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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王国维为何投昆明湖自尽?

(2015-06-02 13:58:49)
标签:

王国维

溥仪

罗振玉

叔本华

哲学

分类: 杂文言论

王国维:“万梅花里一胡床

88年前的今天,即1927年6月2日,时值端午节前两天,天气闷热得很,看样子将要有一场大雨。在北平颐和园的鱼藻轩前,一个矮瘦的男子,身着长衫,头戴瓜皮帽,脑后还不合时宜地拖着一条长辫。他徘徊走动着,望着幽深瓦蓝、水波不兴的昆明湖,嘴里叼了一根纸烟,烟头的火光不住明灭。突然,他好像下定了某种决心,跨过栏杆,倏然跃向湖中。一阵水响以后,湖面恢复了平静。待到园丁闻声赶来将其打捞上岸,这个人已经永远停止了呼吸。

 +国学大师王国维为何投昆明湖自尽?

王国维自杀之谜

这位在端午节前二日,效屈大夫怀沙之举的人,就是当时已驰名中外的大学者王国维先生。王国维时受聘于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担任导师。清华师生闻讯,同声震悼。校长曹云祥先生赶来,说王先生之所以自沉,“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云”。在王国维衣服的口袋中,有留给其子王贞明的遗书,云: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稿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中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问题出在遗书中“世变”二字。后人颇多猜测。早在1923年,王国维就因为是“海内硕学”,经人推荐,被清逊帝溥仪封为南书房行走,一个五品衔的官儿。王自沉时,溥仪下诏,给了他一个“忠”的谥号。这就使许多人相信,王国维是为殉清而死的。但是殉清既不在辛亥之年,又不在冯玉祥手下把溥仪赶出宫之时,这是什么缘故呢?

又有人认为“既有长子之丧,又遭挚友之绝”,说是罗振玉在经济上的逼迫弄得他只好跳湖。但这毕竟是局外人的猜测。王国维死时,罗振玉曾亲赴清华参与治丧。

最为知识分子所接受的说法,当然是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所说的:

“凡一种文化,值其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另外,浦江清从王国维的生平思想出发,认为王国维是为了哲学上的解脱而采取了自杀手段。这一说法,也为许多知识分子所认同。

而据社科院张遵骝先生所云,王国维之自沉,直接原因的确是在罗振玉的身上。倒不是罗对王国维有什么经济上的逼迫;当时的情形是,溥仪托王国维卖掉一些文物,但这批文物却被罗振玉暗中私吞了。王国维感到对不起溥仪,只好自杀了。(这是张先生的令外孙亲对笔者所说。张先生与陈寅恪交往很深,此说应有所本。)

陈寅恪是知道此事的,所以他在《挽王静安先生》一诗中说:“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又说:“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在后来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他只是借题发挥,以表现他对于文化的态度而已。

一个人自杀的原因,常常不是形而上的。但他之所以终于走到自杀这一途,平时的思想关系很大。王国维在他短短的一生当中,做出了惊人的成绩。35岁以后,他专治经史、古文字学、考古学,成就卓越。对于甲骨文和殷周史的研究,开辟了这些学术的新纪元,也为中国的学术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但是,王国维早年却以其文学上的才华为世人所关注。他是近代著名的词人兼词论家,也是中国最早引进西方美学的美学家。其所著《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已成为近代文论的经典之作。从他早期的美学论文及文艺创作中,的确可以见出他深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左右了他一生的行为。

王国维是在1898年他21岁时接触到叔本华、尼采哲学的。这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维新变法。还在1896年的时候,梁启超、汪康年、黄遵宪等人就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作为变法的启蒙。王国维因同乡许同蔺的关系,进入《时务报》任书记,这是他一生事业的开端。此前因“家贫不能以赀供游学”,他只能呆在海宁老家,而无法接触到他所向往的新学。王国维在《时务报》时薪金微薄,工作繁忙,但他仍入了东文学社小学日文、西欧文字。

东文学社是清末任学部参事的罗振玉所办,目的是培养翻译各国农学报刊的人才。王国维因考试不及格,本来已该退学;但某次校董罗振玉从东文学社一名学生的扇子上,看到有王国维所题“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之语,大异其才,遂决意要“力拔于庸众之中”,委托他管理东文学社的庶务,还免去各样使费的款额。后来,王国维一生追随罗振玉,他留学日本、研究甲骨文、精研经史,这些都是罗振玉给他提供了物质条件。他和罗振玉后来还成了儿女亲家,一辈子几乎都是在依靠着罗。

在东文学社,王国维通过日本老师田冈佐代治了解了康德、叔本华,这就产生了学习英文和哲学的强烈愿望。王国维之所以对康德、叔本华唯心主义哲学一见倾心,这同他个人经历以及他对于生命、文学的理解分不开。

王国维出生在浙江海宁一户小康之家,父亲王乃誉弃儒从商,对他课督甚严,期望也相当高。王国维的字“静安”,就出自《大学》中“静然后能安”。他不曾享受过无忧无虑的童年,相反,由于生母过早逝世,他表现出了与其年龄不相称的老成,15岁时就被举为“海宁四才子”之首。然而,与生俱来的孤寂感如同梦靥一般挥之不去。他的一首咏海宁潮词:

“辛苦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古越山洞里,可能消得英雄说与江潮不至,潮落潮生,几世。千荒台麋鹿死,报愤终何是!”

真正通读康德、叔本华的著述,是1903年他在通州师范学堂任教时期。因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文深理涩,他对叔本华、尼采的哲学措意更多。发表于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就是他运用叔本华的哲学、美学与悲剧论,论述《红楼梦》的根本精神、美学价值与伦理学价值的一次成功尝试。

这一时期,王国维醉心于哲学研究,他痛感中国哲学、美术(当时对于文学艺术的通称)不发达,以致于有“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的愤激之语。他说:

“披我中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斯可异已!孔子大政治家也,墨子大政治家也,孟、荀二子皆报政治上之大志者也。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无不然。岂独哲学家而已,诗人亦然……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功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兑;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论哲学家美术家之天职》)

在《屈子的文学精神》一文中,王国维提出儒家与老庄分属哲学上的贵族派与平民派的观点,也是受西方的影响。

然而,经过痛苦的思索反省,他逐渐认识到:“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因此,他开始在哲学与文学当中徘徊。他反思自己:

“以余之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三十自序二》)

 +国学大师王国维为何投昆明湖自尽?

矛盾、偏执与绝望

当然,使得王国维决意把注意力转移到文学,还是因为填词的成功。1906年4月,王国维集近两三年所填词61阙成册,名曰《人间词甲稿》付梓刊行。

王国维的词,是对于清末常州词派的反动。词是唐代发生、宋代流行的一种音乐文体,属于乐府范畴。它在产生的初期,词句很通俗,多写男女私情。经南宋诸家的创作努力,它由乐府形态变动成另一种类型的诗,也就离音乐甚远了。清代的常州词,派继承了南宋词家的风格,讲究寄托,要求言之有物,做到“沉郁”。而王国维认为,词的乐府形态时期——唐五代、北宋的词才是正宗。他认为,词应当讲“意境”。他自以为:

“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阙,然自宋以后,除一二人之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不如,然此种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外。”(《三十自序二》)

常州词派的张惠言等人论词,一概从“寄托”着眼。即使是一些纯写男女之情的词作家,如温庭筠,也被认为是句句皆有寄托;也就是说,皆有政治性的隐喻。所以王国维痛诋说:“固哉, 皋文之论词也!”(《人间词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一些观点是主要针对常州派词论家——尤其是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而来的。

王国维还托名“山阴樊志厚”为《人间词》撰写了一篇序,里面说:“夫自南宋以后,斯道之不振久矣。元、明及国初诸老,非无警句也,然不免乎局促者,气困于雕琢也。”又认为,《人间词》“不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

客观地说,王国维的词温婉亲切、天然大度,但词的意味是乐府的而不是诗的。因此,只可算作近代诗史上的一次逆流。从这里,不能看出王国维的固执与自负。好多年以后,他的学术事业转移到经史之学,并已在清华园执教时,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来拜访他。青木正儿提到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大考》做得好,想接下来做一部中国近世的戏曲史。王国维很不客气地说,宋元的戏曲,是活文字;宋元以后的戏曲,是死文学。青木正儿当然很尴尬,对于王国维的偏颇,他算是有所领教了。所以他就感慨说,宋元的戏曲,早已经销声匿迹了;宋元以后的戏曲,还活在舞台上。那么,谁是死文学呢?(《近世支那戏曲史》)

顺便说一下,王国维平生为学,讲究的是“博”、“专”、“细”3个字。他在写《宋元戏曲大考》时,桌上堆满了这方面的资料;有客来访,他总会把话题转移到这方面。这种治学的精神,也是令人钦佩的。(见《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

王国维在词学、戏曲方面推崇原始形态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了当时白话文学、平民文学思潮的影响。这是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知识界的一种普遍心态。今天看来,偏颇之处是难免的。

王国维的固执与自负,从根本上说,还是源自他内心深刻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固然同他的幼年生活经历有关,一半也是因为他所殉身的文化。王国维比较认同老庄关于人性自由的观念,他不满于历代儒家强调事功,而忽视个人价值的缺陷。为了寻觅一种个人的解脱,他很自然地把希望寄托给叔本华哲学。他早年的一首《坐致》:“坐致虞唐亦太痴,许身稷契更奚为!谁能妄把平成业,换却平生万首诗。”《尚书》中“地平天成”的政治功业在他看来不值一哂,个人价值的实现才是最重要的。

然而,这样一个注重事功的民族,有谁能够理解他呢?王国维一直认为,中国人最缺乏宗教与美术,要改造国民性,必须引进宗教美术;前者作用于下层人民,后者作用于知识阶层。但是,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的理想。这样,他的孤独感就更形深重,诗词亦多凄苦之音。他的一阕《浣溪沙》最为后人所传诵:“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陌上挟丸公子笑,座中调醢丽人嬉。今宵欢宴胜平时。”一方是作者孤寂的主体形象,一方是沉醉的众庶。王国维终于因为绝望,而转向关注自身的生存状况。

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论述说,这两位大师在早年是极为相似的。后来之所以会分判二途,依笔者看,就在于王国维因绝望而消沉,鲁迅却因绝望而奋起。且看王国维20多岁时所作的一首绝句:“梦中恐怖诸天堕,眼前尘埃百斛强。苦忆罗浮山下住,万梅花里一胡床。”这是何等的清幽冷绝,充满孤寂之致。

王国维引前人诗句,论为学的3个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依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这段话流传极广,但实际上第三种境界就充满了惆怅与孤独的情怀,这一点前辈研究家均未注意到。

中国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在关于个人价值的问题上是极不完善的。一个文学家的价值,一般均要依附于他的政治功业才能为时人所推许。一方面,王国维身沐新学,向往着成为文学大匠而为时流所重;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摆脱传统加诸其身的桎梏。传统文人所谓的“遇”的问题,同样困扰着他。这个问题,说穿了就是希图得到统治者的赏识。

机会终于来了。凭着罗振玉的关系,王国维从溥仪那里得到南书房行走的五品衔。其时溥仪已经退位,但在遗老的心里,却依然是皇帝,是主子。溥仪对王国维也许并不是特别重视,但王国维却是认真的。他为溥仪学自行车感到不安,并且痛骂溥仪的洋教师庄士敦,说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对于封建统治体制,王国维是矛盾的。他虽不满于其压抑人性的一面,自己却不自觉地参与对这一垂死社会形态的维护、赞美。他意识不到,由清改民国,与历朝历代的江山易姓有根本的分野。他执着地坚持着五伦的理念。1917年7月,张勋率辫子军入京,宣布溥仪复辟。后为段祺瑞等人所粉碎。王国维作《游仙》诗云:“如盖青天侍杵低,方流玉水旋成泥。五山峙海根无著,七圣同车路总迷。员峤自沉穷发北,若华还在邓林西。含生总作微禽化,旋鹤飞鸮自不齐。”表现出对于复辟之事不成的哀婉。

一直至死,王国维都拖着清朝遗老象征的辫子。每天早上,漱洗完毕,夫人就为他梳头。有一次,夫人不耐烦了,就嘀咕着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很有意味,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这种执着发展到了极端,就成了偏执。1924年底,因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对清皇帝破坏此古迹提出批评。王国维冲冠而出,为清室辩解,并决然辞掉北京大学通讯导师职务,同时撤回已送该校的稿件。在溥仪被冯玉祥部下鹿钟麟等人赶出宫时,王国维曾与柯劭忞相邀投水殉节,但因家人严防未成。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中“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指的就是这件事。

王国维在自沉之前数日,为门人谢国桢题扇面,两首是唐人韩偓的诗,两首则为陈宝琛的前落花诗。韩偓诗中有“外国云从海上来”之语,陈宝琛诗中也体现出文化衰亡的哀叹。所题诗句,反映了王国维自沉背后的深沉心理结构。

+国学大师王国维为何投昆明湖自尽?

【简介】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盐官人。清末国学大师,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均成就卓著。世代清寒,早年屡应乡试不中,于戊戌之际弃绝科举。21岁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1901年在罗资助下于赴日本留学。次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1906年随罗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1911年辛亥革命后,逃居日本京都,以前清遗民处世。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与罗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之南书房行走。1924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1925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门生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本文由徐晋如撰稿,收入李子迟主编《清华百年丛书》,济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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