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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三篇,谢谢诸位评论家老师!

(2014-04-07 19: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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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讲故事的人

                      朱航满

 

    张宗子曾谈到现代文章写作的秘诀——愈来愈复杂,也愈来愈智慧,于波澜不惊中展示文章奥妙与魅力。由此想到,现代小说越是发展,或许就越是像在做一道超难度的数学题,作家不但需要设计一系列极为复杂的运算步骤,而且得出的答案,还必须往往不止一个。范玮的中篇小说《太平》便是一篇让人读来兴奋的“好看”小说。

  小说有两条线索:一个是“我”和自己的女上司小白的故事,一个是“我”所讲述的有关太平这个地方的故事。这两个线索平行推进,互相缠绕,彼此影响。“我”最终因为向曾招募自己进公司的女上司,也就是人力资源部的经理小白,交代和讲述自己失踪4天的经历而赢得了她的爱情。小白的聆听与参与,影响了“我”有关太平故事讲述的节奏和方向。这篇小说的内核是“我”去太平的经历,而这个经历,又分出两个线索:一个是“我”的父亲与他死去的朋友于勒的友情故事,另一个则是于勒与太平邮政局女职工张映红的爱情故事。这两个故事都被作家书写得扑朔迷离。

  “我”去太平的故事又有一个内核,便是父亲好友于勒的死。我是15年后带着父亲的这个疑问去的太平县,而在太平的整个过程,便是围绕着弄清于勒的死来展开的。实际上,于勒是与张映红一起死去的。由于经理小白参与了故事的讲述,造成了“我”的叙述重点由查问于勒的死因,变成了有关于勒与张映红的爱情故事,以及对于张映红真实身份的追问。在“我”的讲述中,张映红的身份变成了一个罗生门。为此,“我”分别用了警察、赌徒、六姑、胖老头、疯子青年等人的追忆,来完成对于太平美女张映红的塑造,逐渐将其和于勒的爱情碎片补缀完整。在当年处理此事的警察眼中,张映红不过是一个妓女,因为嫖资的问题杀死了于勒;在偶然偷窥了杀人过程的赌徒看来,张映红是一个丧心病狂的女人,因为某个争议乃至意见不合而最终意外杀人;在旅馆胖老头的眼中,张映红是个害人精,硬是把一个洒脱自在的于勒给折腾死了;而作为张映红的六姑,一个因为苦恋他人而终身未嫁的老女人,她坚持认为自己的侄女是一个为了爱情敢于牺牲的烈女子;但对于广场上的疯子,这个因为被恋人抛弃而精神失常的年轻人眼中,张映红不过是男人们追求和较量的一个猎物。

  关于父亲和于勒关系的破裂之谜,在“我”的故事讲述中逐渐清晰。父亲作为张映红的追求者,在醉酒后希望于勒能够选择放弃,作为太平县的粮食所所长,父亲多年来施恩于流浪汉于勒,但却使得后者产生了一种被人利用和算计的耻辱感。于勒的死,在讲述中并没有详细交代,但似乎可以如此推测:于勒在知道“我”父亲对张映红多年暗恋之后,希望情人张映红能够选择自己的好友,但遭到张映红的激烈反对,最终两人双双殉情。这个推测,符合胖老头对于勒的勾画:大度、讲义气、知恩图报,也符合六姑对张映红的想象:坚决维护爱的尊严、绝不愿去做交换的礼物,张映红的气急败坏,也显然符合赌徒所偷窥到的一切。值得一提的是,“我”在给小白讲故事的过程中采取了两个手段:一是根据上司小白的要求,作为文学爱好者、库尔特·冯内古特小说迷的“我”,在讲述中尽可能地采用各种现代叙事,使得“我”的太平经历具有了勾人的兴致,同时也使故事本身变得复杂和精致;二是因为与小白同在一个公司,“我”的故事讲述,大多是依靠网络交流来进行,由此又造成了叙事的简洁和散碎,甚至时常被打断;同时,也因为这种虚拟的交流,使小说有了一种虚幻和鬼魅之气。

                                                         《文艺报》3.28

    迷失和觉醒

                        李天琪

 

    在传统意识里,女人是不能外出打工的,即使是穷死饿死,养家糊口也是男人的义务。

元宝,一个在乡村的白事班唱戏的女子,嫁给了一个叫李唐的男子,因李唐家有祖训,李氏后人不得进城。在这样的封建传统家庭里,男人进城都是违反祖训,不尽孝道的逆子行为,更何况是元宝这样的妇道人家。

小说用旁白的手法讲述了这个表面看来有点近乎荒唐的李氏家法。

康熙年间,李家是当地的一个富户,家里十几亩良田,都是水浇地,一挂好牲口,大骡子大马,农闲的时候,这位先人揣着钱,驾驶着马车到济南府开眼界,他的脚踩上济南城的青砖路,立刻就被城里巨大的阴凉和难以想象的整洁惊呆了,城市里到处散发出的悠闲气息,小商贩高人一等的怠慢让他不得不忍气吞声,城里人挥金如土的气势更是让他心生恐惧,他在乡下积攒了半生的骄傲,顷刻间被打垮。这位先人认定,城市是庄稼人的恶魔,为了避免子孙重蹈他的覆辙,他留下了李氏后人不得进城的口训。

这段看似闲笔的文字,其实为李氏后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进城经历埋下了有力的伏笔,也是对一窝蜂地逃离故乡、义无反顾投奔城市的一个大迁移时代有力的反讽。

农村有句俗话叫“墙跟檩,人跟种”。李唐不愧是李家的种,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家庭变故后,高考失利的李唐终于回到了乡里,在李唐心里,他这颗在乡村看来耀眼的明珠,如果到了城里才会变得黯然无光,他希望回到故乡,这样才能够忘却城市给他的伤害,找回有尊严的生活。在这种心里的驱使下,祖训成了李唐最好的借口,他以此来逃避进城打工。

他不甘心被城里人就这样打败,在乡下,他轰轰烈烈展开了自己的致富计划,他养长毛兔,种天麻,甚至在看了电视上的广告之后,交了押金,偷偷摸摸运回一台织手套的机器搞手工作坊。当这一切都不得不宣布失败之后,他又颓然的回到了村里那所学校,外甥打灯笼——照旧干起了乡村教师的营生。

作为戏子的元宝,这时的出场就显得那么的顺理成章,当元宝提出去城里打工时,李唐不但不竭力反对,而且心里还生出几分感激。小说中这样写道:当李唐把元宝在城里的生活说给村里人时,村里人用暗讽的口气说,元宝真不得了,在城里成了歌星。甚至有一次李唐在醉酒后,向村里的会计透露了元宝和他的秘密,元宝要在城里挣到足够多的钱,准备买房接他和儿子去城里生活。很显然,李唐不仅接受了被女人包养的现实,还对未来的生活有了几分美好的憧憬和向往。

不得不承认,虽然都是在一个起跑线上,虽然都是干的出力下苦的活,但进城的女人就是比男人机会要多,元宝在写给李唐的信中这样说:“她很幸运,本来在一家歌厅里当保洁员,被老板知道会唱戏后,它就在歌厅里唱戏。起初,她担心在白事班里唱戏的经历,在这样的场合会不吉利,但当她将这样的经历说给老板听了之后,老板不但没有反对,而且还告诉元宝,南方人给人送礼就送小棺材,意即升官发财的意思”。

读到这里,我一直想,以元宝这样的才艺,说不定哪天上了中国好声音,或者星光大道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她成了今天的阿宝和山楂妹,别说在城里买一套房子,就是买一套别墅也不在话下。有人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为一些有才华的人提供了足够大的舞台,有人说,这是一个最坏的年代,多少苦苦针扎在生存线上的才男俊女被这些所谓的成功典型遮蔽了。

与那些在电视选秀节目中一炮走红的民间艺人相比,元宝可没那么幸运。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年后,元宝回到了村里,说什么也不去城里打工了,李唐发觉,进城一年多的妻子变了,不仅仅穿着洋气了,元宝最大的变化是变得爱洗澡了,每天都得洗,有的时候一天洗好几回,元宝总说自己身上脏,有一股不好闻的味道。

李唐在院子里劈柴,干的满头大汗,元宝从屋里走出来,看着地上那对木头,那些黑乎乎的木头劈开之后,像辟出了新生命,露处鲜艳的茬口和储存已久的芳香,就像一地刚刚出生的婴儿。元宝盯着那些变得崭新的木头,突然大惊失色,她一把拽上李唐,慌慌张张跑进了屋里,她掀起衣襟,惊恐万分的问李唐,你闻闻,我身上有一股什么味道?李唐不知所措的去闻了闻,他并没有闻出元宝身上有什么不好的味道,反倒闻出了元宝身上的幽香。李唐说,有一股子香味。元宝摇摇头,突然捂住了脸,泪水从她的指缝里流出,天啊,我身上太脏了!

在元宝眼里,城市是一个险恶之地,也是一个肮脏之地,这一点倒是与李家那位立下祖训的先人有着惊人的一致。只是,与当她怀着光荣与梦想一头扎进城市这个魔盒,再回到乡间的时候,她无法洗净过去,更无法面对城市带给她痛苦的回忆想比,令她没想到的是,这种重生却要用毁灭生存的方式来毁灭记忆,要用自杀的方式来洗刷自己的清白。

无独有偶,几年前,读到过一位叫牛庆国的诗人写的一首诗《黑旦媳妇》,诗人用诗歌的语言讲述了“黑旦媳妇”从城里打工回乡后的遭遇:“隔壁邻家的黑旦媳妇/今年去城里挣钱/回来时干净得水点都不沾/可黑旦扒光她的衣服/提一桶凉水/把媳妇浑身上下洗了一遍/黑旦说一水洗百净/洗净了还是咱的媳妇/媳妇被凉水惊出了病来/过年时还住在县上的医院里/弟妹说是不是该去看看她呢/听得出岔里人对此看法不一/我也就无法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正好侄儿在院里放了串鞭炮/我就说看这孩子欢的”。

全诗文字不长,却全用细节说话,一个个细节把我们的视野,从狭小的小农意识的天地带到了更广阔的联想空间。作者显得十分冷峻,越是冷峻越使我们看到这场变革的深刻与震颤。与黑蛋媳妇相比,很显然,元宝是一个觉醒者,虽然这种觉醒在举全国之力推进小城镇化建设的大时代背景下,显得是那么的不合时宜,但毕竟为那些奔走在这条不归路上的前赴后继者提了个醒,一颗种子,并不是落在地上就能发芽和生长,如果不幸落在了城市的水泥地上,有可能会变成齑粉。

                                           《出故乡记》作者:范玮 2014年第二期《中篇小说选刊》

 

 

范玮《出故乡记》令人心痛的归去来兮

                          刘晓闽

 

 

在轰隆隆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似乎已经由“乡村中国”转变为“城市中国”。 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早已把古老的农耕文明演绎推进到了极致,这使得城市化最终导致了城市与农村更深的隔阂。在范玮的中篇小说《出故乡记》(《山东文学》2013年12期)中,农村文明融入现代文明的艰辛和遥远得到了很好的彰显。

  李武举村迄今仍把“不进城”作为传承继续的一个古训,人们试图用这样的古训在村子周围筑起一道坚固的堤坝,以拒绝城市文明的“洪水猛兽”,但这样的拒绝越来越无力,终至于堤坝崩塌,小小的村子里越来越多的农民进了城,他们也带回来真金白银和亲身感受,诱惑着更多的村人舍弃这不进城的古训。专在村里“白事”上唱戏的元宝终于也进城了,撇下男人和两岁的孩子,因为她和她的男人李唐坚持不进城的结果是更加穷困。然而,元宝进城的结果却是她回到家乡莫名地投河自尽。李唐抛下4岁的李敦敦,毅然离家出走,去到元宝曾经打工的城市,并暗暗发誓在城市里混不好,决不回到故乡。一去就是11年杳无音讯,在李敦敦已经适应了没有父亲、习惯了孤儿的感觉之后,他却忽然回来了……

  “本来,故事应该是这样开场的,11年前,有一个叫李唐的人无缘无故离开故乡。”但小说的故事却从11年后的一个夜晚开始,也就是从李唐失踪11年后又突然到场开始的。范玮以复杂的笔调来写这个复杂的故事。小说其实是在写李唐回来的目的——“他要完成乡土中国血缘社会代代相传的——父亲对子女强制管护的权利。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李唐给李敦敦讲述的“李不同的故事”就是以其自身的经历重新演绎了一遍先人为什么留下不进城的古训,这原因是教训,是梦醒,是希望永远传承下去的精神遗留。李唐要用自己的人生遭遇来告诫儿子,他要教儿子如何对待这个世界,希望儿子不再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文艺报》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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