知多少遍，故事都能讲出来了。于是，一个星期后，我又去新华书店买回了几本连环画：《李大胆》、《战斗在岗河边》、《英雄小八路》、《小马馆和大皮靴叔叔》。我当时由于年龄太小，对于书的内容和画的技法并不懂，只是喜欢看打仗的，凡是打仗的书都是我的首选。就这样，一直到1976年夏天我小学毕业，我总共购买了一百多本连环画，其中80%都是与打仗有关。这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那个年代还是“四人帮”横行时期，文学作品不是与走资派作斗争、就是反映革命战争，连环画的内容也无一例外。走资派我们不懂，对这种连环画也不感兴趣，各式各样打仗的、抓特务的书，才是我们兴致所在。画画书啊，你给予了我们一个怎样快乐的童年。
1978年，在“四人帮”倒台两年后，文艺界也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这个时候，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被重新恢复出版。当时，我已是初二学生，开始爱好文学。于是，我把所有的零花钱都用来买成人读物，《青春之歌》、《红岩》、《红日》、《暴风骤雨》、《吕梁英雄传》、《三家巷》、《上海的早晨》等等，都是我那时买的、爱读的书。尤其是杨沫的《青春之歌》，林道静的坎坷命运曾经打动了我一颗年青的心，我为这本书痴迷欲醉，不知看了多少遍。
八十年代初，我高中毕业，大学没考上，进了工厂，每月有了24元工资。除了一半用于买衣服、朋友交际，其它的钱我全用来买书。当时，我们东台城里共有三家书店，一家在大会堂隔壁，一家我小时常去的影剧院斜对面，一家新东东路上的（这是一家新起的，也是市里最大的书店。如今其它两家已不复存在了，而这家书店发展迅猛，成了上千平米的“东台书城”）。每到星期天，我自行车一骑，把三家书店逛个遍。由于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鉴赏水平的提高，我购的书在内容上和过去相比又有了改变。过去曾经感动我的连环画、《青春之歌》之类书，已不再问津，唐诗、宋词、《古文观止》、《鲁迅全集》、《茅盾文集》、《老舍文集》、巴金的《家、春、秋》、《寒夜》，以及外国的名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柯夫、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等人的书成了我的爱读之物。每天下班后，我没有其它事，就是关在家里读书，这些书尤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人生的航程。
结婚后，我不能象以前那样，大把大的花钱买书了，但我每个月仍然要到书店去挑选几本书买回来。买书的习惯由过去的泛买，变成了精挑。几本书拿在手里掂一掂，看谁最有价值，谁的版本最好，谁的价格最便宜。但是，碰到我喜爱的作家之书，不管内容如何，我都要全部买回。比如说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的散文，90年代重新进入人们的阅读视野，但因为这些人以前是被批判过的，所以没有一家出版社出过他们完整的文集或全集。为了多多阅读他们的文章，我不惜买了百花文艺、湖南文艺、花城出版社、中国文联、广西人民、陕西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的这些人的散文选集，其中有不少文章被重复选入，但为了那些未被选入的文章，我还是将这些书买了回来。
读书，丰富了我的人生；买书，是我无悔的追求。二十多年来，我从读书中不断吸取营养，迄今已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上千篇文章，不少文章还获了奖，一些文章还被收入书中出版。特别是我写的一篇读书文章，荣获了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文化部、中国作协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的“2006我最喜爱的一本书”征文三等奖。当我回顾人生历程时，我是多么的感谢这些年来的读书岁月啊！
如今，我购买的书籍已超过一千多册，它们一本本整齐地排列在我的书橱里。每天下班后，我沏上一杯浓茶，坐在灯下诵读，心的风帆便飘得很远很远。
·魏 鹏·
我在《李白问津》一文里，说到心醉和心切时容易被忽悠，其实，心贪时也容易被忽悠。仍以李白为例，我们来看一看李白是怎样被汪伦忽悠的。
在这个世界上，让李白贪心的莫过于旅游和饮酒了。李白一生贪恋山水，达到了梦寐以求的境地，如他的代表作之一《梦游天姥吟留别》。对酒的嗜好，更是世人皆知。“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诗人面对美酒，愉悦兴奋之情自可想见了。还可以想见，自从李白做了兰陵美酒的形像代言人之后，兰陵美酒的销量直线上升，并于1915年的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牌奖，开创中国酒获国际大奖之先河。1954年，周恩来总理曾携带兰陵美酒出席日内瓦国际会议，用之招待外宾。1983年，中国书法协会主席舒同为兰陵美酒题写了“船载美酒两岸醉，车运郁金一路香”的佳句。
李白对兰陵美酒影响之深远，已远远超出了汪伦的意料。作为酿酒专业户的汪伦，当时也是重视形像代言人的广告效应的。他虽然不认识李白，但也想请李白来做做广告，为他的酒业充充门面。怎样才能把李白忽悠来呢？汪伦首先在李白最为贪心的旅游和饮酒上下功夫。天宝14年，也就是公元755年，汪伦听说李白在徽州游山玩水，便立马从泾县修书一封，邀请李白“到此一游”。汪伦在信中这样忽悠李白道：“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有花有酒，怎不欣然前往？当李白手舞足蹈地来到了泾县，才发现这里既无桃花，也无酒店。这时，汪伦才一脸堆笑地解释说：“桃花者，潭水名也。万家酒店者，店主姓万也。”李白听后，苦笑不已，心想：因为自己贪杯贪玩，这下子被汪伦给忽悠了啊！
李白在桃花潭，一直住在汪伦家里，享受着省部级规格的接待。据说，汪伦把李白陪侍得相当周到，白天陪李白喝酒，夜晚陪李白谈诗。李白在这里住了一个“暑假”，也写了不少的诗，在诗里还说到汪伦的别墅很漂亮，院内有假山，有怪石，有荷花，但对汪伦的酒业却只字不提，更没有为汪伦的酒业去做赤裸裸的广告，以至于我们到了今天，都不知道汪伦当年酿的是什么酒。李白为什么不愿当汪伦酒业的形像代言人呢？我想原因有二：一是不满汪伦在信中忽悠诗人；二是汪伦酒业的确比不上兰陵美酒，谈不上是佳酿琼浆。李白可不像当今的一些名人，只要一拿人家的纪念品，一拿人家的好处费，一进人家的洗浴中心，就会对着镜头伸出大母指，连声的喊着“OK！OK！”
李白和汪伦虽然只是初次相见，却一见如故。诗人虽然没答应做汪伦酒业的形像代言人，没为汪伦酒业写下只言片语，可人家汪伦并不小家子气，每日里对诗人仍是盛情款待，弄得李白都不好意思了。于是趁汪伦出门时，李白悄然离开他的别墅，没有跟汪伦辞行，就沿着桃花潭回去了。汪伦得到消息，忙拎着酒菜急急赶来，在岸上踏歌相送。此时此刻，已站到船头上的李白热泪盈眶，感慨万千。心想：人家汪伦这么够兄弟，我怎能因他忽悠过自己就不辞而别呢？感慨之极，激情涌起，就纵情地与汪伦唱和道：“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虽然没有为汪伦酒业写下只言片语，但这首《赠汪伦》却像兰陵美酒一样，让汪伦名扬千古。
我就是从李白的这首诗里，才知道汪伦的，进而又知道这个叫汪伦的酿酒专业户，曾利用诗人的贪杯贪玩，着实把李白给忽悠了。想那汪伦，虽然会酿酒、会踏歌、会写诗，但充其量也只是个三流企业家、三流歌手、三流诗人。他酿的酒没有品牌，写的诗歌也没能留下一行，论学识绝不能与李白同日而语。若是李白当年不贪心，不迷恋山水，不嗜好杯中物，怎会被他忽悠？
·魏 鹏·
在纪念中国话剧诞辰一百周年的喜庆日子里，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中国曹禺研究学会副会长曹树钧先生以《戏剧大师曹禺》为题，为睢宁县文艺界人士和话剧爱好者讲授了话剧欣赏和创作知识。曹树钧以《雷雨》为例，详细讲述了曹禺在清华大学创作《雷雨》的过程，分析了《雷雨》的创作背景、结构、语言和人物形像。曹树钧绘声绘色的演讲不仅再次感动了自己，也深深地吸引了台下的听众。他殷切希望普通的市民都能了解和欣赏一流的话剧作品，希望有更多的话剧爱好者成为曹禺的知音。
“曹教授，您是怎样成为曹禺的知音的？”在课间交流时，我急切地向曹树钧先生问道。曹树钧先是陷入对往事的回忆，然后才和蔼地说：“曹禺为什么能在二十二岁时就写出了《雷雨》这样深刻的作品？这个问题像迷团一样吸引着我，使我一步一步地走近了曹禺，也使我对曹禺的研究不断地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拓展……”曹树钧话一出口，立马又让我想到了曹禺。曹禺在完成《雷雨》和《日出》后，有人对他的创作提出非议。曹禺说：“我应该告罪的是我还年轻，我有着一般年轻人按捺不住的习性，问题临在头上，恨不得立刻搜索出一个答案；苦思不得的时候便冥眩不安。”我想，曹禺为什么能在二十二岁时就写出了《雷雨》这样深刻的作品？这一问题不同样令曹树钧冥眩不安吗？
1941年，曹树钧生于上海。从他第一次在中学里看了话剧《雷雨》，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了。那次看完话剧《雷雨》后激动不已、夜不能寐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也就是那次观看话剧《雷雨》，使他这一生和曹禺、和话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上海戏剧学院刚一招生，他就报了名。通过笔试和面试，终于成为上海戏剧学院的首批学员。进入大学后，他对曹禺话剧的热爱有增无减，收藏了很多曹禺剧作的单行本装在身上，一有空就拿出来研读。毕业时，他的毕业论文选题就是“《雷雨》人物论”。
1981年，曹树钧根据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料，写成了一篇近三万字的《曹禺年表》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为了走近曹禺、研究曹禺，他以一个青年极大的热情给曹禺写了第一封信并附上了这份年表。此时的曹树钧还只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一名讲师，而曹禺已是驰名中外的戏剧大师了。信发出后，他怀着非常忐忑的心情等待着，甚至有些后悔，感到此举未免唐突。不料，隔了不久，他惊喜地收到了曹禺的一封亲笔回信。在信中，曹禺对自己为什么能在二十二岁时就写出了《雷雨》等问题进行详尽的解答，还对未及时回信表示了歉意。
这封回信，拉近了大师与曹树钧之间的距离，使曹树钧跨进了曹禺的家门。“诚重劳轻，求深愿达”。在采访曹禺期间，曹树钧常常靠六块烧饼和一瓶辣酱打发一天的伙食。每一次见到曹禺，每一次与大师长谈，无不激励着他更加深入地探究曹禺话剧的非凡境界。
1987年，应中央电视台之约，由曹树钧执笔撰写了电视传记片《杰出的戏剧家曹禺》。在该片摄制时，曹树钧又随中央电视台摄制组沿着曹禺当年生活过的七个主要城市进行实地考察。短短几个月中，日夜兼程，跋山涉水，足迹遍布京、津、沪、宁、渝乃至桔子洲头的长沙，川江边上的小县江安，前后采访了近百人。在这一过程中，曹树钧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包括曹禺剧作的演出资料。根据这些资料和自己与曹禺的通信、访谈，曹树均先后出版了《摄魂──戏剧大师曹禺》、《走向世界的曹禺》、《曹禺成才之路》等专著，主编了《神州雷雨》、《曹禺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文集》等著作。还参与组织、策划了曹禺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为曹禺纪念馆撰写了二万字的布展方案和二万字的解说词。
有一次，曹树钧在讲《曹禺名剧分析》课时，一位剧团编剧听完课向他提出这样一个要求：“曹老师，您说曹禺的剧作艺术成就如此之高，我们很敬佩，但您能否向我们分析一下曹禺是如何构思这些名剧的？”曹树钧当时被问住了。事后他意识到，这位学员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从剧作家的主体──剧作家本人这一角度，着重研究剧作家本人的各种心理因素在戏剧创作中的作用，以及剧作家本人在戏剧创作过程中各种心理活动的规律。曹树钧以曹禺的创作心理作为个案进行重点剖析，在此基础上，伸展到其他剧作家，包括电影、电视剧作家，于1999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影视剧领域的创作心理学专著《影视剧创作心理研究》。一位著名导演握住曹树钧的手兴奋地说：“通读了这本书，看得出，您对曹禺研究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在曹禺研究中，曹树钧发现曹禺热爱的外国剧作家主要有莎士比亚、易卜生、奥尼尔、契诃夫四位，而首推莎士比亚。曹禺为什么如此热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剧作对曹禺有何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又使曹树钧成为一名莎学专家，并担任了中国莎士比亚学会副会长，出版了《莎士比亚在中国舞台上》、《莎士比亚的春天在中国》等专著，清晰地勾画出莎士比亚对曹禺及整个中国戏剧的影响。
一场话剧，一个迷团，造就了一位专家。缘于《雷雨》的情结，使曹树钧成为曹禺的知音，并在曹禺研究领域孜孜不倦地向横深拓展，不断开拓出新的天地。聆听曹树钧教授对曹禺剧作如数家珍的介绍、剖析，我更加认识到曹禺剧作的不朽和伟大，同时也对这位曹禺的知音肃然起敬。
·吴春梅·
沟四县是全省教育比较落后的县，田中校是从邻县主抓文教的副县长被提拔到沟四县任县长的。大家都在大眼瞪小眼地盯著这位全国尊师重教先进典型是如何改变沟四县教育落后的面貌的。
田中校上任后第一天看望了县直干部，第二天、第三天到各乡镇看望了干部，第四天查看了工业，第五天察看了农业，第六天到非公有制企业调研眼看半个月过去了，大家在心里都对这位全国尊师重教典型打了折扣，同时对田中校改变沟四县教育落后面貌的希望渐渐变成失望。
其实，田中校不是不想看教育，因为他清楚，到教育上一看，学校势必要向他提出好多要求，但由于财力有限，他田中校能凭空满足大家的要求吗？所以他想，还是先侧面了解一下情况。过了几天，他还真把全县教育的基本情况弄清了。新中国成立了几十年，沟四县教育落后的状况一点也没有改变，没有一所像样的学校，大部分学校的校舍都是危房，一到阴天下雨，娃娃们就得放假。学校尽管落后，可县里头头和各乡镇脑脑坐的小车却一辆跟着一辆换，一辆比一辆高级，每换一茬领导就要换一批车。群众议论说，时下的头头是有钱买车、无钱建校。老百姓对领导不重视教育的作法非常不满。
在县人大、政协会上，议案、提案提得最多的都是教育问题；在全县离退休老干部座谈会上，老头、老太太们提得最多的意见也是教育落后的问题。田中校预感到沟四县的教育落后面貌如果不改变，他在沟四县的权威就树不起来，甚至要危及到他的地位。听取了主管教育工作的副县长和教育局局长的汇报后，田中校就和主管副县长一道带领县政府办、财政、教育、妇联、科委、民政及一些有相当经济实力部门的头头深入到各学校进行调研。大家都心照不宣，名为调研实为化缘，让有经济实力的部门头头放血。
调研结束后，田中校主持召开了座谈会，他把全县教育落后的现状向大家陈述了一遍，目光向在座的每一位脸上扫了一遍，最后落在了教育局局长身上，问他改善学校危房需要多少资金。教育局局长没有思想准备，心想既然县长叫说资金缺口就来个狮子大开口吧，脱口就说：“大概得五百万吧！”在场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教育局局长。教育局局长心想，对于一个年财政收入不到三千万元的穷县来说，一次能拿出二百万来办教育就谢天谢地了。谁知田中校满口答应：“就按你说的办，给你五百万。”大家都大眼瞪小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财政局局长心里犯了嘀咕：“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县财政哪能一下子拿出五百万，不吃不喝也困难。”只听田中校继续说道：“把县政府办封存在车库内的几辆车全部卖掉，资金全部用于解决学校危房问题。”
在座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心里清楚，车库里是有那么几辆旧车，可都是些报废车，一千块钱一辆都卖不出去，全部算上顶多能卖个五千！
这时，田中校将目光移向了在座的几位有经济实力的部门的头头身上，“政府办的六辆车每辆作价三十万，县工商局、土地局、交通局、公安局、电业局、工商银行六家每家一辆，我坐的奥迪加上政府办的面包车作价九十万，钱由地矿局出。我粗略地算了一下，这样大概能筹三百万，其余的二百万由县财政分期付。”
接着，田中校让购车单位的头头一个一个表了态，确定了拿钱日期。尽管这些头头们表态时调子唱得老高，但私下里却交头接耳地嘀咕道：“田县长这人真混蛋，让我们出几十万买一堆废铁！”
田县长卖车办教育的事不知咋地让市报记者知道了，在日报头版头条登了出来，还加了编者按。市委书记看到报纸当时就作出指示，抓住这一典型，加大宣传力度，在全市掀起重视教育的新热潮。市教育局将沟四县政府办树为尊师重教先进单位，田中校被定为先进个人。为激励先进，市教育局还奖励沟四县政府办新奥迪车一辆。
田中校的旧车卖了，奖励的新奥迪车当然成了他的座骑。有的群众议论，田县长为了改造学校的危房将自己的车都卖了，奖励的新奥迪车当然应该归他坐；也有人议论说，田中校心太黑、太坑人，一辆破车就卖几十万；还有人说，田中校是沽名钓誉，想出风头；农民群众则说，田中校是个好县长，是他解决了多年解决不了的学校危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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