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3亿人都能用自己大脑思考问题的时候，中国一定还会给世界一个奇迹。           

           三十年，我们改变了什么？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三十年。中国人爱说三十而立，在这而立之年，全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在搞纪念活动，什么论坛啦、研讨会啦、成果展啦等等，光我们妇女界就一个接一个让你迎接不暇。

    三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却是从一个时代走进了另一个时代。

    回想一下，三十年前后我们是怎样生活的，像我这样年龄段的人可能最有发言权。先从个人生活谈起，标志性的事件有：1969年我应征入伍，在部队吃大锅饭，但要用自己的饭碗，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文革年代，你猜不出买个碗有多难，几个女兵在昆明大街上转了好几圈也没买到一个碗，只好一人买了一个盆回来，女兵们拿盆当饭碗成了军营一道风景；1979年在部队结婚，谁也不会想到下馆子，用煤油炉炒了几个菜，把战友们请来撮一顿算是婚宴，自己买木料找人打了个三门柜搬进9平米的宿舍就是新房，比姜昆当年的新房还多4平米；1983年带着的女儿从部队转业分配到全国妇联，一个月62元的工资，花60元把女儿全托给一个大妈照看，牛奶白糖还要另买，经常窘迫到兜里找不到5分钱坐车；1984年中国妇女报创刊，我如愿以偿调到报社，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同年，也从部队转业的老公公分到一室一厅住房，我们一家三口终于结束了和公婆小叔子挤在一起的日子。那时候，生活虽然清苦，但从不觉得苦，因为大家都一样，没有贫富，没有攀比，况且，我们从小就知道“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还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使命。

    什么时候开始打破这种平衡？记得1990年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到香港（还没回归祖国）参加两岸三边女记者研讨会，会上填个问卷，其中一项是工资收入，我们大多数填写的是200—400元，而香港、台湾的同行大多填写的是3—4万元。同去的一位人民日报记者在发言中带着火药味，她说，我们的制度不同，工资根本没有可比性。我们住房不花钱，孩子上幼儿园不花钱，上下班坐车不花钱，看病还有公费医疗……她一口气说了一大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直说的两地同胞瞪大了眼睛。

    “既然这么好，为什么要改革？”提出同样问题的还有韩国妇女。1996年我随团访问韩国的时候，接待我们的韩国妇女私下里对我们说，她们大多数是工人出身，为争取女工的合法权益有的还坐过大牢，她们和政府谈判总拿中国说事儿，她们认为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对妇女儿童是最有利的，也是她们最渴望的，她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改变它。

    是的，我们为什么要改变它？人民日报记者说的是实情，韩国妇女渴望得到的社会福利我们这些“单位人”也确实享受着。但是，我清醒地知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人的社会福利是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工农业“剪刀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享有这些福利的人口只是少数。而广大农村几亿农民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极左思想统治下，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我山东大姑家有个儿子，实在忍受不了出身不好受到的歧视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饥饿日子，偷偷跑到东北谋生，他怕被抓回来批斗，和家里断了好几年联系。我想，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江西下放期间一定亲眼目睹过贫困，重新掌权后，到西方国家访问又亲眼看到了现代化，所以他才得出斩钉截铁的结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中国的改革是从贫穷的农村开始的，安徽凤阳小岗村几个大胆的农村干部顶着坐牢的危险，把土地承包到户，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一亩地产值一下子翻一番。从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铺开，农民过上了温饱的生活。随后，改革开放的潮流势不可挡地向城市延伸，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涌进城市，形成颇具中国特色的民工潮。经济特区的建立，吸引了跨国企业的投资，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征用，使中国很快变成世界工厂。在市场经济这双无形手的操纵下，中国的CDP保持20年持续攀升，人们开始有了私有财产，并在立法中得以保护。从越穷越光荣到越富越光荣，在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的同时，传统价值观被颠覆了，伴随滋生的腐败和丑恶现象使社会出现不稳定因素，但最终都在党和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化解了。当社会的公平正义受到挑战的时候，像农家女这样的公民社会组织应运而生。

    三十年，我们的社会在改变，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在改变，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到底改变了什么？我想说的是：在改变世界的同时改变了我们自己：从用一个大脑想问题到用自己的大脑想问题。改革开放还将继续，再过三十年，我相信，当十三亿人都能用自己大脑思考问题的时候，中国一定还会给世界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