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谈批判梁思成始末

何祚庥大学毕业后，初出矛庐第一刀，就是批判梁思成。这一刀砍得稳、准、狠。一个大学毕业仅四年的青年，而且是学物理的，竟然一刀毙命，把梁思成打得无招架之力，只有写检讨、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的份。

何祚庥想到这件事就很得意。不是吗？梁思成是世界级的建筑史专家，联合国大厦设计的顾问，北京市副市长，但是，阴沟里翻船，败在自己这个毫不懂建筑学的“革命小将”手上。

1999年前后，是何祚庥院士一生反伪事业的顶峰，在《我与自然辩证法》这篇文章中，谈到这件事的始末。文章的第二节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一个学习马列主义的‘研究院’”。节录如下：

“……
解放初期是各种思潮充斥泛滥的时期，如果不是几场严肃的激烈的思想斗争，那是无从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政治领域的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规定之一，就在于它是革命的批判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得到传播和发展。我们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种斗争中，才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高明的和不甚高明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形态的和貌似科学、实质上并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之间的区别。

……

“还可以举出一个在50年代初期，我曾亲身参加的一场学术斗争并从中受到教育的例子，那就是彭真同志所领导的对梁思成教授的复古主义的建筑思想的批判。1954—1955年间，在我国的建筑工作中，曾经出现一股复古主义的美学思想，亦即片面强调在建筑里要继承民族形式，要求各个新式的建筑上都加上一个“大屋顶”，从而造成经济建设中的一些浪费。毛主席也曾好几次说：“大屋顶”也不好看。这样一种批评建筑学中错误思潮，亦即批评梁思成教授的建筑思想的任务，便交到了中宣部。1955年，在某次的政治局会议上，部长陆定一同志写了一个条子给彭真同志，请彭真同志负责领导这一批判工作，彭真同志同意了。于是于光远同志便带了我去见彭真同志。彭真同志除了召集有关同志开了一次动员会并做了讲话外，最重要的一个措施便是下令在颐和园的畅观楼里组织了一个班子，大大小小共写出约十余篇的批判文章。其中写得最好，最有说服力的是查汝强同志所撰写的《评梁思成的建筑理论的若干问题》的文章。我也写了一篇《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当时决定先发我写的那篇文章，便刊登在《学习》杂志上。梁思成教授见了刊在《学习》杂志上的这篇文章后，立即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做了比较认真的自我批评，刊登在次日的《人民日报》上。彭真同志见到了这一自我批评以后，立即把我们这批文章的作者们找了去，说“人家都承认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了，怎么还能批评人家。”于是下令把所有已写了的文章都送梁思成教授参阅，但一切报刊都不得再刊登有关批梁的文章！于是一场批梁的运动就此中断，包括查汝强同志所写的最佳论文也没有见报，只是在前一个时期才收集在《科学与哲学论丛》的小册子里，做为这一“批判“工作的历史的见证而已！

……

中宣部科学处的一段生活是丰富的，它使我们见识到，什么是高明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冒名”的马克思主义！”

（董驹翔  董翔薇编《哲人忆往》   第269—273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年1月）



北雁南征短评：
                                   （1）

关于对解放初期的几场政治运动，现在有许多评论。右派的自由主义者，咬牙切齿，骂声不绝，就是左派“老人”，如胡乔木、周扬、于光远等等先生，谈到这些运动，也从不同程度上认识到，这些运动是极左的，使国内、党内失去了民主风气，有所忏悔。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可能是唯一的、正面赞美、全面肯定这些运动的文章，肯定它对中国建设成只有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思想的“伟大贡献”。
                                    
                                     （2）

何祚庥经常讲，他在中宣部学到了高明的、真正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他实际学到了什么东西呢？

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学习一个理论，关键是通过典型案例，学习用这个理论解“难题”。

他在中宣部学习到的，正是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解难题：方法就是把“难题”，如电影问题、文艺理论问题、科学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然后在上层领导的支持下，用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

这次胜利，何祚庥尝足了甜头，使他感到，有上层领导支持是胜利的根本。所谓“奉旨出朝，地动山摇”是也。这就是为什么在于光远和“人体科学”苦苦斗争的十五、六年间，他只是在一边看热闹；他看到张宝胜的所谓“作弊”，当时不说。直到7年以后，1999年5月，当事人的记忆淡忘，很难查对，但政治时机成熟，他看到该出手了，于是翻出7年前的老帐，违反科学界有不公布失败试验的贯例，“违反了在1982年，由论战者双方曾达成的不要在报刊上宣传或批评人体特异功能的一个《协议》，（《我不信邪：何祚庥反伪科学论战集》    第319页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年10月）以哄动海内外的方式提了出来，拉开了反伪科学运动的序幕。从此，反伪科学的主导权很快落到何院士手中。
     
                                 （3）

根据梁思成的亲人和传记作者的讲述，梁思成的检讨是被逼的，他是在说假话，内心根本就不服。

在中国，这类运动的最大危害就在于，破坏了国民的道德：制造了一个生态环境，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说谎。

在运动中走过来的作家舒芜说：这些运动的“最大的危害，首先在于教坏了群众，斫丧了他们的是非、羞恶、恻隐之心，这才是世道人心之大忧，祸在千秋，祸在国运，比造成一批一批的冤案要严重得多。”（刘智峰主编：《中国道德调查》   第210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6月）

何祚庥的行为，是对中国稳定和发展的破坏，他不仅没有认识这点，现在，还得意扬扬地当成自己的功业来吹嘘，你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