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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是历史逆流?

(2015-10-15 18:3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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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凤凰周刊》特约撰稿/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亥革命后,随着民主、自由制度的建立,思想、文化进入变革和发展的新阶段,民间掀起办报办刊热潮。


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异军突起,高举人权与科学(1919年后改为民主与科学)和文学革命的大旗,经过几年奋斗,引领400家以上报刊参与的新文化运动大军,推动我国思想、人文、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繁荣茂盛,百家争鸣。史称“五四新文化运动”,多数史家至今仍称许这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罕见的“黄金时代”。

袁伟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是历史逆流?

然而,思想不可能统一,观点总是多元的。继上世纪80年代有人指责新文化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后,这几年,对它的责难变本加厉,升级为“极权主义的起源”,似乎20世纪中国的苦难,都是这个运动的恶果。


如鲠在喉,有话要说。愚意以为,这些都是对19、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误读,是对历史的不公正,必须澄清。


五四新文化运动戕害思想文化?


现在学界和民众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观念。焦点在它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思想文化大潮,还是戕害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逆流?


应该毫不含糊地回答,与一些人的臆断相反,这是摧枯拉朽的历史洪流——清除大清帝国宗法专制制度的思想文化遗毒,为民主共和制度夯实基础。


作为辛亥革命的成果之一,思想文化也有重大变化。1912(民国元年)有两个标志性事件:


其一,这一年2月,蔡元培、唐绍仪、宋教仁、汪精卫等26人受孙文委托,从上海坐船到北京去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在船上,他们通过充分讨论,认为国民素质跟不上共和制度。于是组织社会改良会,发表宣言,号召“尚公德,尊人权,贵贱平等……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提倡“有财产独立权”,提倡个人自立,“实行男女平等”,“提倡自主结婚”,“承认离婚之自由”,“提倡改良戏剧及诸演唱业”。这是一个思想文化变革的纲领。


其二,改革教育内容,剔除腐朽的旧文化,纳入新文化。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践履社会改良的措施,下令废除读经;确立新的教育方针,“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应剔除这等陈腐内容;提倡自由、平等、亲爱(博爱)为新的道德规范。新文化的要求纳入了学校教育。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历届北洋政府,总的说来没有废除这些改革成果。


这两件大事意味着新文化运动进入了新阶段。准确地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肇始于1912年。


新阶段涌现引领思想文化前进的新领袖,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胡适、高一涵等人成了冉冉上升的新星。上一阶段的启蒙大师梁启超褪色,与袁世凯携手,开创了中国式参政党特色——笔锋为秩序与传统转动,忘记了批判与监督。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直接继承章士钊《民立报》和《甲寅》的锋芒。它的思想旗帜:“科学与人权并重”和“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敬告青年》),与先驱的追求无异;成效则前所未有。其荦荦大端,有如下几项:


1.从文言到白话,实现了语言和文字的合一,文字从社会精英垄断的工具,变为大众交流的媒介。人们交流的自由度迈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晚清白话运动的延伸。19世纪末甚至更早,为了“开民智”,许多有识之士尝试改革远离大众的文字表达方式,办白话报,成为一时热潮。陈独秀办了《安徽俗话报》;胡适则是白话报刊《竞业旬报》的重要支柱,而他们不过是白话文运动的后进。


2.文学革命:用白话文写作和表达人性与人的自由诉求成了文学艺术的主流。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青年胡适的豪气与梁启超的“小说革命”、“诗界革命”和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一脉相承。


3.致力于普及个人、社会、国家关系的基本知识,启迪公民认识自己应有的权利(陈独秀称之为伦理觉悟),力图为巩固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堵塞专制统治复活夯实思想基础。他们强调“国家为人而设,非人为国家而生”,“吾人爱国之行为,在扩张一已之权利,以支拄国家;牺牲一已之权利,则反损害国家存立之要素……故国家职务,与小已自由之畛域,必区处条理,各适其宜。”(高一涵:《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用陈独秀的话来说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新青年》第2卷第2号)


4.清理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集中力量批判三纲。


5.打退孔教入宪的政治图谋。


以上变化包含着历史的必然。有两条是普适性的。


一是人的自由权利。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与之互为表里的是人际关系的巨大变革。核心是社会生活各大领域要有足够的自由,臣民向公民转化,要求确立和维护自己应有的自由权利。


二是语言和文字合一,交往工具通俗化。这是经济发展、人际交往频繁的必然要求。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白话文运动。欧洲各国就经历了从使用拉丁文到各民族文字的诞生和发展。

而陈独秀他们面临的特殊性也有两条。


一是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青年杂志》诞生于袁世凯称帝丑剧进入高潮之际。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如何巩固?他们三箭齐发:


1.通过国内大事记,连续以《国体问题》为题,跟踪丑剧上演过程,并在通信栏中驳斥筹安会主张复辟的所谓“理由”。


2.发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民约与邦本》、《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等文章,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论述国家、社会与公民的关系,公民才是国家主人等根本观念。


3.提倡个人的独立、自由,人际的平等;提倡以世界文明进展为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准绳;提倡科学-理性为基本内容的思维方法变革;摧毁为专制开路的错误思潮。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们都不愧是当时最坚决、最有理论深度的民主共和制度捍卫者,启迪公民意识觉醒的先锋。

袁伟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是历史逆流?

二是在国情特殊论的旗号下,以孔教为国教的运动席卷全国。


正副大总统、各地督军、社会名流和昔日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异口同声,要有国教,应该以孔教为国教。康有为在致总统、总理的公开信中说:孔子是“全国人之魂”,要求“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国民党与进步党联手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则写上“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


《新青年》痛击了这个错误思潮。陈独秀指出:“孔教可定为国教,加入宪法,倘发生效力,将何以处佛道耶回诸教徒之平等权利?……政教混合,将以启国家无穷之纷争。宪法中加入孔道修身之说,较之定孔教为国教,尤为荒谬。因国教虽非良制,而尚有先例可言。至于教育应以何人之说为修身大本,且规定于宪法条文之中,可谓万国所无之大笑话。”(《再论孔教问题》,《新青年》第2卷第5号)


在反复辩论下,以后的宪法草案或完成制宪程序的宪法都删除了有关儒学的内容,设立国教和用儒学教化全国的中世纪图谋被挫败。


传统污垢该不该清理?


时下对蔡元培的改革赞扬之声不绝,而对《新青年》掀起的狂飙,则质疑甚多。


回到本原,《新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清理错了吗?


不要忘了当时的情景。


仰看上层,正如著名记者黄远庸所说:袁世凯是大总统,“即其命令观之,则纯然满清时代之空文上谕,道德与法律绝对不分……大典大法,置之土苴……然其所为,实无以异于晚清末造。”而其他军政大员,行事风格绝大多数与袁世凯无异。


俯览社会,看看胡适写的《李超传》和巴金的《家》吧。


前者不是小说,家产丰厚的一位广西梧州女孩,到广州、北京求学,家里不给钱;婚姻则当家的兄长“但论财产”,本人“则重学行。用是各执意见,致起龃龉。妹虑家庭专制,恐不能遂其夙愿,缘此常怀隐忧,故近来体魄较昔更弱”,辗转至北京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上学,罹染肺结核,无钱医治,二十三四岁就病死了;为其打抱不平的嫂嫂被逼上吊。悲剧产生的原因,是家长专制,女儿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男尊女卑。


巴金则更详尽地再现了一个大家庭的真实情况。巴金在《家》的代序中说:“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黑影。”


当时的家庭和家族状况正是三纲支配一切的实景。


横看那些鼓吹国情特殊论的精英,他们要把中国的发展指向何方?


1911—1920年间担任《东方杂志》主编的杜亚泉认为:西方文明破产了。中国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发展经济限于自给自足,不要生产市场需要(“给人足人”)的商品和奢侈品,不能以求富为经营的目的,“凡可以手工制造者,勿以机械代之”!(《东方杂志》第15卷第4号)并用中国传统文明统整世界文明,用东方文化拯救世界!


张君劢后来更加明确说:“现代欧洲文明之特征三:曰国家主义,曰工商政策,曰自然界之知识。”“确认三重网罗(指上述三特征)实为人类前途莫大之危险,而尤觉内生活修养之说,不可不竭力提倡!”(《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


也就是说,他们反对市场经济,反对科学,冀图建立一个与现代文明迥异的东方国家。


《新青年》面对的不是抽象的东西文化关系。当时辩论的是中国究竟要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追求怎样的思想文化。


陈独秀如实地指出,中国眼前的许多社会现象,西方过去也有过;当下东西文化关系实质是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古今关系。在制度层面,陈独秀把《新青年》同人与现代文明抗拒者的分歧界定为古今之争,客观地说,是符合实际的。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是三纲。家庭、家族是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身处地,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致力于批判阴魂不散的中国专制主义——三纲,揭露传统家族制度的荒唐,究竟有什么错误?


再看看中国的现实吧。


21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怪现象之一,是所谓“国教派”的兴起。他们不惜使用伪书,歪曲历史,把西周封建制度说成是现代宪政;把秦以后的宗法专制制度美化为分权治理的典范。于是,专制皇帝的工具——臣子,被描绘为与皇帝共治的强大力量;宗法专制的家族秩序,则成了基层自治的典范。因此,当社会治理方法现代化——政治体制改革摆上日程之际,他们鼓吹用“贤能政治”取代民主制度;恢复家族制度和士绅治理作为中国社会制度的基石。可是,他们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是:秦以后中国哪一朝代的政府和社会不是以三纲为基本架构?又有哪一部传统法典不是严密地维护三纲?


与此同时,他们混淆明清儒家宗法专制制度与作为先秦儒家的主张和设想,把后者的思想描绘得无比美妙。应该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对先秦各派思想的解释,人言人殊,都是论者心中的块垒;读者各取所需,一笑可也。民国初年,陈独秀他们面对的却是实实在在的明清制度和思想文化的顽固残余。


深入一层思考,今日国教派及其盟友赖以忽悠大众的,不就是在个人、社会、国家关系上制造种种迷雾吗?


抚今追昔,陈独秀等先驱的思想精髓,仍然有掩不住的光芒。


(感谢李浴洋、王佳琪为本专题提供的图片支持)

本文为删减版,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总第5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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