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海生态诗评的用心与特色
覃新菊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吉首，416000）
摘要：如何进行生态诗歌的批评与研究？本文通过细读、挖掘华海的生态诗评文集《生态诗境》的用心与特色，指出，立足文学批评，敞开“物质的想象”，加大“文学性阐释”，是生态诗歌得以成长的适宜土壤与气候。
关键词：华海；生态诗境；生态诗评；物质的想象；文学性
一片青草地/四个脚丫子/一只蜻蜓/两个名字/诗歌就这样开始
——土著诗人《大自然的诗歌》
华海，作为文化品牌，直接销售的产品当然是生态诗歌。他不仅自己率先倡导生态诗歌的创作，而且广为撒网，收集、评点国内零散的生态诗歌，集创作、收集、批评、研究于一身。生态诗作与生态诗评成为他“诗歌探索的左右手和两张弓”，既是互动又是互博，内在牵扯着，联系着，一起构成这几年华海对生态诗歌的整体探索。当华海作为诗人时，华海是舞台，生态诗歌在上面表演，需要我们当好看客；当华海作为诗评家时，其他诗人便是舞台，上面的表演者依然是生态诗歌，我们所能做的便是“看的看”，“评的评”。前者我有文章《试论华海生态诗歌的运思》，后者则是此篇，所评对象便是2008年2月出版的《生态诗境》（1）。
一、
如果诗歌开始于“一片青草地/四个脚丫子/一只蜻蜓/两个名字/”，那么诗评从哪儿开始？华海生态诗评的原动力与源头来自于哪里？
所谓用心，据商务出版社2006年《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解释，有两层含义，其一，形容词，集中精力，多用心力；其二，名词，怀着的某种念头。由此产生两个问题有待解决，其一，华海为什么对生态诗歌与生态诗评勤于用心，其动机与用意是什么？其二，在诗歌批评领域，他的念想与心力到底有什么特色？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什么样的程式值得我们资鉴？由此构成本文论述的三个层面：勤于生态诗评的动机是什么？生态诗评有什么特色？哪些方面可资借鉴？
评论，属于文学接受的范畴，生态诗评属于生态批评的领域，生态批评在文学领域内需要完成两大任务，一是生态写作，二是生态阅读，其最终指向则是：保护文外自然。所谓生态阅读，是指以“生态”为视角，重新审视文学传统，旧作新读，也包括寻找生态文学经典的活动。将生态作为视角的研究方法，对文学批评这一形态发达、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来说，可能是更加有效的途径。早期的生态批评就是从文本中寻找自然的表现形式与表现手法或寻求以自然为主题的文学创作的做法，像是运用一副绿色的眼镜到文本中去寻找自然的踪迹。生态批评不仅仅是有助于学者出版著作和获得职位的“学术工厂的发电机”（这是海德格尔的比喻，用在这里，对生态批评的沽名钓誉现象是个极贴切的讽刺，也是有益的提醒），而是从深层生态哲学角度，把生态批评作为一个思索和发展的平台，把自然与人类行为统一在一个完整区域里，抛弃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它将检点、审视人类一切文学传统，考察“自然”在历史的书写中被遮蔽与扭曲成了什么样，应该是怎样的，人类文化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应该如何自我纠偏等问题，让“自然”重新恢复面目，使人“端居其中”（这个引号表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以及诗意栖居的意念）。发展到现在，我们需要在当代寻找生态文学经典，阐释生态文学的价值与地位，确立其史的地位，进一步推动生态文学的繁荣。一句话，生态阅读是借以考察人类自身价值体系的平台，既包括旧作新读，也包括寻找生态文学经典的活动，尤其是后者，解读当今相对比较“典型”的生态文学作品应该成为生态阅读义不容辞的职责。相对于风起云涌的创作来说，生态阅读显得太冷落了，太滞后了。我在《徐刚现象及其相关思考》（2）一文里认为原因有三：一是社会对“生态话题”的冷漠；二是文学批评对生态文学创作的偏离。三是生态文学自身的文学蕴藉性、可阐释性缺乏深厚的底蕴，影响文坛的关注程度。之后，山东大学的程相占教授组织研究生展开讨论，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文学批评界为何冷落生态文学创作（3）。
总得有人来做，来开拓。华海一直倡导生态诗歌，想以生态诗歌文本的收集和评论打开一扇“天窗”。这得益于他精神底蕴的殷实、生命力的柔韧和坚毅。他的诗歌神经极其敏感，只要有适当的机缘，便在闪电之间，生出灿烂的诗花来，生存的密码贯穿在他诗歌花叶的条纹和馥郁香气中。
收集是需要发现的，需要眼光的，需要发现的眼光的。诗人把心力投向正式出版的诗刊、诗报、诗集、报纸，也投向非正式出版的民刊、网络，专门开辟博客或委托其他网站征集，还有诗友的投赠。来源广泛，途径多样，“甘苦自知”，终于开拓出了这一片天空，开设“华海生态博客”与《清远日报》“新诗赏评”栏目，迎来了“生态穿越天空，诗歌清远盛会”。随着生态诗歌的不断发展，生态诗歌会在中国诗坛有更加明确的定位和价值认知，华海坚信这一点，他说“关键在于我们要及时呼应现实和精神对生态诗学的需要，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生态诗歌精品力作，开拓生态诗歌评论和研究的学术空间，那么，就能有力地推动和实现中国当代诗歌的生态意义的历史转化。”（4）这便是华海的良苦用心。接下来就是展开研究，而研究是需要眼力的，需要相关学识与学养的。一切有待于时日和生长。
二、
丹纳的一部《艺术哲学》（5），主要提出了两大文学理论，分析了欧洲四大文化高峰。其中的“种族、时代、环境”三元素之说对生态诗歌的创作影响比较大，艺术批评的三种尺度即艺术品表现特征的重要程度、有益程度、效果的集中程度，强调艺术批评的客观性，我们进行“评的评”时可以拿来参照。
1.现实问题的忧患立场：
艺术品价值的高低取决于所表现特征的重要程度，艺术品的生命也在于此。“特征重要的程度”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即其价值取决于那个特征的稳固程度与接近本质的程度。在丹纳看来最为稳固、最接近本质的东西则是种族、时代、环境的特征，对于生态诗歌来说，时代氛围、精神气候、自然环境的感召与言说，无疑增加了它的附加值。诗人抬头仰望天空，天空不再那么蔚蓝；聆听红杏枝头，春意不再喧闹；踏步山川，看到的却是山秃顶川断流，生态主义者更多的是受到“问题的驱动”，从而在文本里表现对现实问题的忧患与反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对未来蓝图的勾画。
《生态诗境》共收录、评点了75首生态诗歌，分三辑：远飞的白鹭、心灵的还乡、澄明的诗境，分别指向生态诗歌的批判性、体验性与梦想性，构成现代文明的批判、古典山水诗境的承接、生态诗境的沉醉，与当年的生态诗评集《当代生态诗歌》相辉映。现代诗人出入酒吧歌厅，生态诗人则走进山林原野，穿行山中，思考的问题则是：如何才能找到记忆的紫红色？（华海《十四行·山行》）何时才能不再让诗人只能领略纸上抒情的无奈与悲哀？何时才有诱因让诗人边走边唱，在纸上做另一番抒情？（草川人《只好在纸上抒情》）在文学世界里与现实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使诗歌成为了现实的反命题，从而更靠近心灵。
当我们追问生态重要还是文学重要这个问题时，我们不难问答，在文学之外，生态重要，在文学之内，则文学重要，而在生态文学里，生态文学就是一个整体，从属于文学，就它重要了，我们不能把生态仅当作内容把文学仅当作技法，而是一个新生的文学体裁。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就论述了自然与文学的一体化，文学之道乃自然之道——天、地、人是三位一体的，日月、山川、文章是三位一体的，形声、文采、心灵是三位一体的，“天地之辉光”、“生灵之耳目”、“夫子之辞令”也是同为一体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宇宙自然、社会人生、文学艺术原本是一个浑然有机、充满活力、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整体（6）。生态诗歌的创作与研究，就是要把“人”与“自然”之间，“文学”与“自然”之间筑起的一道道边界森严的壁垒——这壁垒来自于历史深处的无意识，来自于几千年集体的文化沉淀——拆跨，让真正的文学能有机会与自然“素面相见”，重振文学生命的柔韧。
2.生态伦理的传播与张扬：
艺术作品表现特征的有益程度则是指艺术所包含的道德教育作用，因此，文学价值等级的每一级相当于道德价值的等级。如果两部大抵相当的作品比较，自然地，表现有益的特征的作品必然高于有害的特征的作品，表现英雄的作品就比表现懦夫的作品价值更高，这也是为什么《血色湘西》甚于《色戒》的缘由。
而新世纪诗歌病弱的症结就在于它的“伦理匮乏、伦理恍惚和伦理羞涩“（7）。首先，“下半身写作”、“中产化写作”等因过分追求“审美日常化”，导致了批量的“书写的空转”和“书写的失禁”，诗人的价值评判、伦理眼光和历史意识的严重匮乏。其次，沉迷传统精神文化的“向后看”的诗歌写作，因过分重视传统审美情趣，而使得自由感觉稀薄，因此它们与自由伦理也是失之交臂的。最后，因为“打工诗歌”仅仅只是“打工族”的哭诉状，乡土书写摆脱不了“暴力美学”的纠缠，使得启蒙伦理在这里显然羞羞答答、没有多少自信。生态诗歌比那些沉溺于自我吟唱的抒情诗歌就是要大气些，恢宏一些，其价值就在于传播与张扬的是当今时代的大话题、大伦理：生态伦理。王家新从“自由”与“关怀”两个维度对当代诗歌进行了肯定，说“中国90年代以来的诗歌之所以值得肯定，也正在于它有效地在写作与语境、伦理与审美、历史关怀与个人自由之间重建了一种相互摩擦的张力关系，使诗歌写作成为一种对时代既有所承担而又向诗歌的所有精神与技艺尺度敞开的艺术。”（8）无疑，生态诗歌当属其中。
在朱零《一只羊》里，诗评家扑捉到羊的警惕、羊的盘算、羊的轻松释然等内心体验，从羊和人的关系从紧张到轻松的过程中品读出生态诗是对传统的赞美羊膘肥体壮毛美的“人类中心主义”诗歌的意义改写与颠覆。在西水《倾斜》里，从鸟的无家可归、麻雀的饥饿而慌张与“我搂着一个漂亮的女子聊天”，竟然想到“用烧烤的晚餐来捕捉我短暂的爱情”之间的对比，领悟到“调侃、反讽的语调”，并以“文明的自省”为题，对人类的自私、短见进行了批判。由东岳《人与自然》里蟒蛇吞吃青蛙在“它脖颈处突起的/那个疙瘩/正是人与自然/永远的结”，引申上升为这是人与自然之间梗阻着的“永远的结”，继而引发系列人类的反思：如何化解？谁来化解？赏读沈苇《开都河畔与一只蚂蚁共度一个下午》，华海写道：诗人俯下身，与蚂蚁交谈了一下午，而且倾听蚂蚁“对世界的看法”，在那些自大以至盲目的人们看来，小蚂蚁又算什么呢？诗人的倾听姿态与之迥然相异，他走向渺小与卑微，也就是走向关于活着、死亡与爱的思考，走向对生命根本的探究，走向对自然神性的发现与敬畏——“太阳向每个生灵公正地分配阳光”。诗人以诗歌诗评家以随笔的形式都比较自然得体的传播了生态话语。
1）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性的存在，具有神秘的智慧、复杂的系统与潜在的脆弱性。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与非人类生命是平等、共存、和谐的关系，不是破坏性和控制性的关系。
2）目前所造成的生态灾难是人类近三百年来急于发展的必然结果，技术在其中难逃其咎，完全是人类自己一手造成的，并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直接构成威胁，当代人必须做出深刻的反思。
3）人类是自然“生命链”上高级的一环，依赖自然的完整而进化，并相信人类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实现能力，可以把自然的完善与完美的重任寄托在人类身上。
4）生态危机的解救，要求人类对自己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明取向做出根本性的调整，历史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其共同敌人，而批评的结果依然是“以人为本”。
5）生态批评可以逻辑地分成三个层次：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所要面对的范围非常广阔，但归根结底，其目的与归宿都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与完整。
6）生态批评属于政治性批评、文化批评，涉及到“社会正义”的问题，试图通过“为自然言说”将“环境”这个如“性别”、“种族”、“阶级”的压迫者解放出来，让其充满生机的生存着。
3.文学意蕴的品味与互文性的细读。
“效果集中的程度”是指艺术作品各个方面的元素通力合作去表现特征的程度，主要表现在人物、情节、风格三者之间要保持平衡、和谐配置。文学作品的精彩程度就取决于效果集中的程度。并不是以分行的形式写成的东西就是诗歌，同样地，并不是具有生态伦理思想的诗歌就一定是生态诗歌。生态不仅是题材，是对象，是内容，也不仅只是关注的范畴，生态进入诗歌领域之后，应该像化学作用那样，自身作为催发剂保持不变（依然是却不止是题材、对象与内容）的情况之下，还能获得新质或产生新意，也能诞生新的表现形式，梅真将这概括为“生态诗骨”、“生态诗风”。针对马利军《羊毛啊，羊毛》，华海评论道：“重叠复沓中咏叹着洁白的柔软的羊毛。然而，我们感受到的却是现实存在的矛盾和背离，语义的内在对立，撕扯着优美、和谐的诗境，呈现出多重歧义和冷峻的反讽。”用语简明精要，写出了两个不同世界的相遇所产生的爆发力。在文乾义《11月25日，一只东北虎》的赏评中，“这里能找到新闻的要素，时间、地点、事件全有，甚至细节和数据，但它不是新闻，它通过新闻的元素模糊了旧有的诗的概念。”以叙事性因素的加强呈现出一种冷抒情，在新闻和诗的边缘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诗意表达，从而肯定这是一首现代意义的诗歌。
在这过程中，诗的灵动与个体体验是不能剔除掉的。批评家就要发现诗意创生的契机与诗意表达的切入点。诗评家抓住诗眼“我该用什么斟满海碗/为谁举盏”（ 陈陟云《在河流消逝的地方》）任思绪发散：“诗人纵有豪情，但用什么斟满海碗，是酒吗？这个世界已经沉醉；水吗？水正在断流并消失在风尘飞扬的沙漠；泪吗？只有诗人孤独的眼泪。”这样的评论只有诗意勃发的作家才能发出，这样的“印象评论”常常能更得诗歌的神韵与深意。对王小妮《穿裙子的稻草人》的赏评，能够抓住“间离和反差”所产生的戏剧化反讽意味，对农人与麻雀对连衣裙的态度对比认识到这个“穿裙子的稻草人”折射出了多元的意涵，肯定了在城乡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具有另一种可能性。这是相当不易的发现。包苞《一群鸟，在暮色中消失》，华海发现了诗歌构思的巧妙在于，在鸟唤归的高度与夜色的降临之间寻找到了诗性逻辑与因果关联，“每一次回头，他都明亮地坚持在原来的高度/夜色，因此显得很低/低到淹没一群鸟，朝我相反的方向飞去。”不过，不过需要与华海商榷的是，这首诗怎么就“在黑暗中显现了明亮，在悲凉中传递了人性的温情”？“现实中回不去的，诗人在诗歌中朝相反的方向飞去”，到底解读到的是什么？好像有些诗评家的一厢情愿与解读的生硬。在赏评叶丽隽《莲花峰日记》中“我不再缺什么了，我还缺什么呢/风正从坡上灌进屋子，站在房中央/忍不住，哭了。”诗评家似乎没有理清“不缺什么”与“哭”之间的情感张力，认为“写出了另一个侧面：与自然相守中的孤独和心灵疼痛”，笔者倒觉得诗人是出于对生活缺什么的不自知，当拥有物质的、文化的甚至绿色的之后，进一步追问“还缺什么呢”，这一哭诉求的是精神的迷失，我们可以发散性地理解为缺少开心、缺少幸福、缺少人际交流等，这样解读，无疑为诗篇生产了新意义，也为诗歌增值了。文学批评的一个使命就是为文本生产意义，使文本增值。
文本的细读，关键在于能洞察到诗人艺术构思的精髓，发现艺术胚胎的“意象结构”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生态意识与忧思必须找到诗性的切入点与爆破口即契机的撩拨，意与象的矛盾才能转化为意与象的结合，如受孕般地促成诗作的诞生。由于生态诗歌尚处于萌芽、探索时期，因此意与象的结合在很多诗篇里发展得并不怎么协调，要么意大于象，抽象感慨，忧患伤悲，不能巧妙地实现对象化、具体化。对此，华海是宽容的，常常是提取一点置放在生态语境下，引发相关思考。还有一种情况，是象大于意。也就是出现的表象乍看丰富，却没有得到意的统帅、协调、规范而处于零散、芜杂的状态。也许创作者的生态意识本身还不那么自觉，也许是创作者主体思想还不够成熟，以致意不逮象。华海的解读带有扶持的意味。
所谓互文性(intertextualite)（10），指借鉴已有的文本，把此文本与彼文本联系起来，不是孤立的封闭分析，而是置放在文学织就的、永久的、与它自身的对话关系中，从而发展文学的主题。这种借鉴可能是偶然或默许的，它通常来自系统内的阅读量或根据写作需要的有意查找，心甘情愿地受其启发，在行文时伸展自如，游刃有余，左右逢源。华海在诗评时调用了大量的中西生态文学经典与哲学经典，就是要明示我们：一首生态诗歌的诞生和孕育、渗透它的文化家族之间具有一种渊源的趋同效应，生态文学是一个大家族，这个大家族如同一棵枝繁叶茂的树，它的根基并不单一，而是旁支错节，纵横蔓延。华海一连运用浮士德“筑堤拦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线胜利二线报复论”、普鲁姆伍德《人类中心之外的道路》三个经典论断来欣赏施伟的《大海没有退回之路》，无疑提升了诗品与问题的重量。由胡杨《敦煌沙漠》里如“细碎的沙粒”，又爬在沙上的一只蜥蜴，联想到“向死而生”的加缪对生命说“不”的苍凉与悲壮，联想到利奥波德笔下“沙乡”的野生动物们，是他们使世界具有活力的，构成一个生命循环的和谐生态。这样的互文比比皆是，如：以宁静为核，三子《暮色》与歌德《浪游者的夜歌》，杜涯《十二月重唱》以“白色火焰”为中心意象联系到哲学家帕斯卡尔关于“燃烧”的话语，哑石《黎明》里“黎明与衰老”的话题联系到歌德、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王桂林《一只七星瓢虫》与艾美·迪恩《天地历书》，以文论诗，诗文两相参照。
这样，阅读华海的诗评，给我们开启了一扇窗，推窗闲暇，便能目睹古今中外生态文学这座后花园的博大、广阔、生机与美丽；阅读华海的诗评，诗作与诗评又何尝不是又一个互文，诗文并参，让我们在创作与评论两个文学领域自如涉足，领略到的风光与精神的收获必然也是多重的。
4. 生态常识的储备与尊重。
生态文学的创作不属于快餐文学，其创作需要作家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多年的实地考察经验，它要求读者也要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关爱自然生态环境问题的独特视野。而这恰恰是与文学家的诗性、才思、激情不相协调的一个方面，也是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情景交融、讲究虚实相生、追求韵外之致的意境理论所忽视的一个方面，并从文学理论上井然区分“物象”与“意象”的品位，致使文人往往轻物象而求意象。殊不知，当文坛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自以为高明动人的心的流动、灵的冲撞时，却让文人付出了“一无实处”的代价。它要求作家、批评家在传统的借助历史、哲学、文化等社会科学的思维上，还需要吸收像地理学、生态学、动植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人类对环境的责任构成文本伦理框架的一部分。重建诗学，这新诗学的理论基础可以在加斯东·巴什拉“物质的想象”（11）里寻找。具体到华海的诗评，他在评论时是比较注重相关生态学常识的储备的。在评论离开《白鹇飞过留下一片羽毛》时，总结了获取生态常识的三个途径：一是自身阅历，现实获取，比如“长江三鲜”——刀鱼、鲥鱼、河豚鱼，二是翻阅书本与词典，比如“白鹇”，三是请教他人。分析轩辕轼轲《趁着》时，以当今的“水危机”与广告“地球上剩下的最后一滴水，将是我们的眼泪”为起点，很自然地评议道：“诗人正是从这样的危机意识出发，推演出了一幅悲剧图景，而且以一气贯之的排比句式，透现出了问题的紧迫——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关头。如果我们还不加以改变，从一海水变成一河水，从一河水变成一池水，从一池水变成一汪水……最后便是‘在地球的面颊上/缓缓淌下’最后一滴眼泪。”可以说在批评方面，将特征的重要程度、有益程度以及效果的集中程度都操作得比较到位，为我们进行生态文学的批评与研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三、
并不是说华海的生态诗评在这四个方面都做得比较到位比较均衡了，严格说起来，可能偏向于前两者为甚，这也是当前生态诗歌创作现状的反映，生态意味浓于文学意味。而生态诗歌归根结底应该要更像诗歌的，生态诗评更应该像文学批评的，只有这样，在时代话语风暴之后，诗歌依然具有历史的绵长力。因此，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领域，结合生态诗歌创作与生态诗评，我认为，华海的文学实践与批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可资借鉴的方面：
1.立足文学批评，保持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的鲜活与联系。
任何理论无不受具体实践的浸润、催发与孕育，并经繁富的实践活动的检验和确证得以逐步发展，不断完善；理论作为对实践经验及规律的某种归总和提萃，必定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文学批评，作为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中介”、“桥梁”，其意义不止于“过渡性”，本身也大有学问，在于既能立足于创作“生产”理论，又能立足于理论“督导”创作，具有双栖性，以致别林斯基称其为“运动中的美学”。文学理论的危机，批评来解救，批评常常成为文学理论突围的有效策略；同时，文学创作的自觉与提升，也要批评来促动，批评常常成为文学创作走向自觉的必备武器。因此，批评与研究一定要紧贴当前的文学创作现实，紧贴当前文化现状，紧贴时代执政方针，使创作——批评——理论三者相得益彰。
2.立足“物质的想象”，做好诗意的敞开与发现。
法国当代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诗学理论家加斯东·巴什拉，整合他的数学与文学的优势，提出：我们精神的想象力在两个迥然不同的轴上展开，一种想象产生形式因，另一种产生出物质因，简洁地说，就是“形式想象”和“物质想象”。关于物质想象，他进一步论述道：“这后一种以缩略形式表达的观念，在我看来对诗歌创作的完整的哲学研究是不可少的。必须有一种情感因素，一种内心因素，作品才会具有丰富的词语和光的变幻生命。”（12）这种物质的想象建立在“物质的直接形象”基础上，“目光为它们命名，但双手熟悉它们。”每一种物质都有自己的“花香程式”，当我们思考物质的美的概念时，便立即对美学哲学中的物质因的欠缺感到震惊。我们太关注自己的情感外射了，对来自物质的思考所培育起来的“敞开的想象”重视太不够了，为诗歌带来情绪的无根与浮躁也太多了。由此，加斯东·巴什拉以“火、水、土、空气”四种物质本原为基础，运用想象和新认识论的理论，结合他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确立了一种梦想的诗学，提出了“诗学四本原法则”，认为任何诗学都应该接受物质本原的各种组成，正是这种通过基本物质要素进行的排列，应该最强烈地显示诗歌的灵魂。
作为为非人类生命立言的生态诗歌，更应该深入物质内层，发挥想象，创作出生气流溢的生态诗歌。作品缺乏生命力，就是因为缺少实体，形式的想象并不足以把杂乱的特征连贯起来。“不能造成心理双重性的物质便无法找到它的能做无限移植的双重诗学”，因此要有双重的参与，加斯东·巴什拉将这双重参与阐释为二元对立，“欲望与恐怖的参与，善与恶的参与，白和黑的平静的参与”，以使物质的本原系住整个心灵。我觉得，作为诗歌创作，除了通过营造物质内涵的二元对立所产生的张力以外，应该还要充分调动隐喻与象征的功能，让本体与寓意双重参与，诗意在这之间周旋。黑格尔在《美学》里指出，是本义词还是隐喻词占优势，这首先是古代风格和近代风格的分水岭，其次也是散文的风格和诗的风格的分水岭。“为什么要有用这种双重意义的隐喻呢？”因为“隐喻是用来使诗的表现显得生动的。”“所谓生动性就是具有较明确的形象，便于感性观照，它把一般抽象的字的不明确性消除掉，通过意象比譬，使它化为感性的。隐喻比起通常的本义词当然见出更大的生动性。”（13）而“隐喻总不免是一种思路的间断和注意力的不断分散，因为它唤起与题旨和意义无直接关系的意象，勉强拼凑，从而跳开题旨和意义。”（14）于是，这种“物质的想象”为诗歌开拓出广阔的想象空间的同时，也为意义的求索带来模糊。我们需要谨慎地操作。
3. 加大文本的文学性阐释。
对于文学来说，“怎么说”与“说什么”的关系比较巧妙，有时，“怎么说”突显了“说什么”，有时“怎么说”张扬了“说什么”，有时“怎么说”征服了“说什么”，还有时“怎么说”消融了“说什么”，“怎么说”就是“说什么”（15），可见文学及批评的言说方式对于言说内容的决定性意义。因为是文学，作家可以借助艺术的形式传达现代生态理念，传播现代生态文明，但是，我们在对文本进行生态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犯机械主义的错误与新型的政治锁定的思维错误，毕竟文学有其自身的情感空间和审美意向，不是生态理论的时代传声筒。生态文学的最初启示，可能来自生态理论之光，它一旦建立，就可能成为与生态理论研究完全不同的东西，摆脱它的控制，依靠文学的想象与传奇，凭借文学的故事性与神秘性，独自升华开去，开拓出自己独立的知识空间与表现空间。
这样，生态文学作为一个知识领域可能成为一个对人类自身进行观察的审美性领域，而不是生态理论与文学现象之间的工具性桥梁。也就是说，生态文学从属于文学而不是从属于生态，进入文学领域之后的“生态”也与它当初在生态学领域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否则，牺牲了文学审美性的生态文学就只能是生态理论政治话语的刻板而枯燥的解说，离真正的文学艺术甚远，把生态文学仅仅限定为以生态文明为主题意识和生态现象为主要内容的文学现象，就可能使生态文学发展相对狭窄。生态文学中的生态现象，不是确切的生态数字增减和明确的生态繁衍观念，也不是清晰的生态文明盛衰，而是表达对于生态与历史和生命关系的诗性思考，它探讨的是生态与灵魂的艺术表现内容，是生态理论无法涉及的领域，因此，从生态文艺学角度来审视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依然会得出结论：文学依然是人学，只是这人学的内涵从人的世界中走了出来，与自然、与土地、与历史、与灵魂等等之间，具有了神秘而复杂的诗性关系，在这种诗性关系中将生态现象和人的情感、认知与意志融为一体，生态文学就成为了生态文学。鲁枢元在《百年疏漏》一文里就论述道：“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不能简单否定，但要真正地理解人，同时必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学是人学，同时也应当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学，是人类的精神生态学。”（16）文学与自然曾经一道蒙难，也将在自然书写中一道复苏。
生态诗歌是成长中的一个调皮孩子，需要我们严加管教与引导，不至于变坏或沦于浅薄。生态诗歌是大地上的绿色植物，它的成长，也需要阳光与雨露，需要适宜的土壤与气候，需要我们的精心呵护。
注释：
1.华海《生态诗境》[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2月。
2. 覃新菊《徐刚现象及其相关思考》[J].（上）（下），中国绿色时报，2008.3.21，2008.3.28，第四版。
3. 曹志娟《徐刚现象——文学批评界为何冷落生态文学创作》[J].中国绿色时报，2008—4-12，第四版
4. .华海《生态诗境》[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2月。“我与生态诗歌——答厦门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梅真问”代序，第15页。
5. 【法】丹纳《艺术哲学》[M].彭笑远，编译，北京出版社，2007年。
6. 鲁枢元《百年疏漏——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生态视阈》[J].《文学评论》2007（1），第181-186页。
7. 杨四平《简谈新世纪诗歌的“伦理困境”》[J].《光明日报》2007.12.23（7），《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8（3）第19-20页。
8. 王家新《当代诗歌：在“自由”与“关怀”之间》[J].《文艺研究》2007（9），第13-21页。《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8（1），第20-27页。
9. 覃新菊《生态批评的理论特征》[J].《上海文化》2007（2）。
10.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M].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11. 【法】加斯东·巴什拉《水与梦——论物质的想象》[M].顾嘉琛，译，岳麓书社，2005年。
12. 【法】加斯东·巴什拉《水与梦——论物质的想象》[M].顾嘉琛，译，岳麓书社，2005年。序言。
13. 【德】黑格尔《美学》[M].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30页。
14. 【德】黑格尔《美学[M].》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32页。
15. 李建中 李小兰《文学与批评：“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以几部经典作品为例》[J].《文艺争鸣》2008（3），第102-105页。
16. 鲁枢元《百年疏漏——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生态视阈》[J].《文学评论》2007（1），第181-1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