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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先后有过多少人请他当皇帝?

(2013-10-19 07: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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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王闿运

左宗棠

曾国荃

李秀成

分类: 散文游记

先后恭请曾国藩干脆反了清廷、自立为帝、另建新朝的劝进者,有王闿运、李元度、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曾国荃、鲍超、李臣典、萧孚泗、杨岳斌、李秀成等多人。

在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光荣与陷阱:纵横太平天国》一书里说:“太平天国起事后,以疾风暴雨之势打得清王朝摇摇欲坠,腐朽的八旗、绿营在战斗中往往一触即溃,不经一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曾国藩编练的地主武装——湘军才应运而生,并发展壮大,成为清政府可以依靠的惟一军队,曾国藩也就成为当时的中国最有实力的人物,于是各种各样的目光也盯在了曾国藩的身上,不少人视其为即将诞生的新主。按说,以曾国藩当时的权力、地位及其号召力,完全有条件‘黄袍加身’的,怂恿他当皇帝的部将和政客也大有人在,然而曾国藩却都没有答应,而是死心塌地做了一名大清朝的忠臣。

在曾国藩(18111872,湖南双峰人)的劝进者行列当中,第一位且又始终如一的当属王闿运(1833—1916,湖南湘潭人)王虽是经学大师,但更注重经世致用;尤其是实现其所谓“帝王之学”,用纵横之术来辅佐识时务之人成就帝王之业。太平军入湘后,曾奉清廷之命帮办湖南团练,组织湘军与起义军为敌。王曾多次上书言事,得到曾重视;后因身系独子,未能从军,但从此与湘军将帅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太平天国存在期间,他曾3次至曾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据王晚年弟子杨度后来追述,当时王氏“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衡,曾、胡却顾咸相谢”,而王只好“笑起披衣下”。说的是王曾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衡”反清,割据一方。其进言当在咸丰五年(1855)冬王到武昌曾氏军营探望之时。但曾只把王看作是狂放不羁的文士,虽诗歌唱酬,优礼甚至,而于其意见却很少采纳。所以王对曾,也始终只以后辈和朋友自居,未尝甘为僚属。

第一轮劝进高潮是在1860年安庆战役之后。曾国藩刚进驻安庆英王府,就接到北京送来的紧急公文,说咸丰已于 717日在热河行宫驾崩,6岁独子载淳即位,以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这一消息给曾及其湘军上层人物以极大震动。在这军事上的重要时期,朝廷却发生这么大变故,以后形势将如何发展、湘军集团应如何应对,无疑是事关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曾分析了顾命大臣的份量与前景,他看到其中核心人物无疑是肃顺。肃是满人中极为精明干练的人才,一向主张重用汉人,自己被授为两江总督就因为他的举荐。表面上看,肃掌权对汉官有利。但是,曾根据历史经验又认为,皇帝幼龄,总要设顾命大臣;等到皇帝成年,又会以顾命大臣为亲政障碍,必然发生权力争斗,因为顾命大臣无不自恃功高而揽权;尤其肃顺锋芒毕露,刚愎自用,下场一定不会好。想到此,曾不由得隐忧重重。

因安庆被克,曾国藩进驻英王府,皇帝又死去,湘军大将及与湘军有关系的政客、官僚不断往来安庆,议论激变的形势。不少人都有意在这清廷幼主即位、人心未定之际,请曾取而代之。他们欲盛筵相贺克复安庆,曾却以皇帝刚殡天而未许,只准各贺一联。其幕僚李元度(18211887湖南平江人)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见后立即将其撕毁,并斥责了李。在《曾国藩日记》中,也有多处戒勉李审慎的记载,虽不明记,但大体便是此事。李被斥,其他将领所拟也没有一联符合曾意;其后“曾门四子”之一张裕钊来到安庆,以一联呈曾,其联是“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曾一见此联,击节赞赏,即命传示诸将佐。但有人认为“麟”字对“蔡”字不工整,曾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道拉我上草案树(湖南人俗称荆棘),以取功名、图富贵,而不读书求实用。麟对蔡,以灵对灵,还要如何工整?”蔡者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对仗当然工整。当年孙权写信劝曹操取代汉帝,曹一眼便看出其叵测居心,说:“这家伙是想把我置于火炉之上烤。”曾说湘军诸将只知拉他上草案树,话中含意正与曹语相似,可知湘军诸将确有意劝进。

不久胡林翼(18121861湖南益阳人)来到安庆。胡是湘军中第二号人物,也是曾国藩知心好友,他们谈起话来就更推心置腹,毫无顾忌。胡对时局和八位顾命大臣的认识与曾是一致的,但胡消息灵通,对宫中秘密比曾知道得要多些。他告诉曾八大臣与小皇帝生母那拉氏之间的尖锐矛盾,指出可能会发生那拉氏联合恭亲王对抗顾命大臣的大冲突。如果宫里闹起来,鹿死谁手难以预料,反正乱子是一定要出的。曾听得心惊肉跳,瞪着三角眼,不知何如。胡瞟了曾一眼,慢慢从怀中抽出一个信套,一面递给曾,一面说:“来安庆前,左宗棠(18121885,湖南湘阴人)来了一封信,说他游神鼎山新得一联,让我交你指正。”曾接过信套,从中抽出一纸,上面果然是左的亲笔,只见写着:“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读此联,不觉脱口称赞:“好一副对仗工整的佳联,联语字头,又恰好嵌着神鼎,妙极。”但当曾抬起头来,看到胡那意味深长的微笑时,心中猛然一动,顿时悟出联中的暗藏机锋,不由得默然良久。胡见他不说话,也不便再问,遂又掏出一个信封递上去,说:“我也有一副拙联,不妨一起请教。”曾打开,只见此联是:“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曾略一品味,亦忍不住大声赞赏,连称“极妙”。胡惊问:“妙在哪里?”曾回答:“九弟(曾国荃)攻破安庆城,杀了一些长毛,心里老是后悔;你这一联有如良药,定可除九弟心病。”胡眼中的光彩黯淡了一些,摇了摇头欲言又止。两天后胡要回武昌,曾与他送别,拿出左的联语说:“季高的联语,我给他改了一字。”胡打开一看,联语中的“似”字已改成“未”字,变成“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胡看了放声大笑道:“涤生,你这一字之改,把季高的整个意思弄颠倒了。”曾正色答道:“天地有位、阴阳有序,本来就不是可以乱来的;季高要将地比天,这就颠倒了,所以应颠倒过来。”胡知道,这话也是说给自己听的。他送的那联“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同样也是要让曾在这变乱之年,以非常手段夺取地位,弭乱安民。但曾拘泥之心太重,不肯做这非常之事,看来他的话等于白说。胡于是提笔在曾修改的签字旁大批8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遂与曾相视一笑,拱手而别。

其实在湘军诸将及胡、左、李之前,曾国藩的门生与挚友、水师大将彭玉麟(18161890,湖南衡阳人)已经劝进过一次了。彭与曾的关系非比一般,曾是他“一二知己者”。彭用情专注、持身谨严的品格,尤令曾欣赏。然而,就是这位他最欣赏的人,正是湘军集团中最早劝其自立的。安庆克复后,彭被任命署理安徽巡抚,他派人往迎曾东下,在曾所乘的座船犹未登岸之时,彭便派一名心腹手下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曾拿着信来到后舱,但展开信后,只见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亲笔所写的12个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这时后舱里只有曾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12个字,同时见曾面色立变,并急不择言地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接着曾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肚里。

此时,向以霸才自居的王闿运也来到安庆,第二次向曾国藩行其“纵横术”。王5年前劝曾自立不成,遂去北京应试,虽未能金榜题名,却得到权臣肃顺的赏识,在其家教读,用为心腹,甚受尊重。前时营救左宗棠,靠的就是王和肃的关系。王时常代肃拟写奏折,以致连咸丰帝也知道肃府中有位才华横溢的“王举人”。王自视甚高,不愿做官,但自为肃看重后,结交内外官员、士人,此时已是名满天下。一见曾,王便出语惊人:“国家大乱在即,我为大人谋一良策。”曾虽喜王的文章,但对他这种危言耸听的态度很是反感。王见曾不置可否,接下去说:“皇太后要行垂帘听政,大人想已知道。”他不待曾回答,继续说:“纵观史册,女子临朝,国必大乱。”王的几句话便打动了曾,此人是肃顺之“西席”,绝非道听途说。于是,曾认真听他讲了慈禧太后与恭亲王联合,要推倒顾命八大臣,实行垂帘听政的宫廷内幕。王站在肃的一边,认为肃力矫弊政,重用汉人,是个难得的英才;但慈禧母以子贵,内结权臣,外援重兵,八大臣很难成为她的对手。最后王为曾指出两条路:一是拥湘军之重兵,入觐北京,申明垂帘违背祖制,而行顾命之制;或者干脆在东南举起义旗,为万民作主。以湘军之众和曾氏的威望,天下必然响应……王眉飞色舞,喋喋而谈;曾却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桌子上点点划划。不多时曾起立更衣,王便站起窃视桌上,只见上面竟是一连串的“狂妄、狂妄、狂妄……”王摇头苦笑,遂不辞而去。

曾国藩终生服膺理学,一向以忠君爱国的卫道士自居。劝他做那犯上作乱、青史不容的“逆臣”,无疑违背了他一生赖以立身的信仰和原则,他是无论如何难以接受的。而且,越是随着湘军胜利在即、大功将成之日的到来,曾越是日夜不安、忧心忡忡。他熟读史书,自然知道“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前车之鉴。他也明白清廷始终对自己心存疑忌。金陵(南京)克复之后,自己与朝廷的关系将如何处置,这是一个让曾寝食不安的问题。远在曾国藩与曾贞干率部东下之时,他就反复告诫他们,实则也是自我告诫,一定要在鼎盛之时,杜绝骄横自满情绪,随时准备急流勇退。他在给曾国荃的家书中,引证历史上霍光等人因恃功自满而遭不测的例子,教育诸弟要谨慎自勉,自惕自慨,不贪财不贪功,每日劳心自省,及时回头看看,及时后退,方有可退之路。在给李鸿章、郭嵩焘等人的信中,他也表示了要功成身退的想法。

同治三年六月十八日(1864721日)深夜,曾国藩终于接到曾国荃攻克天京的捷报。据说,那种既怕又喜的心理压力,使他的手颤抖得打不开信来;而看信之后,那种且惊且惧的心情,又使他晕了过去。然而,那些骄悍的湘军将领们却没有主帅这般思虑深远,他们正沉浸在胜利的巨大喜悦中,等待着朝廷的厚封重赏。果然不出曾所料,当清廷的颁赏谕旨传达到硝烟尚在弥漫的南京城时,湘军将领们全都傻了眼,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大家都知道,咸丰临死前曾留下遗言说,克复南京者为王。但此时朝廷却只给曾封了个一等侯;给苦战两年、攻克天京的曾国荃封了个一等伯;李臣典、萧孚泗分别封子爵和男爵;朱洪章、刘连捷、张诗曰、彭毓橘等加封骑都尉或轻车都尉。不知何故,同是封赏却分两道上谕,在另一道上谕里,对僧格林沁、官文、李鸿章、杨岳斌、彭玉麟、骆秉章、鲍超、都兴阿、左宗棠、沈葆桢、富明阿等分别给以表彰和封赏,赏赐并不比曾国荃等低,如李鸿章就被加封伯爵。

曾国荃对自己的封赏很不满意,牢骚话刚一出口,又一道上谕发到,直接点了他的名,指责他指挥失当,致使太平天国幼主等1000多人从城中逃出,并指责曾国藩奏报幼天王积薪自焚情况失实,责令他惩罚防守缺口不力人员;还说洪秀全占据南京十余年,外间传闻金银如海、百货充盈,勒令曾查清报部,以备拨用。上谕中隐含杀机之处是:“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两道上谕在湘军将领中激起了轩然大波。这些年来,湘军将士挽狂澜于既倒,遭受了说不尽的苦,同“长毛”拼过无数次血仗,死了万千兄弟,最后不仅封赐不厚,反而弄出了一身不是。朝廷勒令他们查清南京城里的金银,逼着他们报部拨用。南京城确有不少金银,但城破以后,早被湘军数万官兵抢走,分散到各自的腰包,多数已运回老家;而且他们这些将领正是最大的暴发户,能让他们把吞下的财物再吐出来吗?一时间,湘军将帅群情汹汹,思谋对策。

当曾国藩在南京城破、太平天国覆亡后,进入残破不堪的城里,全城余烬尚未熄灭,颓垣败瓦,满目凄怆,不忍卒睹。有一天晚上,大约11点钟左右,曾正要进入卧室休息,忽然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30余人齐集大厅请见大帅。中军向曾报告。曾即问:“九帅有没有来?”九帅是曾之老九胞弟曾国荃(18241890,湖南湘乡人)。中军回答说未见九帅。曾即传令召曾国荃至,然后才整装步入大厅。众将肃立,曾神情肃穆,令大家就坐,也不问众将来意。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也不敢出声。如此相对片刻,曾乃命巡弁取纸笔,巡弁进以簿书纸,曾命换大红笺,后就案挥笔,写了一副对联,写完后把笔一掷,一语不发,从容退入后室。众将不知所措,屏息良久,国荃乃趋至书案前,见曾写了14个大字:“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国荃读联语时,起初好像很激动,接着有点凛然,最后则是惶然。而围在他身后观读联语的众将,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也表情各异。最后国荃用黯然的声调宣布说:“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千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一人担当好了。”

这段笔记显示,南京城破后的湘军,确曾有过拥立曾国藩做皇帝的一幕。可是在专制王朝,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灭九族的,所以在笔记上看不见“拥立”字样,而将领们也不敢说出口。曾国藩明知众将的来意,也不说破,只用14字联语作答,彼此之间都不点破。

此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18231864,广西藤县人)也曾劝说过曾国藩自立。1864719日南京陷落,李秀成被俘。他在湘军的囚笼中写了数万言的自供状,提出“收齐章程”,向曾乞降,并劝曾自立,还说自己愿为先锋进攻北京。吓得曾修改了《李秀成自述》的后半部分,并不顾清廷将李押赴京城的命令,匆忙处死了他。

曾国藩之所以拒当皇帝,除去其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儒家忠君思想的支配外,对现实的深刻认识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曾以他对清朝200多年历史的了解,以他个人数十年的政治经验,深知清政府对于洋人的欺凌、吏治的腐败、民生的凋敝都软弱无能;但对汉官的防范控制却老谋深算,有的是办法。眼下湘军兵力在江南数省虽占着优势,但官文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材分守扬州、镇江,僧格林沁屯兵鄂皖之间,分明是清政府对湘军早有防范。浙江的左宗棠、江西的沈葆桢早就与自己离心离德,被清政府拉了过去,成为湘军背后的两把利芒。湘军号称30万,他能调动的只有10余万。这10余万人中,曾国荃、彭玉麟、鲍超等部是忠于他的。李鸿章虽然是由他一手扶植起来的,但真正到了关键时刻,李不一定会像彭那样对自己死心塌地,很可能会站到朝廷那边去。即使对自己的亲信湘军,曾此时也有一层隐忧。当年自己手创湘军兵制,以有血性的书生统带朴实少心窍的山民,的确使初起的湘军虎虎有生气,终于以少胜多,削平大难。然而他早已看到,经过长期征战,湘军已不复当年的朝气,军纪腐败超过绿营,每到一地,他们烧杀淫掠有如盗匪,早已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攻击。当初如果自己接受部下的劝进,打着驱除满清、兴复汉家天下的义旗,或许还会博得天下人响应;而如今靠湘军这支名声早已败坏的军队为自己争夺皇位,天下人谁会跟从?即使黄袍加身,恐怕也会重演赵匡胤与赵光义的故事。曾老九倔强狠毒,野心勃勃,要胜过当年的赵光义多倍。他能把黄袍加在自己身上,也就会随时来夺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不定结果落骂名的是我,得实惠的是他曾老九。

曾国藩转念又想,南京刚破,清政府就要给曾氏兄弟颜色看,其实也不足为怪。清廷享祚200多年,有几个像他这般手握重兵的汉人?这样炙手可热、功高震主怎能令皇帝放心?假若自己悍然自立,那正说明皇太后和皇上料事准了。如今虽受了点窝囊气,但那毕竟是清廷的警告。若以朝廷的旨意而行,那自己就不会失去“功臣”之名,侯爵之位。

曾国藩思之再三,认为眼下最要紧的是让朝廷对自己放心,而朝廷对自己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手中这10来万军队。当时就有人言:“三千里长江上下,无一船不挂曾字旗。”这是清朝开国以来从没有过的事情,怎能令太后、皇上放心呢?湘军本来就不是国家的经制之军,不过是为平“长毛”而临时招募的应急之师,现在“长毛”已平,理应裁撤了。他回想起这些天见到的湘军官兵趁火打劫的种种表现,感到这支军队也真该解散了,否则不知今后会给自己惹多大的乱子,添多大的麻烦。

想到这里,曾国藩决定采取措施,自削兵权、利权、稍杀羽翼,以释清廷之疑。

首先奏请裁军。当时曾国藩的湘军嫡系7万多人,而鲍超、周宽世2万余人已赴援江西,由沈葆桢指挥;手中仅余曾国荃统领的5万余,这正是清廷不放心的军队。8月先裁25000人,留1万人守江宁,15000人为城外游击之师。到同治四年(1865)初,守城部队仅余2000人,城外军也所剩无几,到清政府命曾北上镇压捻军时,曾可调动的大支武装就仅剩下刘松山统领的老湘营了。

湘军裁撤,军饷也就不需再留。此年8月底,曾国藩首先奏请停解广东厘金,这是一笔可观的、也是湘军军饷中最可靠的开支来源。自18628月开始征收,二年间共解银120万两。曾请求停解,正说明他的诚意。清政府接到曾的奏请后,立即批准,谕旨还要曾留其三成作饷,曾也拒绝接受,以示“远利权”的决心。接着,他又奏请停解江西半厘,即前不久同沈葆桢争夺的那部分厘金,清廷也予以批准。随后,曾又奏请停收湖南的“东征厘金”。由于曾国藩主动申请停解军饷供应,多少平息了舆论对湘军和曾氏的攻击,清政府也不再追问南京的金银了。

最后,曾国藩还奏曾国荃开缺回籍。国荃虽读过几天书,但学识浅薄,急功好利,老饕之名满天下,不仅清廷对他最不放心,湘军诸将也多与他不合。攻破南京后,他放纵部下淫掠,时人皆谓江宁财货尽入其手,直搞得舆论沸腾,千夫所指。曾无奈,只好以病情严重为由,陈请国荃开缺回籍调理,以避开舆论的锋芒,解除清政府的这块心病。此举正合清廷之意,于是立即批准。这本是曾的韬晦之计,暂时退避正是为了永久地保住其既得利益。但不学无术的国荃不解其意,在曾移住江宁那天,当着满堂宾客大发怨言,把曾弄得十分狼狈。国荃带着满腹委屈和怨愤返回湖南老家,由于怨气仍未平消,终致大病一场。翌年初清政府令国荃病势大减即进京陛见,当年8月又简授其为山西巡抚,他都托病辞谢不肯从命;直到同治五年(1866)调其为湖北巡抚才前往赴任。

曾国藩所做的这几件事,无论是停解部分厘金,裁撤部分湘军,抑或为曾国荃陈请开缺回籍,都是围绕着“兵权”二字进行的,无非是像他以前对国荃所说的那样,“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以“善其末路”。但也仅仅是“推让少许”而已,并非要完全放弃业已到手的权力,尤其是赖以起家的兵权。曾带兵多年,深知兵权的重要。他之所以由在籍侍郎一跃而成为清王朝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其关键就是自己手中掌握着一支军队。否则,即使他位至督抚,在清廷眼里仍不过是一无足轻重的文臣。因而,他的裁军仅限于江宁和皖南各军,然成大吉、鲍超、江忠义、席宝田的部队和老湘营仍有数万之众。这些军队名义上不归他掌握,但统领皆其旧部,其影响力还是在的。曾对李鸿章的淮军尤寄厚望,认为只要淮军能承湘军之续,李能绍己之业,使湘淮两军、曾李两家联为一气,便可“中外之患不足虑”,任何人都无法动摇自己的地位。这也是曾当年大力培植李鸿章及淮军的苦心所在。

最后一个劝曾国藩称帝的大概还是王闿运。那是在曾平定太平天国、自剪羽翼、裁撤湘军近1年后。捻军起义又在豫、皖、鲁中地区发动起来。清廷再次派兵镇压不下,便重新起用曾北上“剿捻”。正当曾准备北上时,王又来到他的军营。王此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曾见他到来极为高兴,但因为前两次“劝进”的经历,曾自然有所警惕。但王这次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只是与曾讨论学问。他对曾说:“公之文章,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亮、魏武帝曹操以入东汉,则顺而易。”曾起初听得津津有味,频频点头。的确,学习辞章若从唐朝韩愈上溯西汉,逆而难;但如果自曹操入东汉,就较容易,也顺理成章,但到后来,曾还是听出王的弦外之音。原来还是让自己做曹操。但他这次倒也平静,故作不知。王自知他的帝王之术再无实现的机会,颇为沮丧,只得悻悻而归。这就是王闿运的不明智了。当年曾国藩兵强马壮的时候尚拒当皇帝,如今他已自剪羽翼、精力衰退,即使他想当皇帝,也没有这个力量和时间了。

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的作者唐浩明也认为,从客观原因分析,假如曾国藩真的造反了,不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军权大握、功高震主的曾国藩,最终依靠深长的谋略完成了政治上的“退却”,消除了清政府的疑忌,巩固了地位,度过了难关。能够做到这一点,决非易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像他这样恰如其分地完成转变的事例是不多的,而身败名裂、兔死狗烹者却史不绝书。由此可见曾历史经验之丰富、政治嗅觉之灵敏,老谋深算、处事果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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