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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实”之辩

(2007-04-13 17:53:50)
标签:

文化

春秋

战国

分类: 儒、释、道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上古的所谓安定的生活分崩离析,人们在四分五裂的大地上流离失所,但也正是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文化上的“争鸣”,也有学人说这是一个“轴心”时期。它的“独特”也许源于它间于两个历史时代之间:前一段历史民智未开,人们法天而行,生活有着不言自明的规范;后一个时代,“权力”和“知识、智慧”之间出现了分离,他们之间的张力异常深刻,“士”不断地探寻着新的文化秩序,不断找寻着新的信仰和解释世界的“统一”框架,从“法道”到“内圣外王”,“士”慢慢进入了“仕途”,失去了鲜活的批判性,最终“政统”和“道统”合而为一(其间两者当然也是相互制约的),这也就是很多学人称中国为“政教合一”国家的原因。

      而这个时代在两者之间,破裂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促使一批人充分展现了人“思考”的力量,在这样彼此没有过多“界限”的“竞争”中,出现了很多的具有影响深远的思想。

      这里我主要想关注一下那个时期的关于“名”和“实”的一些观点。

      什么是“名”呢?“名”就是事物在人类语言中的名称;而“实”就是事物本身。

      孔子编著的《诗经.大雅.板》中说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这一看法来源于孔子等人对上古的考察。上古的人们在“巫祝”时代,相信象征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人们通过象征和天地进行交流,而象征的变化有时候就等同于事实世界的变化。而在象征中,语言是最基本的,所以有“言以知物”的说法。每个字词和音都有一个象征,长期的运用是他们有了和物稳定的对应关系,它们靠音和形来引起人们的联想。这时候,似乎字、词、句有了清晰的秩序的时候,世界的秩序就被清晰地建立了。

      所以孔子和他的后人才很重视“正名”,所谓“名不正而言不顺”,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通过“名”的界定以调节社会的秩序。这样扩充下来,“名”就成了真实世界的秩序,就成了“等级”的依据。

      墨子的观点和孔子不同,他对“名实”的看法是经验主义的,他认为“名”没有绝对的意义,它的存在是以“实”为基础的,世界的本质是“实”,“名”是人们认识“实”的描述性工具,“实”变了,那作为手段的“名”也就也要跟着变化了,所以名也就没有常名,法自然没有了常法。

      到了老子和随后的庄子,对“名”的态度就跟孔子他们截然对立了,所谓“道无常名”、“道可道非常道”,在他们看来,名和实没有必然的联系,“名”在描述“实”的时候,已经误解了“实”,所以当人们执着于“名”的时候,人就有可能被“名”所迷惑,被“名”所欺骗,最终不能体会到什么才是“实”。这样的见解确实是有针对性地,比如有了“名”就有了大小、高低、上下之分别,就有了贵贱、真假、对错之分,这样人们就会在这样的世界中变得固执,变得世故,变得混沌起来。所以《齐物论》说“气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而在《德充符》中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谓说出来“名”来也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同时期,以“名”为核心也出了很多辩士,他们在当时也可谓“风光”,在现在来说就是“语言学家”了。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惠施和公孙龙。在他们看来,“名”成为“名”之后,它们就有了自己的逻辑系统,有了自己的结构,这样的结构可以脱离“实”而单独存在。《公孙龙.指物论》说“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也就是说“名”本来就是一个人类思维的产物,是一个不存在的符号而已。既然是符号,那些因果、那些联系也就成了一套思维规则而已。所以也就有了作为符号的“白马”非“马”之说了。

      几种观点大概就是这样了,作为千年“正统”,儒家关于“名、实”的关系一直处于主导的地位,在中国的传统中“名”成了最重要的东西,人们生活中要有好名声,包括皇帝也受到这一观念的限制,所以他们才有时候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有时候就是“冒大不韪”了也会干预史官对历史进行修改。所以有了“人言可畏”,所以很多“莫须有”的罪名能置岳飞等人于死地,所以男女在一起要夫妻的名分,而妻子的名分又理所当然大于妾。这样“名”的秩序似乎也就界定了道德甚至法的规则。

      而到了近现代,墨子的观点也开始渐渐被认同,“名”和“实”还是不能完全分离的,但“名”和“实”的关系需要不断的调整,使得“实”获得一个确切的“名”,这样人们就可以通过“名”来把握“实”,通过所谓的“名”的推理来完成“实”的实验。这样的观念也来源于人们对自己把握“实”的自信,来自于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自信。而所谓的“实事求是”也似乎做到了“名”和“实”的无缝隙。而“属-类-物”的认识逻辑也被冠以了“科学”的头衔。而“科学”这个“名”又被推到“不容置疑”的位置。

      对于老庄的观点和后来传到中国并在中国演变的“禅宗”有些不谋而合的地方,也和西方的“不能同时踏入同一河流”的哲学思辨有些暗合。到了现在,又和一些所谓的“后现代”大师提出的“结构主义”、“文本分析”有些呼应。到了现在我们似乎对“实”也开始怀疑了,当语言成为了一个庞大的体系时,一切似乎都相对和模糊了。

 

参阅《中国思想史》葛兆光  复旦大学出版社

                                                         ——郑三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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