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钱林

在国务院参事室“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座谈会”上的发言
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陈钱林
2009年5月23日于瑞安国际大酒店

各位领导：
    能与国务院参事室领导专家面对面交流，感到很荣幸。我向大家汇报两方面的想法，提三点建议：
    一是关于新课改。我认为在小学，在温州小学，新课改基本上是成功的。前段时间，常在媒体看到对新课改质疑，我不赞同。我平时与温州小学校长接触很多，大家普遍感到新课改给温州小学教育带来了勃勃生机。
    我校2003年开始实施新课改。当时，我校全体老师人手一本朱司长（指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朱慕菊副司长，座谈会在场）主编的《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一书。我从文化层面理解新课改。我觉得，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西方文化出现互相融合的趋势，教育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关注这个发展趋势。我们就提出以中华文化为根，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通过构建自己特色的理论和实践模式来解读新课改，来提升教育质量。后来，我校形成了四大理念：习惯为重，幸福为本，尊重人格，尊重差异。习惯为重，体现中华教育传统；幸福为本，呼应和谐社会执政理想，关注幸福感；尊重人格，吸收西方教育的优点；尊重差异，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因材施教。四项理念下各自构建相应的实践模式，如习惯为重理念，我们实施行为规范周评月奖制度；为了体现因材施教，我们推行自主学习，在制度层面规定优秀生可以不用做老师的作业，可以跳级。我们构建成自己特色的理论体系，如四大理念；如教育方法为赏识法、期望法、引导法；教育原则为尊重与要求相结合原则；教学模式为生本、生活、生成和自主构成的“3+1”模式；校训为真善美乐，学习求真，做人求善，言行求美，性格求乐；我校的创新理论，带动学校发展。我校办学才十年，现在名声很好，每年一次的家长对学校评价，几年来的满意率都在95%以上，如果没有新课改，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成绩。
    我觉得新课改最成功的是理念。朱司长的团队设计的理念大致是：以学校课程的形式给学校一些主动权，体现文化多元性；教学方式上倡导研究性学习，给学生学习的主动权，培养创新能力；师生关系上倡导师生平等对话；教学内容上要贴近学生生活；等等理念，都是很正确的。改革总应有个过程，在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学校行动快些，在局部没有行动，都是正常的；在改革过程中会出现新的问题，这也完全正常，不能因为出现问题而否定全局，也不能将其他问题相当然地归到新事物上来。
    二是关于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今天陈主任（注：指国务院参事室陈进玉主任，本次座谈会主持人）要求我们讲问题，这点想法就是反映问题。总体感觉当前全国教育管理体制过于统一，太偏向计划管理模式，甚至有点僵化。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是计划管理模式，结果弄得一穷二白。后来，实施市场经济，就有了现在的成就。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对教育的管理，却仍然以计划管理方式进行。
    如：去年，教育部发文要求全国学生统一跑步，我看了就觉得怎能这样，难道学校连这点都不会都需要国家统一命令吗？过了一段时间，教育部又出一个通知：学生不能在公路上跑步。这一来，就可笑了。为什么起先发文时就不考虑有的学校连操场都没有？为什么不早点考虑到在公路跑步会出安全问题？还有，教育部统一要求全国学校推行集体舞，统一推行大课间活动，一个文件一个文件发，太微观了，这是管理上的越位。长期越位，必然伴随着缺位、错位！
    如：刚才几位校长提到的，中小学课程设计中的英语，太重视了。当然，在我们学校，因为我们不能让学生以后在各类考试中吃亏，对英语教学非常重视。但是，我觉得在国家层面，把英语提升到比母语还重要的地位，这是国家教育战略的重大失误。开设英语一定程度上影响母语，现在许多学生英语学不好，根源在母语学得太差。英语当然也要紧，如研究尖端的科学需要吸收西方成果，社会也需要一批对外交流的人才，但这相对于几亿学生毕竟是少数，为了少数而让绝大多数人作陪衬，严重加重中小学生学业负担，值不值得？在中小学将英语作选修不用必修，不用纳入高考，可不可以？
    如：去年刚实施的义务教育免费教育，课本费全免。在藏富于民的温州，对减少几十元支出而让孩子用旧书，反对者多，在我们学校，起码95%家长持反对态度。国家拨款为民办好事，在我们这里的结果是家长反对，为何？我国太大了，全国一刀切的政策有时就会这样。
    如：均衡教育问题。现在，几乎省级政府和教育部门，到县级政府和教育部门，都背着个黑锅：前几年教育做得太差了，这么不均衡！我想：首先，教育发展才这么二十多年，面对改革开放初期的状况，各地摸着石头过河，像温州走的就是大社会办大教育的路，发展总有先有后，现在正在发展中，出现不均衡完全正常。其次，教育属于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现在经济严重不均衡，怎么要求教育先均衡吗？第三，就算是经济发展到美国这样的水平，美国基础教育也是极其不均衡的，好的社区学校很好，差的社区学校很差。现在各地都在讲均衡教育，我看到媒体报道某地实施教师大轮岗，我想他们把学校当工厂了。教育是文化，文化讲个性，这个学校的名师到了另一个学校不一定就合适。我想，教育均衡发展是战略，也许需要三十年、五十年才能完成，而不是短期的战术。核威慑是战略，而如果把战略当战术，把原子弹平均分给每支部队就可笑了。我前天看到2009年5月18日《报刊文摘》上登的陆定一对经济发展讲的一句话：“富强须期百年成，折腾皆由急躁来。”如果国家在教育均衡问题上过于“急躁”，有可能教育就会受更多的“折腾”。
    如：教育理论研究。当前研究中小学教育理论的绝大多数是高校教授。高校教授研究出来的理论，给中小学校长教师去实施，先洗脑，想不通就有可能背上观念落后的骂名。问题是，高校与中小学根本就是两码事，许多高校教授往往更喜欢西方理论而忽视民间智慧，理论与实践常常脱节。如果让中小学教师去指导高校改革，人们都会认为这是笑话，而现在让高校教授指导中小学改革，就有道理吗？当然，的确有一大批高校教授，很有水平，如果他们长期在中小学观察，长期在中小学课堂，会有切合实际的理论产生，问题是高校教授会有时间长期在中小学吗？愿意长期在中小学课堂搞研究的高校教授到底有多少？每个学生都应该是有个性的，每所学校也都应该是有个性的。没有放之五湖四海而皆通的理论，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今后教育理论研究应该更多地走民间路线，要依靠中小学教师，要总结中小学教师的智慧形成理论，万紫千红才是春。温总理提倡教育家办学，是高瞻远瞩的，每个教师都应有做教育家的理想，教育部也应有相信每位基层中小学校长、教师都是智慧者的认识，这是对中小学校长教师的基本的尊重。
    三项建议：
    1．国家应该更多地尊重基层政府基层学校的创造性，不应该过于强调统一而把基层政府基层学校的手脚绑起来。东方管理的特点是，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如何在统与放中寻求一根平衡木，是当务之急。
    2．成立教育特区，灵活探索适合当地实际的教育模式。经济有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教育也不应该全国一刀切，也应该有温州教育模式、苏南教育模式。国家可选十个、三十个或一百个教育特区，有经验者在类似地区推广，有问题者在局部给予纠正。
    3．国家和地方层面分头成立中小学教育理论研究室。需要高校教授参与，毕竟理论研究离不开专家，但应更多地吸收中小学校长教师参加。其中有一项是帮助有成绩的学校研究他们成功现象背后的本质从而找出规律形成理论。我们不一定都要洋理论，我们完全可以研究更多的土理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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