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纪录电影展参展影片《生活属于我们》(2006-03-03 00:20:41)
生活属于我们
La vie est à nous
让·雷诺阿（Jean Renoir），1936年|66分钟|黑白有声35毫米
*
本片反映了1944年6月6日盟军登陆诺曼底以及登陆之后诺曼底的情形。盟军登陆诺曼底之后是怎样一幅情形呢？一位小学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这件事时，将之与1346年英格兰爱德华三世军队的登陆进行了对比。一边是反映几个世纪前那场登陆的历史画片，紧随其后的是美军摄影队在登陆时拍摄的纪录电影片段：被炸弹炸成碎片的雕像，被战火烧成焦碳的树木，军队所到之处一片狼藉。本片并非对登陆事件本身的现场记录，而是拍摄于登陆事件之后，使用了美军摄影队拍摄的纪录电影资料。诺曼底是格莱米勇的故乡，巴黎解放不久他就带着摄影师来到诺曼底，初衷是为了“看看这个曾经是法国外省最富裕的地区在战后是什么样”，拍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将刚刚结束的盟军登陆与几百年前的英军登陆进行对比的想法。此外，学音乐出身的格莱米勇向来认为电影中的音乐与画面同等重要，他亲自为这部表现故乡命运的纪录片谱写了音乐。（关于本片导演让·格莱米勇，参见第1单元《安德烈·马松与四种元素》影片简介）。更多资讯见单万里《法国电影的纪录奇观》。
*
提起让·雷诺阿，人们很少会将他与纪录片联系起来。他监制和导演的《生活属于我们》（1936）虽然有一些搬演的场面，但是仍然被电影史学家认为是一部纪录片或准纪录片。让·雷诺阿在《我的生平和我的影片》一书中谈到了本片的诞生过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有多少连一只苍蝇也不会伤害的善良人居然能容忍希特勒这个怪物。我对这一现象感到惊奇。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指望希特勒来改变他们对社会现象的不满：火车误点、煤气中断、停电、邮电工人罢工、清洁工人罢工，还有电话接线员和矿工罢工。他们最充分的理由是：“在德国，火车一定要正点，没有罢工。”
把人分成法西斯分子和共产主义者毫无意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也相信进步。它们的信徒希望建立一个以技术为基础的社会。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华盛顿，技术是万能的上帝。然而，在极端的情况下，必须旗帜鲜明。如果我重投人生，在不得不作出选择的情况下，我就站到共产主义一边，因为在我看来，追随这种学说的人对于人类的观念更加值得尊敬。然而，对于我来说，就象我曾经宣称，现在宣称，将来还要宣称的那样，真正的敌人是进步。这并不是因为进步有什么不好，而恰恰是因为它太灵了。说飞机危险，并不是因为出了几次事故，而是因为它们按时起飞、降落，坐起来舒舒服服的。说进步危险是因为它依靠的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技术。正是它的成果搅乱了我们的生活规范，迫使我们生活在不适应的环境中。这个敌人留点时间让我们适应一下倒也罢了。情况可不是这样，人们刚刚有点稳定，一个新的发明又把旧的秩序搞乱了。
我的《朗基先生的罪行》拍完了，拍得很成功。这部片子把我推进了左派电影工作者的行列。大概这是因为影片涉及了工人合作社的问题，可是现在连最资本主义化的国家也完全接受了这种制度。1935年，法国共产党请我拍一部宣传片，我愉快地接受了。我认为，每个正直的人都应该与纳粹主义作斗争。我是拍电影的，我参加这一场战斗的唯一方式就是电影。我过高地估计了电影的威力。《幻灭》尽管很成功，但它还是未能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我想，许多“幻灭”、许多报纸上的文章、许多书籍、许多示威游行加在一起，就能产生影响。
在拍摄《生活属于我们》的过程中，我与工人阶级中具有真诚的仁爱之心的人有了联系。我过去相信，而且永远相信工人阶级。我认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可能给我们带来一服解毒剂，专治破坏性的自私自利。今天，在我偶然置身其中的这个半球，即“高度发展”国家所在的半球（指美国，雷诺阿写作本书时居住在美国——引者注），已经没有工人阶级了。某种思想上的纯洁性随着物质的繁荣而消失。新的来，旧的去。工人享受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就成了资产阶级分子。真正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不发达国家里才能找到。巴西的牧工是无产者，而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就不再是无产者了。
《生活属于我们》那个时代的左派活动分子真正是无私的。他们是法国人，身上带着法国人所有的一切缺点和美德。他们丝毫没有俄国人的狂热，也没有拉丁式的浮夸。这是一些宽宏大量的现实主义者。尽管他们有不同的倾向，但仍不失为法国人。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很自在，我们爱唱同样的民歌，爱喝同样的红葡萄酒。一天，一叫偶然的机会使我与不同倾向的两组工人呆在一起。这是在万森举行的一次反希特勒大会期间的事。
一边是一组木工，这是些留着浓密胡子的汉子，他们特意穿着他们那行当的传统服装来参加集会。另一组工人是在实验室工作的女工。男女两组工人议论着革命的目的。一个木工说：“我革命是为了走进有钱人的地窖，喝他几瓶好酒。油画、银制餐具我不要，留给他们。我要的是好酒。”另外一组里的一位姑娘对这种想法表示愤慨：“如果我们学资产阶级的样子，过放荡的生活，那么我们有什么权利取代他们？我革命是为了改善人类的生活，为了使人变得更高尚、更慷慨，而这是反动社会做不到的。”
由我监制的《生活属于我们》有很大一部分是我的那些年轻助手和技师们拍的。我导演了其中的几段，没有负责剪辑。在另一部影片《马赛曲》中，我得以表达了我对法国人的爱。这部影片的问世应归功于一种不甚正统的办法。我们发起募捐，认捐者以后可以免费看片子。这个办法解决了拍片的经费，而且证明可以通过募捐来拍电影。当然还得有个前提，就是不能用这个办法去发横财。
在《马赛曲》这部影片里，我叙述了马赛义勇军向巴黎进军、攻占杜伊勒利宫，最后推翻君主统治的故事。影片中，我围绕着这一历史事件，展现了几个主角的生活。我们从路易十六拍到勒德雷，从王后拍到青年女工，从宫殿拍到街道。
由于这两部影片，我也投入了人民阵线这一振奋人心的思潮中。那个时候，法国人真的相信他们就要相亲相爱了。大家都觉得被卷进了一股慷慨激昂的潮流之中。
以上文字摘自让·雷诺阿《我的生平和我的影片》（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80—82页）。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生活属于我们》拍摄完成后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在许多场合放映时获得很大成功。但是，在法国被占领时期，这部影片遭到德国审查机构查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得以重见天日。
加载中，请稍候...
插入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