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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的代价—牛奶真的不安全吗?

(2013-02-24 23:32:06)
标签:

杂谈

监管的代价—牛奶真的不安全吗?

监管的代价—牛奶真的不安全吗?

图:20113月,香港,一家日本奶粉商店前排队等候的顾客。


《凤凰周刊》20135期 《凤凰周刊》 赵新宇 曾鼎

    【内容摘要】政府监管和制订标准并非解决问题的万灵药;相反,它们常常是产生问题的根源,而监管造成的隐性福利损失则更加难以察觉。

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后,大陆消费者纷纷从境外购买奶粉。

20116月,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在媒体访谈中猛烈炮轰2010年版乳品安全国家标准(以下简称“牛奶新国标”),使得这一已经实施了一年多的标准立即成为众矢之的。

“很少的蛋白质,那么高的细菌,还不如喝白开水。”王丁棉称,这一标准堪称“世界最低,全球最差”。

王的言论令公众对大陆牛奶安全的信任度再次探底,并将质疑引向监管制度本身。与之相伴随的另一疑问是,牛奶到怎样,才算是安全的?

标准越高越安全?     

作为政府对牛奶质量监管的核心组件之一,牛奶新国标引起争议的原因在于,它将蛋白质含量由原标准中的每100克含2.95克减少到2.8克;每毫升牛奶中的菌落总数标准由原来的50万个上升到了200万个。王丁棉怀疑,这是大型乳企绑架了国家标准。

一个至今未能厘清的问题是,大陆原料奶究竟在什么方面最不达标?更为重要的则是一个悖论:提高国家标准是否会带来牛奶质量的提高;还是恰恰相反,成为牛奶更加不安全的原因?

2006年,几名研究者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市和宾县选取了15个较有代表性的奶站,对它们收购的原料奶进行检测分析。结果显示,非脂乳固体含量、总固形物含量、脂肪含量等大部分指标都基本能够达标。

然而,不同奶站的原料奶蛋白质含量普遍较低,能达到2.95%的老国家标准(以下简称“老国标”)的只有1/3;细菌总数方面更是基本超过50/毫升的老国标,只有一家勉强达线。

由此可见,大陆原料奶最不达标的原来是细菌和蛋白质含量,并且是普遍不达标。而在其他方面问题并不大。

原料奶中的细菌总数高,主要受限于挤奶、储奶、运奶过程的条件所限。此外,不同产业链模式对此也有一定影响。而蛋白质含量不够高,饲料能量水平是重要因素之一。能量不足时,奶牛体内合成乳蛋白的氨基酸会被作为能量利用, 并且会降低瘤胃内微生物蛋白的合成量。其结果是导致牛奶中乳蛋白含量下降。

另一方面,多年来大陆食物安全问题的报道中大量出现新鲜的化学名词。这令大陆消费者在食品安全方面产生“化学品恐惧”。这导致公众要求增加检验这些物质的规定和标准的压力。

悖论由此产生。各种“化学物质”往往是为了在最容易不达标的指标上作弥补才私自掺杂到牛奶中的。牛奶本身并不含有各种化学物品,生产过程也不会产生。以三聚氰胺为例,就是为了混过蛋白质含量检测而加入牛奶的。

若不顾生产水平的制约,强行拔高产业标准,即使检查了三聚氰胺问题,也会诱发其他掺假方式。最终结果是,把这些已经为人熟知、曾经出现的作假物质视为重点整治对象,往往得不偿失。

怎样才能算安全?

与牛奶安全国家标准该如何界定紧密相关的是,在公众心中,怎样才算是安全,以及如何平衡公众对安全的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由于对“安全”认知的主观性,不同消费者的要求各不相同。以奶粉消费为例,一部分消费者专程到香港搜寻奶粉的同时,照样有不少家境富裕的消费者选择国产奶粉。

公众对安全的认知往往充满错觉。一方面盲目信任对计划经济时代食品安全的“美好记忆”,一方面在迅速解决饱足后对食品安全茫然追求,企求政府不断提高监管标准。

四川街头巷尾仍有留存的“铛铛奶”成为极端的例证:个体养牛户将刚从牛体挤出的鲜奶经过简单过滤处理或根本不经任何处理,用自行车或摩托车运送到市区固定的销售点或居民区。这些“新鲜牛奶”以酒铛量取,直接卖给消费者。

四川的青年人通常对“铛铛奶”保有美好记忆,并不觉得它是需要被政府打击禁止的。

但标准化的科学监测却会得出残酷的结论:这种牛奶不但含有不少固体杂质,蛋白质含量也低于2.71%,无法达到新国标2.8%的要求。“铛铛奶”的细菌总数更是新国标限额的30倍以上。除此之外,掺水、掺豆浆也是常事。

不论是按照公众对奶制品安全的普遍要求,还是按照国家标准,传统的“铛铛奶”是完全不合格的产品,似乎应禁止销售。

由此产生的另一与牛奶安全相关的悖论是,不论对“铛铛奶”禁止还是不禁止,一刀切的政策、管制,都意味着依某一群人对安全的认知去制约其他人的偏好和安全需求。

而对食品安全的限定越高端,就意味着越多的相对贫困人群被剥夺了享受廉价食品的机会。

三鹿事件后,无论是舆论还是统计数据都显示出人们对本地小品牌的信任加强。接下来的整顿使得这些经受住三聚氰胺考验的小品牌被关停,而与三鹿同样涉及三聚氰胺的大乳企却扩大了规模。

小品牌以当地为奶源,以当地为市场,得以避开层层抽检、送检,使它有可能“以指标换价格”。一方面小品牌牛奶价格更低,一方面由于不去追求蛋白质含量等指标,反而使得其生产链上不存在添加三聚氰胺的动机。二者对于不少消费者都是福音。

但舆论对提高监管标准强烈呼吁的结果却是价格低廉,但执行标准宽松的本地小品牌大量消亡。

2005年,蛋白质含量低下的劣质奶粉造成的阜阳“大头娃娃”事件深深刺痛了民众心灵。政府监管随之启动:开始严格要求奶粉中蛋白质含量。

但现实消费能力的限制使得无法提价的低端奶粉只得用添加三聚氰胺的方法满足检测。带来的结果是三年后三鹿事件的爆发。另一批婴儿因此而受难。

如此的循环使得人们不得不接受残酷的现实: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高安全性和低价格注定无法同时获得。公众不得不作出判断:在自己心中,到底怎样的牛奶才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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