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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粑粑鹤庆酒,剑川木匠到处走

(2015-06-22 17: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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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一,丽江粑粑

大理人说话很软萌,他们总是把“的”发音成“呢”,让听者总有半口气憋在胸口,想发又发不出来的含蓄感。同时他们喜欢用叠词,好像我们叫小孩说话时用的那种“奶语”,而且这种说法不分男女老少,一视同仁。

所以,你们应该很容易就理解我听到诸如“这条小狗狗”,“把你的小包包拿出来”之类的话从年过半百且身形魁梧的阿国教授口中说出来是怎样的感觉。

这种语言特色也体现在食物名称上。“粑粑”,两个字一定都要读第一声,如果读错了就不代表食物了。粑粑在云南,大概就是糕饼的意思,不管是面做的喜洲粑粑,还是糯米做的粑粑,又或者荞麦面做的粑粑,都是将粮食磨成粉以后做成的。

丽江的粑粑出名,无他,唯好吃种类多也。

来云南的第二年,才借着“课题调研”的便利到了著名旅游城市丽江,这不光让外地人觉得不可思议,连阿国教授听说以后都只能无奈地说一句“真是乖孩子”的话。

在丽江的第一餐,就吃到了一种绿色的粑粑,口感有些像清明节江浙一带吃的“青团”,又带着青菜的香气,配上恰到好处的红豆馅料,营造出丰富又令人回味的口感。

一桌人中,我和阿国教授连同朱老师算是客人,纳西语主持人和先生是教授的同学,算半个主人。酒过三巡,桌上的一盘绿色粑粑只剩一个,和先生把盘子递到我面前,说年纪最小的吃掉。这个粑粑,成为我认识和先生的开始。

和先生,当过知情,上过大学,闹过学潮,教书育人十七年最后成了纳西语的主持人。在当地出书,主持节目,去大学讲课,算是小有名气的一位。

初识和先生,只觉得他长得很有特色:细眯的长眼,突出的大鼻头和阔嘴一起铺在黝黑又稍嫌长的脸上,头发微卷但并不十分浓密。随着连续几天的交流,才知道和先生肚子里是很有墨水的。

大约是主持人的缘故,和先生话多,且很少懂得需要给别人以话语权,显得有些霸道。好在他称得上是博古通今,并能把纳西族和丽江古城的历史讲的头头是道,使听者不仅不觉得聒噪,反而觉得听他聊天是一种享受。

作为一个纳西族的知识分子,和先生对自己民族的反思程度之深,是我始料未及的。他说纳西人语言里很有智慧,但是也容易伤害其他民族。纳西语里有句话“有白族人的地方纳西人就吃不上饭”,看似是白族在欺负人,其实是因为白族人肯吃苦耐劳,又有经商的头脑,懂文化,自然能赚下辛苦钱,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抢夺了纳西人的资源。

听说我们此行是来调查普通话使用情况的,和先生显得特别激动,他一口一个“阿国”地叫着,告诉教授“一个民族的记忆都在语言里,你进了澡堂子,所有的东西都脱下来,你说你是什么族,没有办法证明,只有当你说话的时候,别人才知道你是什么族。纳西语里很多意思用汉话翻译不出来。”我对这话深有体悟,我一直对人讲“我们汉族不是一个裸奔的民族,我们也有自己的民族服饰”可这也无形中误导了很多人。我们不是一个赤裸的民族,但当我们脱下这身汉服的时候,我们又拿什么证明我们是汉族人呢?

在丽江,城市里的小学多多少少会开设“纳西语”的课程,让城里的纳西孩子们不至于忘记了自己的语言。而在偏远的山区,孩子们自小只会说纳西语,所以他们的学前班其实是一个“汉语培训班”,甚至一二年级都是用双语教学,否则孩子们听不懂老师讲的是什么。我有幸听了一节双语的语文课,当老师讲到“地”和“的”的区别时,她用纳西语问两个字分别怎么读,孩子们回答后,她又用汉语说出了两个字的区别。课后我问她,是不是在纳西语里,自带区分动词和名词的功能,她说是,并且告诉我,这么小的孩子分不清词性,所以她想了这个办法让他们区分。这一刻,我突然觉得纳西语真棒。

如很多纳西男人一样,和先生大男子主义重,在任何场合下都能自觉构建起父权至上的氛围,他宣扬“女人穿衣服就是穿给男人看的,所以我对那些打扮得体漂亮的女同事都说谢谢”,这让我和朱老师有些不舒服。和先生的心头大事是自己那年过三十博士尚未毕业的女儿,前途未知,情感生活空白。在我们身边,这种女孩其实并不多见,因为我们所熟悉的博士们智商高,情商也不至于太低,甚至是有那种情商和智商并驾齐驱的人。和先生的女儿至此,朱老师认为主要是长期生活在父权统治下的缘故。而和先生并不自知,还对我们说起他和儿子亲如兄弟的事。

尽管如此,我却始终对和先生讨厌不起来。中国人说的“吃饭”常包含了太多意思,有时候“吃饭”是指填饱肚子,而有时候“吃饭”代表了推杯换盏,还有些时候“吃饭”说的是“解决问题”。人在外,身常常不能随心所控,所以推杯换盏是免不了的。酒桌之上,和先生见我尚在求学,不仅从不给我劝酒,还在别人有这层意思时说一句“孩子就不要给她了”。阿国教授虽然也一贯在各种场合阻止别人给我酒喝,但在丽江的酒桌之上,显然和先生的话更有分量。除了他在当地的名气之外,我想,还因为他喜欢掌控全局的气场让人不自觉就在服从,这和阿国教授很不同,教授的气场是书卷气,是不强求不限制的气质。

在离开丽江之后,我记住了丽江的虎跳峡,记住了大山深处琅琅书声,最难忘的,恐怕要数这位因一个粑粑而结识的和先生了罢!

二,鹤庆酒

成为阿国教授学生的第二年,我终于有幸在他的带领下去了他的老家。那是我们结束了在丽江的调查,驱车返程的途中。近乡情切,他决定让我们看看他长大的地方。

阿国教授是地道的大理鹤庆人,鹤庆县大多都是白族人,但阿国是汉族。他说在鹤庆,叫“某屯”的村子都是汉族村,“屯”就是“屯兵”的意思,表明这里住的都是明代来云南驻扎的官兵的后代。他就来自一个叫做辛屯的村子。

在大理,人人都说鹤庆产好酒,于是鹤庆人也都有豪饮的本事。起初,我以为阿国教授并不善饮,他一贯以斯文人形象出现,且时不时在朋友圈里发布一些类似于《喝茶人的圈子比喝酒人的圈子高端》的文章,所以我坚信,他是只喝茶不喝酒的清高人物,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鹤立鸡群。

每次开学,给导师送礼物已经是惯例,也成了我最为头疼的事。家长总怕送的不够高档显得不尊师重道,我则总担心送的太俗惹老师生气。我们一家四口总是挖空心思小心拿捏着礼物,唯恐我们喝酒人圈子的礼物没有流动到喝茶人圈子的福气。送特产的酒当然是惠而不费,却总因为送酒太俗而从未拿出过手。一个埋头于书堆的学者,怎么能用酒气污染了呢?!!

直到在一次饭局上,教授喝了约一斤的高度白酒,居然仍思路清晰后,学术男神终于因为酒精走下了神坛。

阿国教授的课题需要经过大量社会调查,作为他的学生,协助调查成了我义不容辞的义务,而另一位朱老师则是像被拉壮丁似的来帮他。我们三个人里只有教授是男的,不论从学术水平还是从年纪上来说,他都是我们的领头人,自然也就承担下饭局上喝酒的任务。

我曾问过他酒量到底有多少,他说他也不知道,毕竟几十年来只醉过一次而已。平时的他十分严谨,甚至有些严肃,我们都怀疑他是处女座,完美主义又有点强迫症,作业里的一个标点也要改过来。可经他本人证实,他居然是以情感充沛著称的双鱼座,这让我再也不迷信“星座”说了。他酒品很好,这让酒后的他和蔼可爱了不少,从来不在我面前提及家事的他在酒后也能主动告诉我“你看这条洱河,晚上漂亮吧,我和你师母每天晚上就在这边散步”。

朱老师是典型的文艺女知识分子,出过清新可爱的散文集。她对于调研时需要应酬饭局一事有些不满,觉得饭局是在浪费科研时间,也让我们疲惫不堪。一日,我们仨应酬到晚上近十点才回到宾馆,朱老师再一次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说一顿饭吃三个多小时划不来,希望以后不参与此类活动。我作为一个学生,自觉不好掺和,忙躲到浴室去洗漱。大约听到教授说:“你觉得你很清高,其实我比你还要清高高……”待到我洗漱完出去的时候,见他俩还在争论。为了比较到底谁更清高,朱老师提出:等我们结束调查回到学校,他俩要一起去行政楼走一圈,看谁遇到领导的时候不打招呼的次数更多。

正喝水的我听到这,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阿国教授和朱老师,一个魁梧一个娇小,一个已是知天命的岁数,一个还是风华正茂,一男一女。只不过俩人都难得地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老传统。这俩人若是真的在行政楼并肩而行,骄傲地昂着头目空一切,该是多么奇特的一个场面啊!

阿国先是立马答应下来,说自己本来就不对领导点头哈腰,转而一想,自己好歹是个知书达理的文化人,不可能所有人都不搭理,于是加了个限制条件,说“认识的领导我还是要打招呼的”。这句话被朱老师抓住了把柄,嘲笑他心口不一。

阿国教授有酒量没酒瘾,但家里总是要常备酒的。一次我们到山区小学调研,当地人送我们每人一桶自酿的山泉酒,虽然不名贵但是足以让我们感动不已。酒是纯粮食酒,装在再普通不过的塑料桶里,一路上总能闻到从后备箱飘来的阵阵酒香。等到调研结束,教授把我送到宿舍门口,问我我的那桶酒是他拿走呢还是让我带回去给我老爹喝,我看出他对这酒感兴趣,自然顺水推舟转送给了他。后来他告诉我们,他在家要照顾高龄的岳父,二人时不时会在晚饭喝一点酒。

莫言写过一篇小说叫《酒国》。鹤庆应该就是大理的“酒国”吧?在这个国里也是特产好酒、人人能饮的。在普遍干旱的云南,这里水源充沛,土壤肥沃,给酿酒提供了最必要的条件。临近村庄,阿国就指着村口的小河告诉我们他小时候经常在这里游泳,乡情一下子流露出来。

在历史上,鹤庆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因此就有了著名的“鹤庆商帮”。阿国教授祖上也是靠经商发了家,从此盖房置地,教育子孙耕读传家,经过几代经营,也称得上书香门第了。他家的祖宅曾辉煌几十年,雕梁画栋、楹联遍布,四合五天井,走马转角楼。幸运地躲过了土改被瓜分的命运却在“文革”被毁了。门前的一对石狮子被人砸碎,门楼上的镂空雕花被填平,照壁和房顶上的“二十四孝图”掩埋在石灰之下,门上的木雕被挖掉,仅能隐约看到当年的精湛工艺。二层的窗户上还残存着漂亮的书法和水墨小品,彰显这家处处飘来的书卷气。堂屋里挂着祖上的相片,正中间那位头戴瓜皮帽、晚清打扮的正是这座院子的缔造者。

到了阿国这一代,家里的人又都一个个离开故土,偌大的院子空空荡荡,我们去的那天只有一个驼背老奶奶在院子里洗衣服,那是教授的姨妈。八十几岁,头脑尚清晰,见我们进来,她说“给是阿国回来”(是阿国回来了吗?)如果不是教授的二哥领着孙女从堂屋出来打招呼,我真的以为这座院子已经空了下来,再也不能称之为“家”。

离开鹤庆的路上,阿国说起他家祖宅的历史,说起兄弟们的事。说家中只有兄弟没有姊妹,他最小,所以小时候是被当女儿养大的。朱老师哈哈大笑,问他小时候有没有被梳过辫子,他有点紧张地笑着绝口否认,还解释说,人家这么说是因为他小时候在妈妈身边跟着学家务。难怪在我们学校,阿国不仅以学术出名,还以“模范丈夫”出名,下班就回家买菜做饭的事成了校园中的美谈,不知道有多少小姑娘想按照他的标准给自己选个夫婿。

在十八弯的山路上,阿国教授回忆起他的母亲,那是一位文化并不多却十分明事理的女性,在生命的晚期也一直保持着乐观的态度。那时候阿国在电视台当“大理讲坛”的主讲人,她每天都坐在电视前看,虽然她一句也听不懂。去世的前一天晚上,她跟孩子们坐在一起吃饭,还喝了杯酒,谁知当晚就离世。

可惜阿国教授不擅长文学,不然这些零零散散的记忆也会变成一篇不错的文章。

 

三、剑川木匠到处走

大理一带自古流传着一句话“丽江粑粑鹤庆酒,剑川木匠到处走”,剑川的木匠制作木雕的技术好、心思巧是出了名的,所以不光剑川的传统建筑里少不了木雕,连周围地区也喜欢请一位剑川的木匠来为自己的房子装饰一番。

1982年,刚满十八岁的阿国从师专毕业,被分配到剑川县一中当语文老师,从此开启了他为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在今天看来,还是个孩子的阿国在那个年代是被当作栋梁去重视的,毕竟他们是那时十分稀缺的大学生。介于此,我们外出调研的第一站就选在了剑川。也从此开启了我们如剑川木匠一般“到处走”的调研生活。

杨老师是阿国教授的老同学、老同事,两家曾经住在一栋筒子楼里。近三十年之后,阿国成了大学教授,而杨老师去了教育局从政。有了杨老师的加入,我们在剑川的调查也有了一些“狐假虎威”的意思,自然是顺利了不少。

杨老师也是南方人不多见的大高个,五十出头的脑袋上毛发稀疏,一开口必是轻松幽默的口吻。

看得出他十分热爱教育,并且他的观念也一直是“育德重于教学”。我们在一起吃的第一顿饭,期间他就讲到了待人接物的重要性。他说,他们单位今年刚进了两个研究生,学历是有了,可是能力太差。有人去单位办事,他们丝毫没有一个工作人员该有的态度,也不知道帮人家办事,也不知道给人家倒水,只知道坐在那里。后来领导受不了了,下放他们去村里小学锻炼。听到这些,我忙审视了下自己,好在彼时我一直在忙着为大家添水加饭要纸巾,应该不至于是待人接物有问题的那类。

剑川不大,但是保留下来的古迹不少。傍晚我们几人一起游古散步。走在其地,讲述其事,阿国教授趁机给我上了堂生动的历史课。而杨老师也不忘告诉我学会做人的重要性。他坚信,一个孩子即使考上北大清华,如果不懂感恩,不会与人相处,那将来一定没有大出息,甚至是被教坏了的孩子。

杨老师有个心愿,想等到自己退休之后就找个山村小学当老师,他教孩子们语文,也教他们做人的道理。从小培养起来,即便不能把孩子们教育得各个上名牌,但起码要培养成一个好孩子。这种孩子一定是善良的、待人接物很好的,他们一定是喜欢读书喜欢学习的。那时候学校后边要开辟出一块园地,课余时间他要带着孩子们种菜养鸡,学校附近还要有条小河,因为暑假他要带孩子们捉鱼。就好像曹文轩在《草房子》里写的那样。

我们到达弥沙乡中学的那天,恰好距离中考还有半个月。学校的校长想让杨老师给孩子们做一次考前辅导,杨老师应允了下来。他连续几年都是中考语文的命题人,但面对这次考前辅导他依旧有些诚惶诚恐,他和朱老师总说“老师是个良心活”,就算是讲了成千上百次的课文,在面对不同的学生前还是要仔细备课。

那天已经是晚饭时间,杨老师顾不上吃饭,马上借了课本和教辅资料准备讲座内容。六点半的时候,我就看见孩子们陆陆续续往礼堂走去,还有的搬着凳子。七点钟,杨老师的讲座正式开始。

他在短短的两个小时里,教授了学习方法、怎样快速记忆、怎样做文言题能拿高分,他讲作文时引经据典,又告诉孩子们“即使素材不多,也能把作文写好”的技巧。他用“司马迁屡遭宫刑”和“屈原宁可死在楚王刀下”的例子告诉孩子们用错典故是多么的可笑,博得了满堂彩。他时不时走下讲台,走到孩子们中间去问他们问题,当他们回答出来时,杨老师就两眼放光,很柔和地表扬着,示意他们坐下。当他们答不出来时,他就提示引导他们回答出来。

我看着他眼中闪亮的光芒和孩子们求知的眼神,坚信他是爱这里的孩子的,这里的孩子也是喜欢他的。

后来我们结束了在剑川的调查,杨老师还是忘不了这里的孩子们。他说,弥沙中学虽然是山里的学校,可是老师们是用心去教孩子的,而这里的孩子也和城里的孩子不同。在这些孩子的眼里,有城里孩子没有的纯真,对知识的渴望和尊重。当我们走进课堂,这里的孩子对你是热情的,而城里孩子看见我们也只是看一眼而已,他们太浮躁也太世俗了。

今年是2015年,距离我参加中考正好过去了十年。在这十年里,很多事都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悄无声息到我们经常忽视了它,甚至以为我们身边的一切都是一成不变的。而有时,我们又以为我们身边的现状就是这个国家的普遍现状。而当我真正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城市到乡村再到偏远山区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世界那么大,差距那么大。当城市的初中生绞尽脑汁隐瞒着老师早恋时,在乡村的学校还有很多学生因为缺乏课外读物而苦恼。当城市的学生们人手一部ipad时,年轻的乡村教师还在想方设法让学生们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

走了那么多地方,看了那么多风景,有人问我为什么镜头里看不到勾魂摄魄的美?我说,不是因为云南不美,而是因为最美的东西是镜头留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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