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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经验与官场文化的博弈策略

(2017-05-10 08: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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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藤

小说

熬鹰

                            《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2期

乡土经验与官场文化的博弈策略

                ——评老藤的小说集《熬鹰》

                          房广莹

 

对时代症候的切肤之感,和对时代精神的精准把握,是一位优秀作家的必备素质,也是其诚实地向世人剖白世相的基本原则。老藤多年来就是抱着这种积极的心理笔耕不辍,平衡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力图实现地域观念与当代意识的整合的。当他以一位“异乡者”的身份闯入辽西广袤的生存领域,着笔挖掘这片土地上的生活真实,并且诚挚地摹写官场世情与乡土样态时,就已经具有了审视乡土的现代意识和视角。他新近出版的小说集《熬鹰》,将纷繁复杂的城乡图景微缩进作者熟悉的生活场域,于波澜不惊的表述中促成历史、现实与人性的集中爆发,将单纯的地域文化提升至传统与现代相互角力的高度。一般作家在处理官场、乡土等相关题材时,往往采用“非介入”的方式,热衷于对现实情况的再现和故事本身的叙述,而忽略文学本身对生活的干预力量,在文学的终极追问和现实旨归面前选择“高冷”的回避姿态。而老藤以其深湛的笔力促成文本结构的对冲与融合,达成情感逻辑的自洽运行和真实表达。更难得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完成了精神上的自我驳议与超越,努力追求着高于故事本身的、饱含人文关怀的创作高标。

一、“官场·乡土”:结构对冲与融合

老藤的小说集《熬鹰》以均分的比例观照着官场与乡土两重世界。《快手沟》、《官井》、《萨满咒》等五篇小说展现了辽西乡间的神秘往事,而《无雨辽西》、《黄昏里的“双规”》、《换届》等六篇小说,则力图描摹现实官场内外的世俗生活情态。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作者有意将“官场——乡土”两种不同主题的文本穿拆铺排,在结构上形成一种对话的关系。也正是作者独特的社会身份和文学涵养,才能够在两种截然相反的主题中自由往来并最终实现协调统一。在诸多探讨有关文学本质属性的论述中,特伦斯·霍克斯认为“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的构造,然而又在它们之间感受到的那种关系” [1] 也就是说,文本“结构”本身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它能够直接体现作者想要表达的隐含意图,并为文本平添一份言而未尽的意味。小说集巧妙的谋篇布局,以双线交叉的方式并列向前,从宏观层面上就已经形成了意义对撞的结构组合。当然,如果只将目光停留在结构或者类型分析上,就必然冲淡作家的表现深度,甚至会沉溺于形式游戏之中。对结构的发现与深挖,最终要直指作品的道德力量和对社会问题的反射与干预,这就使作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能够在意义的组合中得以呈现。

以世界文学的宏阔眼光回望中国官场小说,往往会发现其独特的区域特性,似乎只有在中国的土壤中才孕育得出这样的文学形态。老藤的官场小说较早地摆脱了揭露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类型化规定动作,他着眼于基层小人物们的日常,比如得罪权贵被迫拆迁的国老大(《国家羊汤》)、同情“小贼”的派出所民警老王(《杏仁粥》)、为久旱的榆州四处奔走的小丁(《无雨辽西》)……这些典型人物往往甚至没有一个醒目的名字,他们平凡的面孔展现了都市文化语境下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这些人的遭际让人不禁想到契诃夫笔下随波逐流的“小人物”们。与其说老藤在塑造“官场百态图”,不如说他在酝酿着一壶杂糅着城市文明与人间烟火的百味醇酒。所谓的官场只是这些普通人的生存场域,更确切地说,老藤笔下的官场生活,其实是一种发生在特定场域内的、受城市文化逻辑支配的日常存在。于是我们看到见识过无数人间疾苦的信访办主任老贾,欢欣鼓舞地拿到二女儿录取通知书,却因为经济拮据,被高额的学费缚住手脚,“老贾在那张软纸上只看了一眼,目光就直了,接着手开始发抖,那张软纸在手中滑落下来,在空中打了个旋,飘落到小崔的脚下。” [2] 老贾的愁容是一位父亲面对家庭困境时下意识的表达,这种困窘甚至超越了同事间追求“面子”的自尊心理……可靠的生活化细节描写,是读者贴近作品的直接通道。在普遍解构时间、主动间离日常经验与文学创作的生产场域中,老藤诚恳地建构着此在的真实世界。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老藤的官场小说其实是对城市人群生存真相的摹写,只是裹着一层类型化的外衣而已。

相对地,老藤描写的乡土辽西则是带有追忆本能的历史真实,它是存在于感觉和记忆之间的一种关系。中国的“乡土”绝不仅仅是写实主义的,生命、大地、传统和故乡隶属同一修辞系统,它们之间有着极为天然的符码指涉衍生关系,在叙事上更倾向于营造某种神秘而宏达的历史感。比如陈忠实总是那样坦诚地重返传统家族的精神血脉,莫言也那样天马行空地构造家族隐秘、狂乱的伦理故事,乡土作家们企图在此在的时间之内建立起一个超验的澄明世界,容易模糊历史与现实的界限。《熬鹰》的作者虽然并非辽西人,但多年的本土生活经历,使老藤同时拥有着体验者、观察者和发现者多重身份和视角,他时常乐于以地方志的口吻切入,为文本盖一座厚重的穹顶。《官井》一文以如下题记开篇,

     水师营棠棣沟西南隅,有一古井,井建自何年已无人知晓,不知何故却有官井之  

称。该井壁深七丈,水深五尺,水位雨天不升,久旱不落,取井水所酿黄酒、所制豆腐

远近闻名,当地有“官井有神”之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官井因城镇动迁而毁弃。

(摘自《旅顺口文史资料第二辑》) [3]

作者用摘录史料的方式对“官井”做简单的梳理,提点用官井水“所制豆腐远近闻名”且“官井有神”两个重要的情节预设。正文又运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展开故事的描写,讲述从七姨太、顾鸣瑚到丛二嫂几代女人与官井的命运纠葛。全知视角是回到叙事源头的方式,它表面上能够与读者面对面进行客观平稳的交流,但往往隐藏着作者内心的真实情绪。老丛连续几天梦见葬身官井中的女子们,“几个人一起把豆腐摞起来,摞成了高高的一块豆腐碑,然后在这豆腐碑上用红笔写她们的名字,每次快要写完的时候,豆腐碑就坍塌了” [4] 老藤借老丛的梦境,祭奠着几代无辜却又无名的女人们,未完成的碑文暗示过去被遗忘的无奈之感。而“官井”在历史的线性流变中目睹了这方土地上人们的遭际和苦难,穿透众生在历史与政治间挣扎的生命历程,不禁让人为主人公们的命运扼腕叹息。但是回过头来细读题记,人们又能轻易地发现,官井早在九十年代中叶便被动迁毁弃了,居住此地的人恐怕也已四散,正文的故事只能是作者听说的,并且一定依靠某些想象性虚构来建立叙事框架。题记和正文的融合形成了官方纪实与民间传说的复调话语模式,读者被迫在传奇与真实之间穿行辨析,多向度的探索以复杂的方式呈现出混淆的感知,官井便抽象为承载过去与当下双重压力的符号。

官场场域,或者说以其为代表的城市空间,与乡土世界在时间上指向轴线的两端,形成隔空对话的呼应关系。但是当这些零散的碎片化情节安置在时间轴上时,却连贯成较为完成的区域全景。更为重要的是,乡土中的人物带着旧有的痕迹进入到现代社会,就像《萨满咒》里出仕的“我”,《快手沟》中衣锦还乡的占山,他们在可被“故事化”的近处历史中追寻着根状的文化脉络,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老藤拓宽了思路。

二、“神性·现代性”:浪漫原乡的抒情想象

老藤笔下的乡土世界与以官场为代表的城市逻辑形成时空对照体系,实现了新世纪主流文学类型与边缘文学类型的成功对接。与同处边缘地位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和儿童作家文学不同,官场小说缺乏与自然的天然联系,它时常被约定俗成地定性为揭露官场政治权力较量与贪腐黑幕的文学题材,往往能够勾勒出现代国家的基本国情、社情,是大众窥伺时代的一扇窗口。乡土则奠基于中国悠长而传统的农耕文明之上,一直处于相对稳定、自在的运行状态。现代社会前,传统文学中以“去国怀乡”为母题的作品俯首皆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所表现的超尘绝俗的志趣,可见一种广义的“原乡”情节与抒情范式。因此,作为“异乡人”的老藤指认辽西的乡土情节,可谓是对精神家园的文化渴求,而并非以出生地为界的地域限定。

现代意识中的“乡土”始于工业文明社会,它与城市对立出现并伴随着城镇化进程而不断萎缩,普遍受到城市的挤兑和压制。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使人们的生活逐渐被迅速膨胀的物质欲望填补,撕裂了城乡伦理道德的底线。人们一边享受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便利,一边又对精神家园的空虚倍感焦虑。这样的语境就基本确定了现代乡土小说的叙事模式: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故乡的缅怀与再造、自然之美与工业制造的分裂等,它代表着一个逃离、背叛与寻根、再造的矛盾际会,能够有效地触发作家的想象活力。王德威认为:“‘故乡’因此不仅只是一地理上的位置,它更代表了作家(及未必与作家‘宜属同乡’的读者)所向往的生活意义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 [5] 特别是展现20世纪中叶新旧交界期的文学题材,尤其受到60年代作家青睐。老藤的乡土小说也大都着眼于这一时期,一方面代际的烙印深入作家的心灵,另一方面社会动乱与转型期间乡土中国的“雌性”特质,能够抚慰躁乱的人心,对现今社会也同样具有治愈的疗效。

《萨满咒》是一篇有着浓郁东北地域色彩的小说,它以“我”的视角讲述半个多世纪前故乡都柿沟里传奇女萨满兰姑以及围绕在其周围的人事变迁,凸显以兰姑为化身的自然神性和以叶梅为代表的改造理性间的激荡。运动总是以一种割裂既定秩序的姿态出现,这种撕裂感和冲撞感在封闭的自然村体现更为明显。在土改领导叶梅的感召下,“我”和几个年轻人热忱地参加革命,妄图将家乡拉入如火如荼的改革之中,而这种狂热极容易激发村里年轻人的暴力心理。继枪毙了地主刁世雷后,“我们”又将改造的目标指向了萨满兰姑,狂躁的波浪涤荡在这个曾经偏僻平和的村庄。

然而我们看到,激进的声浪在兰姑这里消泯为细小的微波,进而柔化进广袤的原始森里中。首先,兰姑身怀母性的慈悲,这与萨满教发源于母系氏族社会有关,它长久地根植于东北大地的森林河川,维系氏族的繁荣。由此看来,萨满如同生命之树一样,周身遍布着雌性的敦厚肌理。文中兰姑总是在一盘炕上一串一串地穿鲜红的辣椒,操心温饱;悉心呵护少女白荷,为了白荷的婚事煞费苦心;接受劳动改造的兰姑也并不愠怒,为“我们”几个搞土改的青年人打理日常,甚至做出精致美味的饭菜,逐渐软化了“我们”的戾气……她虽然不是母亲,却温暖着人心,使故乡在改天换地的崩塌中保留一方安宁。《麻栎树》里的冯国梅同样具有母性的光辉,她为了家乡无学可上的孩子们,放弃了更加优渥现代的生活,终身驻守故乡的教育事业。

其次,兰姑是自然神力的化身,沟通着神与人类世界,知晓自然的意愿。她竖起高高的索伦杆供奉神鸟,预知爷爷的死亡,救活了泛猎黄貔子的丁大桩……兰姑将自然界中的生死看得极为通透,她那些近乎神话一般的行为,使兰姑染上一层天生的“高贵和超然”。同样在东北作家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随处可见萨满文化传统下死亡的神圣与庄严。浸淫着浓郁萨满文化质素的辽西乡土,为老藤想象生命的存在形式提供了丰沛的精神资源,当年为躲避民兵抓捕的兰姑,以沉酒坐瓮的方式归向彼岸世界,那浸没兰姑的都柿酒泼洒大地,让“马莲花火焰般疯长”,为她的死亡渲染上悲壮而浪漫的气氛。结尾处早已出仕的“我”欣慰于自己保住了樟子岭的原始森林,并意外得知兰姑留下了与“我”共同的儿子——“自然之子”。这个孩子早早地脱离母体与父体,剥离了人造的印记,喻示着自然神性以生命传递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这也是兰姑对现代性入侵最坚决的抵抗。

民间传统中的自然属性,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扩展,已与西方传统观照下的“上帝之子”一起遭受灭顶之灾,“人”的理论旗帜随处可见。“如果从现行制度追溯到文化思维,来查究动摇今日社会根基的生态危机、道德危机、精神病状的根本原因,那么人类‘性灵生命’的丧失无疑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6] 老藤的文学想象与创造,毋庸置疑是要复活植根于民间传统文化中的“性灵生命”,让人性重染善良、淳朴、自然的光晕。

然而,老藤以辽西这一地理空间起始,试图再现那片乡土本来的历史、神话、风俗和人情时,却总能带出文字与真实、回忆与往事、欲望与想象的罅隙。刁立伟没有继承外公顶天立地的豪迈气概,不仅对领导毕恭毕敬,还用圈养的貂气将都柿沟熏腥;麻栎沟大片麻栎树被做成了学校课桌椅,破坏了自古抵御山洪暴发的风水,连最后一棵麻栎树都成了村长的棺材……现实中的“故乡”并没有被自然的神性笼罩,那里的人们也并非具是性灵生命,现代性逐渐土崩瓦解着乡土的淳朴与天然。老藤轻快地抛出“神性”暂时麻痹痛苦的心灵,却又引导人们走向更加清醒的思考:“故乡”是文本中凝结的一种浪漫的抒情符号,只有在不断遥望追忆遗失的故土时,原乡的叙事方式才能够温柔地展开。

三、“侠义·道德”:原乡反思与本土立场

敢于进行自我辩驳,对一种浪漫的抒情方式给予理性的反叛,是作家走向深刻的必备心态,许多年来,不少作家始终在反叛现代性的现代性之路上踟蹰前行。显然,老藤意识到了这种乌托邦式的原乡追忆,不足以弥补现代化进程造成的城乡间隙,更不是根除现代人心理痼疾的良药。故土不是用来循环往复地怀念和感慨的地方,城市的扩张也绝不是乡土文明衰退的唯一原因,凭借想象营造散乱的乡土格局,终究无法抵达当代的更深层面的渗透。因此,老藤虽然尽力复活以自然力量为基础的东北乡土活力,却又以最大的怀疑和警惕审视、表现它。小说集《熬鹰》展示了真实的城市生存感知与诗化故乡的断裂和对撞,它剖开华美的表象,裸露出了底层的粗粝本相。

乡土孕育出自身叛逆的孩子,这是自有城市以来即出现的“进城”冲动,他们从乡村中走出去,却惊异地发现回归的艰难。《官井》里的谢青瓷,大学哲学专业毕业后成为待业青年,只得回到村子打工做豆腐,因自身价值失格选择投井。《无雨辽西》里省救灾办干事小丁经多方斡旋,终于求来家乡抗旱的救灾款,但是这背后赫然矗立着一片对天灾毫无抵抗力的土地,安详恬静的空气下暗藏苦难农民的辛酸和无奈。《换届》贯穿着孟庆有治理被造纸厂污染的老哈河之艰难,其间设立重重阻挠的恰是老哈河的儿女们。老藤将笔触投入到乡土的另一个维度,与“浪漫”截然相反的世俗世界呈现出它残忍却日常的一面。同时,作者也对与悲剧相关联的世相进行了形象化的挞伐。谢青瓷的自杀,并不仅仅是她自身思想偏颇狭隘的结果,她承受着传统文化中光宗耀祖的观念挤压与周遭人的攀比心理,滑向深渊。小丁焦虑的背后,是省救灾办领导们互相推诿,主观臆断的官本位思路作祟。老哈河的遭遇,将一连串利益链条抖落出来,暴露出洪山等人“带血”的资本积累。可贵的是,老藤的思考并没有在此结束,他擅长从现象中勘察动因,并进行更为透彻的反思。

谢青瓷刚回到村里的时候,还保留着高人一等的读书人姿态,并时常搬出尼采、亚里士多德等名哲与村里人辩论。她苦恼于“思想与金钱”的矛盾,无法在思想中找到获得财富的途径,正是当代实用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尖峰对决。从干事小丁的视角来看,以南主任为代表的省救灾办的领导们不作为、不体恤农民的灾情,以打折扣的方式发放救济款。小丁的焦虑无可指摘,他心怀回报故土的热忱,反而无法顾及全省的灾情,丢失了全局的维度。同样,面对榆州灾情,每个人都从自身视角出发,以为看到的侧面即是全部。老藤将一场救灾抽象成局部与整体的矛盾,也暗示着人类都是视角主义者,经验、知识与感情往往限制我们的视阈。老哈河的污染问题,正与当下学术界流行的生态批评相呼应,它直指环境保护与经济扩张的冲突,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正蚕食着美丽的乡土与悠远的传统。但是洪山对家乡渴望发展的诘问,一样不能让人忽略。诗人朵渔说:“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这几乎是一种无法选择的命运……我并非是要为农业时代招魂,时代总是要发展。” [7] 是的,黑色是工业化的色彩,尽管它对死亡构成可怕的隐喻,但如果抹掉这并不绚烂的颜色,会裸露出贫困、饥饿、愚昧的苍白底色。发展、当代与未来三者的牵引与冲突,正是现代社会最为吊诡的特质。总体来说,老藤从个人、群体、传统与时代四个维度发声,揭示出现代性症结与城乡困境,并初步提出了两重解决策略。

其一是召唤以侠义精神为代表的个体品格。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给予游侠较高的评价,称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司马迁认为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游侠身上体现出的个体反抗体制的能力十分可贵。侠义精神在历史上就具有对强权、对庸众的破坏力,它从诞生起就兼具抵抗政权的特质。近现代以来,通俗小说里的侠又增添了劫富济贫、兼济天下的逍遥气度,表现了中国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中体制强大而个人软弱的现实,对侠气的追逐是个体自我图强的内驱力使然。老藤扎根于东北大地,北方的丛林草原环境易塑造人们刚猛的品格,而一马平川的地貌又能造就人直率的性情,这种豪爽豁达最贴近“侠”之精髓。

城市文明的压迫感严重消磨了人类多彩的内心,喧嚣的城市表象下隐藏着同质化的单调生存模式与匮乏的精神元素。姜戎、杨志军等作家深感现代文明对人精神空间的挤压,到西北“狼性”、“藏獒性”文化中寻找精神给养。老藤则是到东北民间寻找一种“鹰性”,鹰直冲云霄的豪迈与坚韧,正是对人类自身衰微的补偿。《熬鹰》的主人公金兆天掌握着“熬鹰”的古老技艺,人通过熬自己来驯化桀骜的鹰,慢慢熬去鹰的戾气和锐气,在人与鹰之间建立起兄弟般生死与共的情谊。老范、老皮在政治运动中被下放,从而对人生充满了失落感。金天兆通过教他们熬鹰,使这些失意的人从鹰的身上获得心灵的疗救。同时,金天兆身上所散发出救人于水火的豪侠气质,填补了失序社会中伦理和尊严的缺失。如果说《熬鹰》尚且带有某种传奇色彩,《波澜不惊》则立足日常生活。老贾为女儿学费求告无门,甚至主管助学资金的同事也爱莫能助时,他曾偶然帮助过的宋经理竟然伸出援手。无疑,金天兆、宋经理等人具有高度的人格含量,他们对他人所处的困境感到同情并仗义相助,用人性中的温情治愈群体的冷漠。老藤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克服现代人的异化趋势与同质化窘境,首先要从人自身的崛起中寻找突破,扩大自我生存的格局。

其二是复归以道德人格为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立场。老藤的小说统罩在传统儒家精神文化的观照下,对内讲求以仁德修身的人格修养,对外恪守大济苍生、积极入世的担当准则。不同于个体图强的侠义品格,道德传统主张对个性中“利欲妄损”倾向的纠偏,以达到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对儒家文化的深刻领悟,使作者对理想人物的品格塑造更具规模,他们往往心怀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承担精神,透露出作者对理想官场风气的建构思考,作为城市化进程的核心领导层,官场与现代社会具有同构的性质,它是城市文明运行逻辑的集中体现。

《黄昏里的“双规”》中,程海岩、李子和向我们证明了拥有非凡智慧、完善道德的官员,在现实的权力场中所具备的坚守与气魄。客观上中国已经进入经济理性时代,特别是自由主义的兴起,使人类的物质和享乐要求合法化。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精神格局,对人格的要求从传统中道德人格、超越人格转变为经济人格。从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围绕在双规对象牛欣周围的官员大都遵循着经济逻辑,牛欣的双规将直接触动他们的利益网络。因此这些人软硬兼施,对程海岩施加政治、经济和人情压力,《换届》中的孟庆有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压力和胁迫。有研究者认为两两篇小说集中体现了“权利”与“人性”的冲突,这其实有失偏颇,两篇作品中的人都处在权力的中心,相互制衡只是表层现象,其实质是两种意识形态与生存逻辑的冲撞。经济至上的时代鼓动人不顾一切地追逐利益,甚至可以牺牲道德底线与良知,这种呈喷发状态的力量容易释放人类天性中的贪婪,将人裹挟进物欲的汪洋,而以程海岩、孟庆有为代表的传统道德知识分子,则组成一股向岸的持守力量,以维持社会整体的平衡。很明显,老藤将现代中国的希望寄托于道德持守力上,用两千多年的精神传承对急速的现代进程予以纠正,用伦理道德引导经济理性的发展。

面对现代中国的焦虑,老藤提出了个人与传统相结合的解决策略,其实质是一种本土化的精神转向。尽管在感性感知层面,他依旧留恋着浪漫宁静的乡土世界,渴望自然灵性的乌托邦之境。但是在深厚的理性思考向度上,他则深刻而清楚地意识到,传承本土文化,重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元素,才是乡土之外真正的救赎力量。

 

       (作者简介:房广莹,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1] 【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8页。

[2] 老藤:《熬鹰.波澜不惊》,中国铁道出版社,201511月,第290页。

[3] 老藤:《熬鹰.官井》,中国铁道出版社,201511月,第133页。

[4] 老藤:《熬鹰.官井》,中国铁道出版社,201511月,第170页。

[5] 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 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月,第225页。

[6] 张懿红:《缅怀与徜徉 跨世纪乡土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13页。

[7] 朵渔;《原乡的诗神》,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41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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