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底起，我一直关注着余杰。其实在这之前，我并未读过余杰的书。我是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我的启蒙者不是余杰。事实上在他进入北大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但当他的名字进入我的视野的时候，有关他的颇受争议的两极化评论引发了我了解他的兴趣。我对于他在2003年之前的文字兴趣有限，我觉得他后来的文字才逐渐趋于成熟。我知道，余杰是一个有着很多明显的缺点和缺陷的人(他的文章亦然)，但是他的优点也很突出。用黄喝楼主的话说就是，身材越高，影子也越长。而余杰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将自己的缺点和缺陷不加掩饰地展示于众。我至今仍然认为，他是一个 innocent 的人 (尽管近一年多来由于众所周知的事件，我看到了各种各样对他们的非议，也曾一度怀疑自己的眼光。后来通过进一步的了解，方才有了真正的理解)。
我在关天茶舍在一些事情上为余杰说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我一直在关注他，因而对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些了解，当看到朋友们在一些事情上对他产生误解的时候，便忍不住要发言。另一个原因是，余杰的文字所表达的理念和价值观 (文化的、政治的、和宗教的) 都与我个人的理念和价值观非常接近，那是一种内心深处的认同和默契。再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像他这样一个倍受非议的人更需要帮助。
我认为余杰和王怡目前比较欠缺的，是人生历练、社会实践和生命体验。希望他们在这些方面能够有所进步，能够走出书斋，有更多的行动上的意义。当然，在这些方面, 我本人还远远没有做到他们已经做到的。
我还不是基督徒，但近来一直在阅读<<圣经>>，也有一些基督徒朋友，深受他们的感染和鼓励。他们当中有几位让我甚为钦佩。我也因此而懂得了，人除了理性和感性之外，还有灵性----听从灵性的呼唤。因此之前在留言时我已感受到了，这种主内弟兄姊妹的灵性相通，才是你前面所提到的"想哭"的真实涵义。虽然我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也能理解这种灵性相通，因为我在阅读<<圣经>>的时候，也曾感受到圣灵的启示。
于仲达:
“我认为余杰和王怡目前比较欠缺的，是人生历练、社会实践和生命体验。希望他们在这些方面能够有所进步，能够走出书斋，有更多的行动上的意义。当然，在这些方面,
我本人还远远没有做到他们已经做到的。”你说得十分有道理。我觉得相比基督信仰来，生历练、社会实践和生命体验才是重要的。
静娅:
仲达兄，有点不懂，文中对如何拯救给出了两条出路。以兄之意第二条出路显然有问题，可是第一条出路却没有展开。
如何才能融入？譬如张鸣或者旷新年们在那种境遇中该怎样融入呢？这个集体是体制还是什么？人家还可以说是他们没向“组织”靠拢呢，以兄的一贯态度，这个集体显然不会是指“组织”，那么这个集体是什么？它在哪里？向仲兄请教。
于仲达:
呵呵。提出问题容易，解答问题很难。我的意思是，原文已经说过“十分明显，这两种拯救精神分裂的方式都有负面效应，无法解决存在于精神的实际分裂。精神分裂症的社会是一个双重奴性的社会。”
我现在的思考是，用中国古老的禅宗先来消解虚妄的自己，将自己解救出来，用以“自救”，然后再考虑“救世”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呢，我看到的都是想拯救这个世界的人，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是不具备“自救”和“救世”能力的。
《圣经》马太福音第23章《谴责文士和法利塞人》说：“凡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别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作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遂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
我现在的思考是，用中国古老的禅宗先来消解虚妄的自己，将自己解救出来，用以“自救”，然后再考虑“救世”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呢，我看到的都是想拯救这个世界的人，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是不具备“自救”和“救世”能力的。
于仲达:
“我认为余杰和王怡目前比较欠缺的，是人生历练、社会实践和生命体验。希望他们在这些方面能够有所进步，能够走出书斋，有更多的行动上的意义。当然，在这些方面,
我本人还远远没有做到他们已经做到的。”你说得十分有道理。我觉得相比基督信仰来，生历练、社会实践和生命体验才是重要的。
静娅 :
仲达兄，我觉得你对所谓知识分子的批评有失于偏颇，不那么公平。
在我看来，精英有几个？所谓知识分子和大多数人一样，只是孤立的个体，而不是独立的个人。看到这一差别很重要。作为孤立的个体，无论他是谁，普通农民也好，下岗工人也好，知识分子甚至基层干部也好，只要他还是孤立的个体，那么他依然是一个小人物，对社会的作用微乎其微，别说拯救社会，连拯救自己也不可能。当他还是个孤立的个体时，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想方设法谋取自己的利益，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但至少大部分人会这样，这就难免出现旷新年和张鸣事件了。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知识分子自救与拯救，不是有点苛刻了么？我倒觉得要想让知识分子能够起到他该起的作用，首先应该让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孤立的无望的人。这个不是哪一个个人的主观愿望就可以做到的。否则所有的拯救都是空话。
在我看来，精英有几个？所谓知识分子和大多数人一样，只是孤立的个体，而不是独立的个人。看到这一差别很重要。作为孤立的个体，无论他是谁，普通农民也好，下岗工人也好，知识分子甚至基层干部也好，只要他还是孤立的个体，那么他依然是一个小人物，对社会的作用微乎其微，别说拯救社会，连拯救自己也不可能。当他还是个孤立的个体时，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想方设法谋取自己的利益，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但至少大部分人会这样，这就难免出现旷新年和张鸣事件了。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知识分子自救与拯救，不是有点苛刻了么？我倒觉得要想让知识分子能够起到他该起的作用，首先应该让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孤立的无望的人。这个不是哪一个个人的主观愿望就可以做到的。否则所有的拯救都是空话。
returningjedi：
其实在我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相辅相成的。
作为反抗专制、推动中国的自由事业者以及有一定社会担当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需要更多的人生历练、社会实践和生命体验。而对于他们的个体生命而言，我认为，信仰则更为重要。倘若没有恒定的信仰，丰富的人生阅历、社会经验也有可能 (我是说，有可能) 转化为处事油条或者不择手段、亦或陷入无休止的对苦难的崇拜 (比如，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就未能走出"苦难本身"，以获得更深层次的对文革的反思)。阅历、经验和苦难，并不一定都能升华或提升为丰盛的精神资源。
目前对于他们来说，我并不担心他们信仰的坚定。我认为他们比较欠缺的是人生历练、社会实践和生命体验。希望他们在这些方面能够有所进步。我也相信，这些方面的进步，不仅能够有利于他们逐渐走向成熟、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也必将有助于他们灵命的成长 (呵呵，写这句话时我觉得有些惭愧，目前我本人还不是基督徒)。
他们还需要时间。
呵呵，我接触到的基督徒，却是可爱的基督徒啊 (在我眼里是可爱的)。"中国有句古话，叫作‘众口难调’，在这众声喧哗、弯曲悖谬的世代，基督徒也会常常遇到类似的两难处境：传讲纯正的福音，会激起人的反感；迁就人们朵，又是对神的背叛，到底应该以谁的口味为标准呢？确实值得深思。然而我得告诉你，这其实是一个言不及义的伪问题。圣经上早已说得明明白白：‘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5：29）圣灵还透过保罗说过这样的话：‘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加拉太书1：10）处于各种异端邪说的重重包围中，倘若神给我们这样的恩赐，做个可爱的基督徒诚然不错；但是如果无可避免，服从神的旨意，做个可恶的基督徒也将是我们的无上荣幸。"
-----这段话说得很有道理。基督徒不以"取悦于人"为其行为准则。基督教信仰不是类似于儒家学说的以处理人际关系为重心的伦理学，尽管它也有人际关系的部分。它的一切的核心在于对上帝的信仰，而人的行为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因此，"顺从神，不顺从人"就成为其行为的必然。基督徒并不意味着不批评，甚至有时候是很严峻的批评，有时给人的感觉甚至是"不近人情" 的 (中国传统中的"人情")，只是区别在于，基督徒的批评是以爱 (而不是以恨) 为出发点的。
仲达兄，我觉得我们也需要理解和体谅中国基督徒的现实处境。在一个缺乏信仰自由的国度里，中国基督徒是弱势群体，时刻需要与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力量抗争。另一方面，在这块被无神论洗劫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土壤里传播福音，所遇到的阻力、嘲笑、甚至攻击都是可以想见的。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基督徒就不大可能像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北美基督徒那样温和随意，因为他们也需要"战斗力"，有时候也是不得不比较强硬的。关于这一点，一个可以类比的例子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群体。我们知道，"宽容"是自由主义的基本要素。而生活在当下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首先需要的是与专制抗争 (否则何以言"自由")，那么，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与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北美自由主义者的基本功能、priority 以及风格也就有所不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如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还处在学习阶段一样，中国的基督徒群
体目前也还处于学习阶段。并且是在神学装备相对不足的情形之下 (中国的神学院
远远不足以供给需求) 艰难学步。那么如果产生某些偏差也是可以理解和在所难免
的。并且，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也是千姿百态、参差不齐的。成为基督徒并不意
味着一夜之间就能"脱胎换骨"，而是从此日起，信靠主，在主的引领之下前行，逐
渐向真理靠近。我曾经说过，我们需要纵向比较，而非横向比较-----即: 与他(她
) 信仰基督教之前相比较，而不是与别人比较。呵呵，班门弄斧。所言不准确之处，还望在座的基督徒朋友们指正.
于仲达: 回静娅:
呵呵。你很清醒。正是因为看到了知识分子是“孤立的个体”而不是“独立的个人”，我才有如下的判断：“我看到的都是想拯救这个世界的人，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是不具备自救和救世能力的。”也许，我对所谓的“知识精英”报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吧？写作此文主要是消解“知识精英”的，这个目的达到了。
回returningjedi: 你的分析，我十分认同。对于我们而言，都需要时间。毕竟对于基督信仰，我更注重他在文化融合之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是，我忧虑的是，那一些缺乏“更多的人生历练、社会实践和生命体验”的文化基督徒和基督徒，他们没有经过更为严酷的生活的打磨与思想的磨砺，能否把信仰落实在真实的践履上？“余王事件”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returningjedi :
谢谢你的认同。我也非常理解你所说的"我们都需要时间"、以及文化融合的着重点。另，"余王事件"，我前面提到过，至今它的全貌并未公之于众
(因受限于目前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在此我也不想多谈。还是那句话:
我们可以相信历史。等待历史时机成熟了，公众人物的是非功过，自有历史来公正地评判。
于仲达
回returningjedi： 鲁迅的批判里，是有着经济实力作为铺垫的，再来观察一下当下的知识分子，他的自信心如何建立起来呢？余王呢？永远可以保持精神上的“韧战”姿态，永远保持他的“精神战士”的优越感，自然，他有这样的自信；但是，换一下生存处境，如果他生活在苦难和残酷的底层，他还会这样吗？再说远一点，别说鲁迅同时代的知识人，就拿当下的知识人来说，经济上有鲁迅这样富足的能独立的有几个？再说，鲁迅当时的生存处境似乎比当下要宽容。
returningjedi：在这一点上我也认同你的看法。知识分子若想要在人格上独立，首先需要经济上的独立。
鲁迅所处的时代，的确比我们这个时代要宽容，因此他也能够获得较强的经济实力。但有一点我们也需要看到，今天这个时代毕竟比Mao时代进步了。一方面，知识分子即使脱离体制，可能会生活得艰难些，却还不至于死路一条 (而在Mao时代的严控之下，如果没有户口本、购粮本和各类票证，那真的只能是"没饭吃")；另一方面，经济自由化、市场化为知识分子独立于体制带来了一定的可能性 (尽管这种可能性目前尚只局限于知名作家或学者-----我是指人文类知识分子)。以余杰为例，倘若他不是在从2001年摆脱书商到2004年秋被封杀这个期间，在国内出版的书目为他打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呵呵，付房屋头款，等)，加上有一个在外企工作的妻子(支付每月的房屋贷款)，他的生存状况也将是十分堪忧的。而其他体制外异议写作者就没有他这样的幸运了------因为他在成为体制外异议作家之前就已经是知名作家了。
鲁迅所处的时代，的确比我们这个时代要宽容，因此他也能够获得较强的经济实力。但有一点我们也需要看到，今天这个时代毕竟比Mao时代进步了。一方面，知识分子即使脱离体制，可能会生活得艰难些，却还不至于死路一条 (而在Mao时代的严控之下，如果没有户口本、购粮本和各类票证，那真的只能是"没饭吃")；另一方面，经济自由化、市场化为知识分子独立于体制带来了一定的可能性 (尽管这种可能性目前尚只局限于知名作家或学者-----我是指人文类知识分子)。以余杰为例，倘若他不是在从2001年摆脱书商到2004年秋被封杀这个期间，在国内出版的书目为他打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呵呵，付房屋头款，等)，加上有一个在外企工作的妻子(支付每月的房屋贷款)，他的生存状况也将是十分堪忧的。而其他体制外异议写作者就没有他这样的幸运了------因为他在成为体制外异议作家之前就已经是知名作家了。
你所说的:"换一下生存处境，如果他生活在苦难和残酷的底层，他还会这样吗？"
----这的确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也是一个目前尚难假设和回答的问题。衣食足而知礼节。知识分子倘若连饭都吃不饱，如何能够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呢。反右之后，右派们被置于极度饥饿状态，以至于发生过抢吃别人呕吐出来的食物的情形，知识分子的人格与尊严扫地，这也正是Mao想要达到的，让知识分子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知识分子虽难以像在鲁迅那个时代实现真正的独立，但至少可以逐渐争取到一些"一定程度的、不完整的独立空间"，也算是今天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进步吧。对于这个进步，我愿意用肯定和乐观的心态来看待。通往自由的路还非常漫长，并且常常是前进几步、又后退几步。那么对于参与自由事业的知识分子，既然了解到现实使得他们难以有完整的独立性，我不会将他们看得多"神圣"----他们是常人，有着作为"人"的"罪性"；同时，对于他们的努力----即便是非常有限的、相当不完整的努力，我也愿意给予积极而乐观的肯定。中国的未来不在于少数几个所谓"风云人物"身上，而在于每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意识、公民意识的觉醒。
另外我不太愿意使用"精英"这个词，我觉得这个词本身已经涵义暧昧不清了。有意思的是，余杰并不认为自己是"精英"。说来也是，在那个"爆破作文案"的判决书上，余杰的身份一栏被明明白白地写着: "无业"，与郑北京的身份一栏的"董事长" 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在权贵眼中的"无业游民"，有什么"精英"可言呢:)。呵呵，罗嗦得过多了，就此打住吧。很高兴与你交流。
2007-9-27 10:08:27
----这的确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也是一个目前尚难假设和回答的问题。衣食足而知礼节。知识分子倘若连饭都吃不饱，如何能够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呢。反右之后，右派们被置于极度饥饿状态，以至于发生过抢吃别人呕吐出来的食物的情形，知识分子的人格与尊严扫地，这也正是Mao想要达到的，让知识分子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知识分子虽难以像在鲁迅那个时代实现真正的独立，但至少可以逐渐争取到一些"一定程度的、不完整的独立空间"，也算是今天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进步吧。对于这个进步，我愿意用肯定和乐观的心态来看待。通往自由的路还非常漫长，并且常常是前进几步、又后退几步。那么对于参与自由事业的知识分子，既然了解到现实使得他们难以有完整的独立性，我不会将他们看得多"神圣"----他们是常人，有着作为"人"的"罪性"；同时，对于他们的努力----即便是非常有限的、相当不完整的努力，我也愿意给予积极而乐观的肯定。中国的未来不在于少数几个所谓"风云人物"身上，而在于每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意识、公民意识的觉醒。
另外我不太愿意使用"精英"这个词，我觉得这个词本身已经涵义暧昧不清了。有意思的是，余杰并不认为自己是"精英"。说来也是，在那个"爆破作文案"的判决书上，余杰的身份一栏被明明白白地写着: "无业"，与郑北京的身份一栏的"董事长" 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在权贵眼中的"无业游民"，有什么"精英"可言呢:)。呵呵，罗嗦得过多了，就此打住吧。很高兴与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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