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211

重读Erling Hoth Cultural Revolutionary: An eminent Beijing archaeologist and communist looks back on a lifetime weathering political tempests, Archeaology, 2000-9/10.一个美国记者从文化与历史的角度对俞伟超先生的访谈和记录，读后颇有些感慨万千。尽管我曾经和俞伟超先生一起工作过，一起探讨过考古学和人生的很多问题，但是，至今我觉得俞伟超先生仍然是一个谜——不仅他的性格、思想处处充满迷人的风采，同时他也是一个工作与思想上的狂人，总之，他身上仍然有许多不为我们所知之处，仍然有许多需要开掘的地方。

我突然想，这篇文章的中文版还没有和读者见面，其实是可以收入《考古人和他们的故事》（按：经与同仁们协商，已收入书系的第三集中）一书的。最初这篇文章曾经被认为是有一些性政治性的风险的，但是仔细阅读其实没有什么。因为它的视角根本上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文化和学术性的，特别是它是真诚的，可以启发人的。文革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一个深受文革之害并以亲身的经历和感受进行一些反思，对经过和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是一种受益。文中俞伟超先生的言谈之中除了对文革中毛和共产主义表现了一点不以为然，除了对三峡建设中对文物有些不重视的侧面披露之外——而且今天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根本就没有其他政治性的东西——文章只是粘带了一些一个文人自己生活的时代的墨水而已。

文章里边还体现了俞伟超先生对文物保护和博物馆等今天大家特别感兴趣的一些问题的个人认识的早期线索与答案。当年的俞伟超先生等其实已经注意到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的关系问题，农业学大寨时，他已经立即主动地行动起来，调查和发掘了周原。文章中说，这是他闭门思考了三天三夜的结果。我以前听他说过，这里又对一个美国的记者说起，看起来他是认真的。他对三峡考古和文物保护也拥有一种较早的、有意的参与意识。记得1986年他到中山大学讲座所用的头衔就是三峡考古总指挥，当时我们这些对俞先生所致甚少的学生们感到这很像一个军事头衔，很威风。这种意识不仅当时而且时至近日仍然是在当代中国的考古学中十分欠缺的一种精神和意识。作为考古学家的俞伟超先生的事业顶峰是在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馆长期间，他组织田野考古的新试验并建立航天考古和水下考古，被同行戏称为考古学的三军司令，同时主持修改代表国家意志的中国通史基本陈列的深层意识，对以文物和博物馆语言表述历史的方式的探索，对博物馆与大众的关系的原初的朴素的向往和尝试，尽管只有片言只语，却都是极其难得的资料。

斯人已去，往事重温，文章读后不禁让人唏嘘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