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过头丢性命

作者 王兆贵 

　　《雍正王朝》的大戏余音未了，电视连续剧《甄嬛传》《步步惊心》又相继播出，清代名将年羹尧的身世浮沉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年大将军曾屡立战功，先为乾隆所嘉勉，后为雍正所倚重。可这样的荣耀没能维持多久，很快就被削官褫爵，问罪赐死，在大清的天牢中化作一缕青烟消逝了。
　　年羹尧原本是雍王府家奴，同进士出身，仕途一路顺风，不到三十岁便升任四川巡抚，成为封疆大吏。任上恪尽职守，兴利除弊，淡泊自守，不徇私利，康熙对其作为倍加赞赏，寄予厚望。年羹尧更是感恩戴德，竭诚尽忠。十八世纪初，在清廷入藏驱逐准噶尔军的战争中，年羹尧再立新功，被康熙任命为四川总督，兼理巡抚事，不久又升任川陕总督。一七二一年九月，年羹尧采取正面进攻与分化瓦解并用的双重战略，迅速平定了青海郭罗克地方叛乱。第二年冬月，年羹尧受命与延信共同执掌军务。雍正即位后，年羹尧倍受倚重，圣谕有云：“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并告诫云贵川地方官员要听命于年羹尧。自此，年羹尧权势大张，已成为雍正在西部边陲的总代理。雍正元年十月，为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在他坐镇指挥下，筹划周详，戡乱有方，平叛大获全胜，被雍正破格爵封一等公。年大将军之名从此威震西陲，享誉朝野。与此同时，年羹尧还奉诏参与朝政，同隆科多一起，被雍正视为股肱之臣，共同襄理军机要务。
　　有道是：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年羹尧于勋高爵显之际，却不知藏锋自敛，越发倨傲不逊，谁都不放在眼里。一次赴京见驾途中，年羹尧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道迎送。抵京时，黄缰紫骝，绝驰而行，王公以下，膝地郊迎，而他却安坐马上，看都不屑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问候，他也只是颔首示意。平素里，年羹尧恃宠骄纵得出格。他视同僚为部属，发给督抚的函件称“令谕”；视下属为家臣，馈赠物品时“令北向叩头谢恩”；把宫廷侍卫当奴仆，让他们为其“执鞭坠镫”；把自己混同于皇上，蒙古郡王见他要行跪拜礼；接上谕不奉制迎诏，而是“不行宣读晓谕”。年羹尧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拟予亲自撰序，可年羹尧不待皇上写出，就把自己草就的序言拿来让雍正认可。即便是觐见雍正，他也是劈腿而坐，毫不顾全人臣之礼。雍正让年羹尧的随从将盔甲脱下来轻松轻松，可是没人敢动，直到年羹尧下令，将士们才纷纷卸甲。金口玉牙抵不住年羹尧一声吆喝，雍正能不介意吗？
　　雍正即位之初，念年羹尧护航保驾、稳定江山有功，对其十分宽容，甚至还看年羹尧脸色行事，一味地容忍年羹尧的任性。他说谁好雍正就升谁的职；他说谁坏雍正就贬谁的官。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保举之人，吏部、兵部一律优先录用。一时间，大清朝野把这种用人现象戏称为“年选”。以至在大西北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陕甘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年氏集团。那时的雍正，很是欣赏他与年爱卿的莫逆之交，在年羹尧《奏谢自鸣表折》上朱批：“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甚至还动情地表白：“朕实不知道如何疼你，方有颜对神明天地也”。可是，一个人到了势焰熏天、无所顾忌的地步时，麻烦也就接踵而至，就连引年羹尧为恩人、为骄傲的雍正也看不下去了。
　　起初，雍正还只是以诫勉的口气提醒他，应当守成如始，终功全节，切忌倚功造过，返恩为仇；要防微杜渐，勿蹈险地，避嫌远疑，免入绝路。并警告说：“你若做的不好，指望朕姑容你，莫想！”继而又发泄对年羹尧的猜忌和不满，并开始疏离年羹尧同其他臣僚的关系。他先后在李维钧、李成龙、王景灏、齐苏勒、高其倬等人奏折上，一再点年羹尧的名，怀疑年羹尧动机不纯，大露作威福、揽权势之景，朕若不防微杜渐，将来必至不能保全。尔等当远之。并明言“朕甚恶之”。由“甚疼之”到“甚恶之”的情感流露表明，雍正与年爱卿的“蜜月”到头了。同时，雍正还暗示群臣揭发年羹尧。他在杨宗仁的奏折上朱批：“年羹尧何如人也？据尔所知，据实奏闻。”皇上话中有话，臣下焉能不懂？于是乎，口诛笔伐者有之，落井下石者亦有之。
　　说起来，年羹尧遭谴的导火索并非大逆不道之事，不过是一句表奏措辞。雍正三年三月，天空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群臣皆以为“祥瑞”，纷纷上表称贺。年羹尧一时疏忽，在贺表中将“朝乾夕惕”误作“夕惕朝乾”，雍正老大不高兴，降旨谴责说“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之于朕耳。......观此，则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其谬误之处，断非无心。”这段长达二百多字的朱批，说白了就是年羹尧怀有忤逆不敬之心，该当问罪。自此而后，雍正便处处找茬，并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将年羹尧一贬再贬，直至革去所有职衔，解京问罪。据《清史编年·雍正朝》记载：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结年羹尧案。议政大臣、刑部等衙门题奏年羹尧九十二款大罪，应“立正典刑，以申国法”。奏上，得旨：“年羹尧不臣之心显然，但因丧心病狂、昏愦颠倒之所致。邹鲁乃无知小人，相与谋逆之情虽实，而事迹尚未昭著。朕念年羹尧青海之功，不忍加以极刑，著交步军统领阿齐图，令其自裁。”
　　年羹尧缘何由功臣变为罪臣，后世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先是参与了雍正夺位之争，尔后又袒护胤禟等“僭妄非礼”之举，犯了雍正的大忌。也有人说，年羹尧权倾朝野，尾大不掉，对皇权构成了严重威胁。有人认为，年羹尧虽有“功高”之名，却无“震主”之心。雍正曾经说过：“朕之不防年羹尧，非不为也，实有所不必也。”更多的人认为，雍正所以要置年羹尧于死地，主要是因他骄恣过甚，超过了雍正能够容忍的限度，于名份上说不过去，于脸面上看不下来。你上朝不呼万岁，觐见箕踞而坐，朕也不以为忤，怎么能把朕的举措说成是你的意图呢？再者，年羹尧势焰过炽，积怨甚多，一旦皇上见弃，“倒年”声浪自当高涨起来。有道是，行于当行止当止，任性过头把命丢。这年三月，雍正在年羹尧谢恩折上的朱批：可惜朕恩，可惜己才，可惜奇功，可惜千万年声名人物，可惜千载寄逢之君臣遇合。接连五声“可惜”之吁，让年羹尧感到大事不妙，赶紧哀鸣乞罪，但却为时已晚。年羹尧至死都没想到自己必死，也没想明白自己因何而死。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潸然叹曰：数尺白绫索命去，万般荣宠转瞬空。身死不知罪何在，留与后世说亮工。

　　附注：本文发表在《大公报》2015年4月25日大公园副刊，责任编辑孙嘉萍。可能因编校一时疏忽，错将拙作署在宋志坚先生的大名之下，详见该报5月6日更正启事：

      （本版四月二十五日所刊《任性過頭丟性命》，將作者王兆貴誤為宋志坚，特此更正，並向兩位作者致歉——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