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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美贸易摩擦、争端的原因及解决机制

(2008-05-21 13: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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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中文摘要

本文主要论述了中美贸易摩擦的现状和形成,归纳了贸易摩擦的几种类型。充分论述了贸易摩擦形成的原因。从政治角度一点一点的揭开美国贸易摩擦的根源

美国采取什么样的贸易政策,自然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但也强烈地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美国贸易政策实际上是经济利益和政治现实的结合,是政治舞台上各种力量相互平衡的结果。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下,国会成为政客们政治利益交换的场所,各种政治主张,包括与贸易无关的人权问题,都有可能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中得到体现,前提是这些主张能引起议员的关注、能有足够数量的代言人、能通过游说或者利益交换得到足够的支持。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美贸易摩擦为什么牵涉到了从贸易到金融,从经济到政治的广泛领域。如果单纯地从经济利益、国家利益角度出发探寻某个政策是否“合理”,就容易陷入迷茫。即使一项政策在经济上不合理,也不利于美国的国家总体利益,一旦在“政治上合理”,那么它的出笼也就顺理成章了。

关键词:贸易摩擦;贸易政策;政治;经济

 

 

前言

中美贸易关系自从两国建立贸易关系以来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用“退一步,进两步”来形容这种关系也不为过。一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审议,与贸易有关或者无关的人权问题,正是中国“入世”前中美贸易关系特点的真实写照。中国“入世”随着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贸易摩擦出现的频率反倒有所增加,涉及纺织品、服装、农产品、家具、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汇率安排、劳工标准等诸多领域,美国成为与中国发生经贸摩擦最多、最激烈的国家。美国公司对海外竞争对手提出的倾销指控中,有1/5以上涉及中国。尽管庞大的美国市场和迅速崛起的中国市场,以及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使得这两个国家相互之间存在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是如此激烈的贸易摩擦,不禁让人担心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美国的贸易政策不是单纯的经济决策,而是经济利益和政治现实的平衡。

巴尔舍夫斯基说,在1999年两国达成中国入世协议和其后一年关于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辩论之后,到2000年,两国政府事实上已达成一个新的、相当稳定的共识。这一共识是三个因素的总和:对两国关系一旦发生根本性问题将产生的后果,两国政府有清醒的认识;对双边贸易及中国经济改革的长期成功,两国有强烈的共同利益;在亚洲金融危机、朝核问题、中亚问题等一系列地区性问题上,两国有共同的立场。在这样的共识下,两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带来了美中关系15年来的第一个持久的平静阶段。但在最近几个月里,华盛顿对美中关系的争辩已经再次开始。巴尔舍夫斯基认为,与20世纪90年代的辩论相比,这些摩擦并不直接指向中美政治关系的核心,而一直集中在贸易和经济问题上。但是,其重要性不应被低估。短期内,这种辩论可能波及到政治领域;长期来看,这一辩论涉及的是处在中美关系中心位置的经济问题。特别要指出的是,中美贸易问题颇似当年日美贸易问题。20世纪80年代,美国指责日本只重商业利益,逼日元升值,最终迫使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巴尔舍夫斯基对这两场辩论做了对比,她说,美日关系的脆弱之处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日本是美国的盟国。这一点总会对涉及经济的国会决定和行政部门的政策,发挥抑制性影响。相比之下,中国和美国不是盟国。虽然两国在有共同基础的问题上可以密切合作,但两国的安全关系颇为复杂,有时候容易波动。在此情况下,经济对美中两国关系整体稳定的影响,远比经济对美日关系的影响要大得多。中国已成为了美国国会以及下届总统竞选进行贸易政策辩论的中心议题。一项有7位参议员提出的议案,要求除非中国同意人民币汇率浮动,否则将对中国商品征收27.5%的关税。还有人提议,要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另外,也有人要求根据贸易法对中国的货币措施进行调查。巴尔舍夫斯基表示,这些提议很少能变成法律,但是立法建议的提出,是国会意见和广泛的美国社会意见的指示剂,而且是对行政部门施加压力的一种强有力方法。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现状

最近经过七轮磋商才解决的纺织品问题,涉及六七十亿美元的出口,是近年来中美之间最大的一次贸易争端。2005年6月美国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的访华,是中国和欧美的纺织品贸易谈判白热化的开始。他甚至抛出了“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把输美纺织品的增速控制在7%以内,美政府将会对美国纺织品市场继续采取保护措施”的言论。最后通过艰难的谈判,中美签署了《关于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谅解备忘录》,协议主要内容:       “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棉制裤子等21个类别产品实施数量管理,包括11个类别服装产品和10个类别纺织产品,其中16个类别为2005年一体化产品,5个类别为2002年以前一体化产品;协议产品2006年基数基本上是2005年有关产品美国从中国的实际进口量,2007年和2008年基数均为上一年度全年协议量;协议产品2006年增长率为10%至15%,2007年增长率为12.5%至16%,2008年增长率在15%至17%。”尽管像美方一再强调的那样协议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但仔细看看协议你会发现协议内容其实远远低于中方预期,因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捷化的今天,对国际贸易的仍进行数额管理是不符合世界潮流的。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新特点

(一)贸易摩擦的产品逐渐扩大到高附加值产品

截至2005年底,在美国对华产品发起的114起反倾销案件中,涉及轻工、纺织和化工产品的案件在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件总数中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的88.8%下降至20世纪90年代的70%和2005年底的48.22%,而同期,机电产品所占比重却由20世纪80年代的5.5%上升至25.4%。

(二)贸易摩擦的形式多样化

反倾销、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形式。目前,已向“特保条款”与保障措施的运用等方面转移。并可能成为美国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由于“特保条款”启动程序简单,我国产品出口很容易受到限制。

(三)贸易摩擦开始从微观层面向宏观层面转化

从2003年开始,美国认为,对华1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导致了美国一些企业倒闭,失业人口增加,并以美中贸易平衡为由要求人民币升值,并改变现有汇率制度。由于我国部分产业和产品(例如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较大,贸易摩擦的不断增多将对主要对美出口的中国企业造成相当大的损失,并抑制我国外贸经济的快速增长。此外,贸易摩擦的“溢出效应”也波及到政治领域,而且“非市场经济条款”可能使中美贸易摩擦由微观领域向宏观领域发展。

三、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

现实中,各国间的贸易摩擦由于各国情况的不同又具有各自不同的原因。实际上,自中美建立双边经贸关系以来,两国贸易摩擦就已开始。从根本上说,这与中美两国目前国内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一)贸易不平衡是目前中美经贸摩擦最重要的因素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用经济模型证明,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如果超过GDP的1.5%,两国之间就会发生“激烈摩擦”;要是超过2%,就会引起报复措施;如果对一国的贸易顺差超过该国贸易额的25%~30%,那就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会演变成政治问题。据中方的统计数据,中美贸易差额与我国GDP比值从1998年的2.04%上升到2007年的5.45%;另外美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两国间的贸易差额与我国的GDP比值从1998年的4.58%上升到2007年的12.61%,不管从哪方面的统计数据都表明了中美之间经贸关系会产生严重的摩擦问题。而且,2006年中国贸易顺差已经达到中美贸易额的46.39%。所以,就中美贸易不平衡规模而言,这个问题已经演变成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也是陷我国于中美贸易摩擦中不利境地的主要因素。

(二)对美出口增长是贸易摩擦继续存在并不断加剧的关键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外贸易迅速扩大,尤其对美国出口增长更是迅猛。两国间的贸易摩擦不可避免地增多,这是发展国际贸易必然要付出的代价。目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由2001年的45%升到2006的80%左右,如中国对美出口的服装、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一旦对美国出口额度减少,中国对美出口总额度就会锐减。另一方面,虽然近年来中国对美出口呈现出快速的产品多样化趋势,但由于中国对美国产品出口常常在某个时期以几种产品为主,且出口量也较大,而美国在政治体上是一个各地区、各行业利益群体的复杂集合体,而且这些利益群体的要求、呼声往往能得到比较充分的政治反映。因此,一些行业、地区的经济一旦受到或可能受到进口冲击,其代表利益集团通常会尽可能多地要求联邦政府给予贸易政策上的保护,从而引起双方的贸易摩擦。

(三)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影响

在经历了长达1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后,2001年,美国开始步入衰退,进入一个相应的结构调整期。进入新世纪以后,经济高速增长期形成的生产能力面临着必须得到有效消化和吸收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美国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只有全球性的市场才能与之相对应。因此,当前美国面临着生产能力如何实现这一重要问题,而该问题的解决却面临两个因素的制约:(1)目前,日本与欧洲也正处于调整时期,同时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的经济结构问题,需求也非常有限,美国目前大量的高新技术产品生产能力很难实现;(2)高新技术产品的实现要求规范的市场环境。美国要求必须有全球性多边协定和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保证技术传播过程中美国的利益。但是现实的谈判过程中不利于全球的技术扩散过程,也从根本上制约了美国的结构调整和高技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美国结构调整过程中的种种障碍促使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兴起,在中美贸易中则表现为摩擦不断增多。

(四)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焦点集中在人民币币值问题

这与美国国内目前的状况密切相关,即美国国内经济的三大泡沫和三大因素需要美元大幅度贬值。三大泡沫分别是股市泡沫、美元泡沫和房地产泡沫;三大因素分别是经常项目收支赤字、财政赤字和人口老龄化。而中国实行紧盯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使得以美元表现的商品价格偏低,从而促进了中国产品对美国的出口,并且限制了美国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从2001年以来,美国开始通过美元贬值来改善其经常项目逆差,减弱美元政策提高了美国产品对欧元区和日本的竞争力。但由于中国实行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人民币也随美元一起贬值,使得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也增强了。在美国看来,中国利用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分享了美元贬值的好处。由于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使得美国认为中国商品的价格偏离了实际价值,美国一直要求人民币升值,从而导致了许多贸易摩擦

 

四、美国政治游戏规则是贸易摩擦的重要根源

(一)美国贸易政策的特点

1.公平贸易取代自由贸易

美国在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段期间内的主论调是自由贸易。20世纪70年代以后因为巨额贸易赤字等问题开始转向公平贸易政策,其基本观点是认为美国市场开放度远远高于别国,别国借此一方面广泛运用倾销、出口补贴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挤占美国市场,另一方面又筑起重重壁垒将美国商品、服务和资本拒之门外,致使美国贸易逆差居高不下。

美国贸易政策由公平贸易取代自由贸易,其主旨是一方面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从根本上增强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另一方面由政府出面致力于消除贸易伙伴的“不正当、不合理、不公平的贸易政策或做法”,为美国商品、服务和资本打开有利可图的海外市场大门。这一理念决定了美国制定贸易政策的基调,也是挑起美国和他国贸易摩擦的政策背景。

贸易政策体现强烈的政治色彩。对外贸易是美国参与全球经济的核心手段,对于繁荣经济、增加就业、获取商品服务、抑制通货膨胀、保障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此外,贸易也越来越多地成为美制裁他国、推广美式价值观甚至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简而言之,对外贸易政策不仅是美国的经济手段,也成为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手段。事实上,在众多的对外政策中,贸易几乎是美国决策者面临的最具政治色彩的领域。与贸易有关的决策伴随着重大的利益和风险,对进出口的限制或者鼓励措施动辄影响数十亿美元的贸易额,也会关系到美国内数百万工人生活和生存问题。

2.偏重双重标准和单边主义

贸易产生于贸易各方比较优势的不同,同时也会强化贸易各方的优势,促进产业分工的深化和产业的国际转移。贸易各国之间不同领域的竞争优势推动国际贸易发展,国际贸易发展也反过来促进各国优势产业的发展,弱化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产业。这种互动关系是一个动态过程,并非静态结果。贸易本来是互惠互利的活动,但在美国的政治游戏规则下,贸易政策参杂了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一方面高唱自由贸易大举进攻国外市场,另一方面又挥舞保护主义大棒保护国内市场。美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所依据的法律主要是国内立法,包括201条款(防止贸易损害)、232条款(国家安全)、301条款以及超级301条款(不公平贸易和授权总统进行报复措施)、337条款(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条款用国内标准评价国际贸易,奉行单边主义。这种双重标准和单边主义行动,很容易招致其他国家的报复行动,贸易摩擦也就在所难免。

从总体上说,决定美国贸易政策的大环境是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和竞争环境、政策制定者的观念以及有影响人士对贸易政策作用的认识等,但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一些游戏规则对贸易政策也有非比寻常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美国贸易政策就是利己的政客和各种利益集团互动的结果。2002年3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将实施进口钢铁保障措施调查案最终救济方案,即对钢坯、钢材等主要进口钢铁产品实施为期3年的关税配额限制或加征高达30%的关税。结果这一政策使得美国政府受到欧盟、日本、韩国等国的指责,中国也在世贸组织保障措施协议下向美国提出了磋商要求。期间就有评论认为,布什这样做是为了获得西弗吉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等这些钢铁业大州工人和企业的支持,以便赢得即将进行的国会中期选举和总统大选。

(二)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主要游戏规则

1.国会管理贸易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管理同外国的商务活动”,并“制定和征收关税”。这项立法授权国会管理贸易和关税事务,此外国会还有权设定必要的关税水平。关税曾经是美国联邦财政收入最大的来源,这项立法有利于保证关税的收入。现在关税在联邦财政收入所占的份额已经远远低于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但是这种权力划分还是保留了下来。相对而言,总统虽然享有包括贸易条约在内的缔约权,但须经参议员2/3的多数批准。因此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权在立法部门的国会,却不在行政部门。这种权力划分对贸易政策有重要影响。

国会管理贸易以及议员选举制度更容易滋生贸易保护主义。国会议员依据选举产生,议员主要对选区或所在州负责。因此国会议员可能把国际贸易问题视为地方问题,他们会考虑一项立法对选区或者本州人民的影响,对国家整体利益的考虑相对少一些。在选举制度下,如果议员忽视地方利益,过多考虑国家利益可能会丢掉席位。

这种制度实际上不鼓励议员具备全球视野,却更容易滋生狭隘的贸易保护主义,为了某个或几个地区的利益而对他国实行贸易制裁,甚至不惜打贸易战,全然不顾一项政策对两国总体利益的影响。简而言之,行政部门更具国际视野却不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更注重本地区利益的议员却可以制定对外贸易政策,因此贸易保护主义的主张经常得到体现。

2.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有重大影响

各种利益集团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和利益积极影响美国立法和其他政治决策,对直接或间接关系到其成员的公共决策施加影响。利益集团通过游说、拉票、大规模宣传等手段推销自己的态度立场,影响议员的决定。以美国制造业工人组织劳联产联为例,该组织代表美国1300万工人权益,拥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对美国政坛有强大影响力,素有美国“票仓”之称。

因此,小到企业的贸易活动,大到国家的贸易政策、贸易谈判,只要可能涉及该组织所代表的劳工利益,它就会在国会大力游说,更有游行、示威、罢工等手段相威胁,该组织对国会决策的影响非同小可。例如,中美双边谈判进程对中国入世谈判有决定性影响,中美双边谈判需要解决的一个先决条件是美国给与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后改称正常贸易关系,即PNTR)。这个问题受到的最大抵制和阻挠便来自劳联产联。因为劳联产联一向足美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反对者,他们担心中国入世会加剧美国的“工作输出”。尽管PNTR可以给美国带来巨大商业利益,但是劳联产联对此置之不理,强凋中国的人权问题和劳工待遇问题。实际上,作为美国历史上排华运动的先锋,劳联产联并不真正关心中国工人的待遇,它真正关心的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利益,只不过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更“高尚”、更有迷惑性的理由。在这种制度下,我们经常会看到,对于有利于的美国的事情,美国政界睁只眼闭只眼;对于不利于美国的事情,哪怕仅仅影响到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也会立刻有反对声音。

(三)代言人制度

在美国民主制度下,议员和政府官员往往是某种利益的代言人。在选举制度下,个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对于政治前途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了维持个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兑现竞选承诺、保持亲民的姿态、参与各种社交活动、保持积极的形象、进行有利的宣传都是非常重要而行之有效的做法,在竞选期间尤其如此。但是要做到这些,除了本人要有足够时间和精力以外,还要求个人要有足够的资本,美国国会更有百万富翁俱乐部的称号。因此,美国的政界人士不是本人拥有巨额财产,就是能得到他人的资助。官员当选后,资助人的要求就可以得到体现,而且有些资助人本身就可以成为任命官员。

产业集中与代言人制度结合使得贸易保护主义可以在国会获得更多支持。一个产业在某地区相对集中就会有更多代表本地区利益的代言人。这些代言人既可能直接支持贸易保护政策,也可能和其他议员互相支持,甚至进行政治利益交换,以便产生更大影响。

美国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前主席赫尔姆斯自称是“台湾的保护神”。他作为台湾在美国政界的代言人,几乎到了逢中必反的地步。他反对克林顿总统的对台“三不”政策,还在1999年炮制出所谓《加强台湾安全法》,图谋加强美台军事关系。2000年9月,他与14名参议员投票反对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曾经两次威迫克林顿总统对中国进行制裁。他对中国人权、宗教事务也不时发难。正因为美国政坛有这样一股政治势力,中美两国之间的一些技术性、微观的贸易问题,也可能迅速提升为政治问题,这为两国贸易关系添加了很多变数。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总之贸易顺差问题由来已久,美国人年年死盯着这个数字,拿来说事。就凭这个单一数字就得出结论说美中贸易关系在提供机会方面缺乏公平性、持久性和平衡性。然后不断地提要求,从不觉得过分,实在让人恼怒。

 而我们呢,总是在做解释工作,得说这个顺差表示了什么,得说这如何是一个双赢的好事,得计算出美国人虽然进口量大出口量小,但从中却赚了多少便宜,而我们中国人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显得被动。我一向觉得美国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其实看不懂的这一堆数字的只有我们老百姓自己。

计算不出双方的具体得失不代表我没有自己的标准。我的看法是,只要贸易在进行,就表示双方是在各取所需,只要满足了各取所需就无所谓吃亏占便宜。美国人购买中国出口的东西多,那是因为他需要,不存在强买强卖的问题。现在他们拿这个说事,无非是要多占得具体便宜而已。就我们来说,需要学习对方的是他们争取利益的态度和手段。中国在贸易争端中表现了更多的忍耐和让步,当然是现实情势所迫,但也和我们的民族性格相关联,老实说,我从不认为“和为贵”的传统文化有助于贸易发展和商业进步。只有主动竞争才是唯一正道。我们在贸易争端中可以看到外国的企业和商业组织频频出击,更可以看到他们的政府、国会、工会和种种社会组织的力量轮番显现力量,你方唱罢我登场,谁都不甘落后,所以处处主动。看似各行其道,但在世界舞台上只有这样才真正构成了一个完整国家。

美国采取什么样的贸易政策,自然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但也强烈地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美国贸易政策实际上是经济利益和政治现实的结合,是政治舞台上各种力量相互平衡的结果。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下,国会成为政客们政治利益交换的场所,各种政治主张,包括与贸易风马牛不相及的人权问题,都有可能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中得到体现,前提是这些主张能引起议员的关注、能有足够数量的代言人、能通过游说或者利益交换得到足够的支持。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美贸易摩擦为什么牵涉到了从贸易到金融,从经济到政治的广泛领域。如果单纯地从经济利益、国家利益角度出发探寻某个政策是否“合理”,就容易陷入迷茫。即使一项政策在经济上不合理,也不利于美国的国家总体利益,一旦在“政治上合理”,那么它的出笼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政策建议

1.政府方面

把握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趋势,及时调整经济与贸易发展战略,按照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增长模式,在处理外需和内需的关系上,采取更加均衡的战略。熟悉和掌握WTO争端解决机制,而且政府要积极参与国际谈判,在贸易壁垒制定的标准和规则方面,中国要有一席之地。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融入WTO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我们应加快制度的调整和创新,尽快建立符合WTO规则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消除可能诱发国际贸易摩擦的制度因素。建立和完善我国的贸易救济体系,我国应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应对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等的法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建立贸易摩擦预警机制,政府有关部门和商会应实时跟踪一些产品的出口贸易情况,防止可能爆发的贸易摩擦。提供全面的国际贸易咨询服务,我国应组建专门的中介组织、咨询企业或机构,提供全面的国际贸易咨询服务,以便及时采取防御措施。

2.企业方面

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提高企业竞争力,企业应从提高产品档次,形成产品的个性化竞争优势入手,打造产品国际品牌,这是解决贸易摩擦的根本途径。实施多元化市场战略,针对不同国家对产品的技术性要求不同的特点,我国企业应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努力提高在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市场占有率。积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实施走出去的战略,不仅可以使东道国对进口的保护措施失去原有的威力,而且还可以打开新的市场,将发生贸易摩擦的风险降至最低。借鉴国际上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成功经验,探索适合我国制造业的发展道路,大力发展企业集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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