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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是长安街

(2009-04-20 17: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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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街

杂谈

分类: 文章选读

  □ 主笔 黄章晋 记者 郑东阳 胡佳恒


  地图上的北京,是个一横(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不断加长,和圈圈(环线)上再套圈圈的演变史。
  空中俯瞰,北京像一口锅,天安门和它身后的故宫为最低点,这个城市的天际线在长安街内缓缓蠕动,出了二环,它才猛然变高,到了三环边上,北京才出现摩天大楼。
  宽阔的长安街,像条钢铁和水泥铸就的大江,它东连CBD商圈,西接国家各部委大院,将整个城市拦腰截成南北两半。
  长安街的走向,使北京穿越市区的东西向干道多,去掉环线不算,则几无勾连南北的干道。整座北京城南贫北富的差距在这条大江两岸格外明显。
  北京举办1990年亚运会成功后,为连接城市中心和亚运村,在二环钟鼓楼桥引出鼓楼外大街,向北至三环后改名为北辰路。这条成为北京中轴线延伸的大道路,终于使北京在离长安街颇远的北面,有了一条南北向的干道。
  北京申奥成功后,中轴线再次向北延长,成为奥林匹克公园的轴线。东边建造了国家体育场“鸟巢”,西边则是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两个建筑一圆一方,体现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思想。
  由于正对故宫,中轴线不可能向南延伸与长安街相连。而长安街上既不允许出现立交桥,也不允许出现敞开的隧道,北京地图上也许永远不会有一条穿越市中心的南北干道。
  每一幢建筑都需国务院审批
  先北后南,先西后东,是长安街沿线新建筑1949年以降,在时间轴上渐次出场的章法,也是今日北京格局塑造的开始。
  建国初期规划部门还没把握长安街该多宽多长,但因新政权办公场所紧张,亟需修建一批办公楼。新历史开端的目光扫视漫漫长安街,投向了东长安街路南与崇文门内大街西侧这一地块。  
  1951年,新中国政府在长安街上第一批5层以下的砖混楼,在当年列强军队划出的兵营和国民党兴建的飞机场上相继落成。由于规划建设仓促,以现今的长安街路面标准打量,它们与对面的北京饭店距离较近,路面没有那么宽。    
  真正的布局开始于1953年之后。为在街道宽度上保留更多的余地,北京市委决定长安街上安排建筑时先由道路北侧开始,所以电报大楼、民族文化宫以及未建成而中途下马的西单百货大楼都建在长安街北侧。
  随着时间的延伸,不同历史时期所修建筑,其强烈的时代特征,都凝结在长安街上:“中而古”形式的中国古典风格的皇家建筑群,较多分布在天安门广场附近;“中而新”的建筑具有中国建筑传统风貌,建设年代贯穿195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期,位置稍微外移;“西而新”形式的新建筑,在1995年后有所增加,而现代主义建筑,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建设颇多,这些建筑就相对集中在两端。  
  北京的“体例”是西主内,东主外。长安街今日建筑的风格,是其最好阐释。
  西长安街总长2935米,其中街道北侧建筑界面占76%。由于这些建筑多诞生于改革开放前,西长安街的沿线建筑秩序感强,平面比较方整,建筑立面宽度多为100米,间隔10至40米,街道北侧尤其如此。
  东长安街总长度2766米,其中街道北侧建筑界面占64%,较之西长安街的整齐划一,面貌形成较晚的东长安街,沿街建筑则各有特色,建筑立面宽度参差不齐,从60米到数百米不等,建筑平面也颇为纷陈多态。
  长安街是唯一一条国家级的街道,故长安街上新建任何一座建筑,都要走一条特殊的高规格审批程序,要严格遵循符合长安街的章法。
  据大陆媒体报道,进入长安街沿线建筑序列,项目首先须在本系统内提出立项申请,经由各层次考核,然后交由该系统主管部委审批。接下来进入北京市规委流程,首先审议申请项目是否符合长安街整体规划,经项目筛选后,再由专家组进行论证(内容包括建筑风格、楼层高度等),论证通过后,交建筑设计单位进行建筑设计,方案会由专家组论证修改,直至达到进入长安街沿线建筑序列的标准。
  走完这一流程后,方案将上报给北京市政府审批。再接下来,还要上报国务院作最终批复。整个过程少则几年,多则10余年。  
  永恒的象征是怎样炼成的?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前方是高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右边是人民大会堂,左边是革命历史博物馆,中间是雄伟壮观的广场。”即便是从未来过北京的中国人,也会对这些频繁出现在教科书、邮票上的建筑的布局耳熟能详。  
  当来自全国各地的百姓热情地拥进天安门广场,仰脸向居高临下的领导者发出欢呼,这的确是令人陶醉的时刻。尤其是对那些走过30年枪林弹雨,最后终于登上天安门的政治家而言,俯瞰着古老而新生的北京,他们比任何人更兴奋。  
  他们要让天安门广场上的建筑由封建统治的中心变成广大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参政议政、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还可以纪念先烈、瞻仰毛泽东等领袖,回味1949年毛向世界宣布新政权诞生的那一刻。  
  旧政权的躯壳经过一番改造变成新政权的象征,需要一番拆建、正名、象征等多种方式诠释。为了让这些政治地标式的建筑能成为“永恒的象征”,每个细节都经过仔细的雕琢。  
  从1949年10月1日起,毛泽东巨幅画像就一直悬挂于天安门城楼正中门洞的上方,“伟大的领袖”从此以洞察一切的眼光无时不在地关注着他的国家和其后的发展。  
  1950年,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的辛莽应胡乔木之邀来到中南海,接受画毛泽东巨幅画像的任务。但画像画完挂出来后,一些群众不满意:“毛主席有一只耳朵不好看,而且眼睛向上,好似‘目无群众’。毛主席目光是雪亮的,对各种阴谋都了若指掌。”  
  于是,王国栋以毛的半侧面、双眼平视照为摹本新绘制的画像挂了出来。他注重对毛的眉宇和眼神的表现,力求在描绘主席慈祥和善的同时,表现出他性格中“敏锐、机智和洞察一切的层面。”  
  1992年初,王国栋退休,葛小光接任。邓小平南方谈话要求摆脱历史的负重感,大踏步前进。葛小光要用自己的画笔通过对毛眼神的细微刻画,力求表现出伟人深邃的思想和博大的胸襟,并力图通过这双眼睛,在领袖与人民、历史与现在甚至未来间,架起一座桥梁。  
  天安门上的红灯笼也十分讲究。1949年的开国大典,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两名毕业于日本美术专科学校的日本人肖野、森茂负责天安门城楼的布置设计。张灯结彩是中国人喜庆的传统形式,两个日本人认为悬挂宫灯可以体现民族风格,又能充分显示节日气氛,他们在天安门城楼的10根红廊柱中间悬挂8盏红色宫灯。   
  1994年,这8盏红色宫灯完成其历史使命,为新型的宫灯所代替。“退役”的灯笼中,东二与西二两个灯笼被1380万元天价拍卖。   
  详情请见:凤凰周刊2009年第12期 总第325期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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