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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对《桃花源记》的考证和论断(56858)

(2018-09-23 23:3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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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我喜欢的Blog文章
                                                       陈寅恪对《桃花源记》的考证和论断(56858)
    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掖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遣长史徐玮宣檄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远近感其思义,推峻为主。遂射猎于海边青山中。
    陈寅恪据此指出,《苏峻传》讲了两个所在屯聚,可知屯聚者之多。所谓的结垒也就是结堡、结坞,以做守备之用。那时的北方,到处都出现了坞堡。《水经注》卷一五《洛水》篇记洛水所经,有檀山坞、金门坞、一合坞、云中坞、合水坞、零星坞、百谷坞、袁公坞、盘谷坞、范坞、杨志坞。这仅是洛水流域的坞堡而已。从《晋书》卷六二《祖逖传》还可见到黄淮平原坞堡之多。凡屯聚坞堡而又能久支岁月,最理想的地方是既险阻而又可以耕种、有水泉灌溉之地。能具备这两个条件者,必为山顶平原及有溪涧水源之处。因此,当时迁到山势险峻的地方去避难的人,亦复不少。盖非此不足以阻胡马的陵轶、盗贼的寇抄。典型的例子有庾衮的禹山坞和郡鉴的峄山坞。庾衮率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时间较早,曾撰有《保聚垒议》,从时间上推算,此即匈奴刘渊起兵之年。从庾衮对禹山坞生活的描述可知,保聚以同族为主,亦有庶姓,坞主由推举产生。实行均劳役、通有无、耕种以自给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延续为一种固定的文化系统,北方社会之所以较之南方更具社会宗法色彩,与坞堡的构筑与人员组织有相当的关系。正是坞堡的构筑与利用,巩固并延长了北方宗族社会秩序的生命。

坞堡或称坞壁,在当时的北方,地位实际比城池更为重要。《晋书》卷一二O《李流载记》说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坞,城邑皆空,流野无所略,士众饥困。涪陵人范长生率千余家依青城山。李流靠范长生资给军粮,才得以复振。三蜀人不保城而保坞,是因为城不易守而坞则易守。李流军队因为三蜀百姓弃守城邑,保险结坞,而野无所掠,土众饥困,可说明坞能起到城邑所不能起到的防御作用。据《太平御览》卷四二引《(地理志》云:
   
峄山在邹县北。高秀独出。积石相临,殆无壤土。石间多孔穴,洞达相通,往往如数间居处,其俗谓之峄孔。遭乱辄将居人入峄,外寇虽众,无所范害。永嘉中,太尉郗鉴将乡曲逃此山,胡贼攻守不能得。
   
陈寅恪据此指出,那时北方城市荒芜不发达,百姓聚居田野、山间,唯依坞以务农自给。坞由此得以占据北方社会最重要的位置。坞以宗族乡党为单位,反映了当时南北社会组织的不同和经济生活的不同。因为同宗共保一坞,构成了北方社会的组织形态,所以绝不能忽视北方不能走或不愿走的人们屯聚坞堡的作用。屯聚与人口的大流动对历史产生的影响,是难分轻重的。
       
有了对这一时代坞堡的深刻了解和认识,陈寅恪始对《桃花源记》描述的景物、人事展开论述。在陈氏的眼里,陶潜之记虽为寓意之文,但也是西晋末年均全生活的真实写照。真实的桃花源应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南按:两地在今三门峡市至陕西东南部商洛地区黄河流域),而不在南方的武陵。桃花源中人的先世所避之秦应为苻秦(南按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苻坚,小名坚头,氐族人),而非赢秦(南按:指秦始皇帝赢政)。纪实的部分乃依据义熙十三年(417)春夏间刘裕(南按:刘裕,以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王刘交的子孙自居,南北朝时期刘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公元420422年在位)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见所闻的材料写成。《桃花源记》寓意的部分乃牵连混合民间流传刘驎之入衡山采药故事,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语写成,其主要证据如下:
   
东晋末年,戴延之从刘裕人关灭后秦(南按:后秦,五胡十六国之一,羌族姚苌所建,都长安),著《西征记》二卷。

《水经注》卷一五《洛水》篇云:
洛水又东,径檀山南。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义熙中刘公西入长安,舟师所届,次于洛阳。命参军戴廷之与府含人虞道元即舟潮流,穷览洛川,欲知水军可至之处。延之届此而返,竟不达其源也。
  
又《水经注》卷四《河水》篇云:

河水又东北,玉洞水注之。水南出玉溪,北流,径皇天原西。《周固记》:开山东首上平博,方可里余。三面壁立,商千许彻。汉世条天于其上,名之为皇天原河水又东径乡城南,东与全河水合。水出南山,北径皇天原东。
《述征记)日:全节,地名也。其西名桃源,古之桃林,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也。《西征赋》曰:咸征名于桃源者也。《晋太康记》曰:桃林在绶乡南谷中。
    另据《资治通鉴》载:晋安帝义熙十三年二月,王镇恶进军渑池,引兵径前,抵潼关。刘裕以夏四月至洛阳,刘派戴延之等溯洛水至植山均而返。
        
陈寅恪据此证据,认为《桃花源记》之实事当在此时,这是事发的具体时间。陶渊明与此次的征西将佐本有雅故,因而疑陶潜间接或直接得知戴延之等将佐从刘裕步源记》之作,即取材于此事。记中所谓土地平旷者,与皇天原平博、方可里余相合;所谓太守即遺人随其往……不复得路者,与刘裕派戴延之溯洛水而上,至檀山坞面返相似;所谓山有小ロ者,与太尉都鉴峄山坞的峄孔相同;所谓落英缤纷者,亦与戴延之被派以四月入山的时令相应。山地高寒,节候较晚,四月正是落英缤纷之时。此戴延之所见而被陶潜记入《桃花源记》中。然则《桃花源记》中的秦为苻秦,亦可推知。此《桃花源记》之所以为纪实之文,即在于此。

桃花源既在北方黄河流域的弘农或上洛,何以陶渊明要移于武陵?陈恪认为,其为加人刘驎之人南岳衡山采药的故事而设置,《晋书》卷九四《隐逸传》记刘驎之即刘子骥入衡山采药,见涧水南有二石囷,失道问路,才得还家。或说囷中都是仙灵方药,刘骤之欲再往寻求,但已不能复知其处。据此推知,陶潜之作《桃花源记》.是取桃花源事与刘驎之事牵连并混合为一、桃花源虽本在弘农或上洛,但因牵连混合刘之人衡山采药故事,不得不移之于南方的武陵。
      
陈寅恪这一论断,隐约与苏东坡所言尝思天壤之间若此者甚众,不独桃源暗合,但苏氏于陶记中的寓意与纪实二者仍然含混不明。陈寅格则明确表示,即使桃花源记》中的秦非指苻秦,但未有坞壁,何能有《桃花源记》之事实上存在的理由?显然,在纪实上,《桃花源记》是坞壁的反映;在寓意上,则是陶渊明理想情感对于这个新解、陈寅格认为较之古今论辦此记之诸家专向桃源地志中讨生活者聊胜一等,同时向他的学生们透露了自己思辨、论证的秘決和治学方法,即要在分别离意与纪实二者,使之不相混。然后钩索旧籍,取当日时事及年月地理之记载,逐一证实之此一现身说法,可谓见微知著地释了史与思的关系,及如何在读书得失间展开想象,做到以宏阔的视野和大历史观来透视历史本身的复杂面貌,从而得到理想收获的治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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