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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经验

(2006-12-05 08:57:26)
分类: 我的哈佛岁月
我在哈佛任教,前后总共十年(1994~2004年),是我在美三十多年教书生涯的最后一站。在此之前,我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90~1994年)、芝加哥大学(1982~1990年)、印第安那大学(1976~1982年)、普林斯顿大学(1972~1976年)、香港中文大学(1970~1972年)和达特茅斯学院(1969~1970年)教过书。前后换了六所学校,连我自己回想起来也很吃惊。
最后回到母校任教的机缘,我曾在《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一书中谈过,主要是靠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对我在学术上的照顾。当年我和他素不相识,却因鲁迅研究结了缘,那时他是哈佛东亚语文学系的主任,极力争取一个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的职位,后来千方百计才从台大请来王德威,但德威做了三年就另谋高就,去了哥伦比亚(现在时隔十五年他又回哈佛再接我的位子,非但名至荣归,还顺理成章)。韩南和接任系主任的杜维明又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请我到哈佛来任教。事后我才知道,哈佛请资深教授的办法和他校不同,先由系方遴选教学的经验第二部在哈佛教学的日子推荐,再报到校方,由文理学院院长亲自写信给同行学者评审,再把系方的候选人和其他四五位学者列在一起请行家比较,换言之,候选人必须在这个名单中脱颖而出,得到所有校外学者的支持。然后,再由哈佛校长亲自召集一个由校外学者和校内院长组成的特别小组,“开庭审讯”——我用这个字眼绝非故意耸人听闻,而是确实如此,出庭作证的是系里的全体教授,而小组成员的态度是有意的考核,盘问候选人的资格和学术成就,由系里各教授为不在场的候选人答辩。这种方式,可谓哈佛的传统,费时费事,我听后不觉出了一身冷汗,自己如何可以过得了关?
事后思之,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我的教学经验:前后在六个学校任教,认识的同行学者多了,别人为我写信当然水到渠成。然而所谓“同行”,其实人并不多:在美国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在当年屈指可数,除了龙头夏志清教授外(他当然也为我写了不少封信,我至今铭感万分),其他的我这一辈人大多半途出家,以前多是学古典文学或历史。蜀中无大将,而当时的现代文学领域实在有待开拓,因此我和刘绍铭等少数人成了拓荒先锋。在印第安那大学期间,我和同事罗郁正、欧阳祯,并连同威斯康辛大学的刘绍铭,共同组成印大出版社“中国文学翻译系列”的编委小组,以现代文学为主,后又出版“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系列,前后总共出版了二三十本书,成绩可观,我当然以主持人之一的身份获益。而我的学术成就,除此之外,就是靠两本书:改编自博士论文的《浪漫的一代》(1973年)和《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1987年)。
我自己知道,半途出家——由历史转到文学——看似顺理成章,然而在美国隔行如隔山的学术专业领域,我必须重新“再学习”(retooling)。在印第安那大学的六年,地利人和,使我得到不少教学的经验。我也曾在另一本书中提过:印第安那大学是我当时学术生涯中的“绿洲”。被普林斯顿解雇后,茫茫学海无所适从,好不容易找到印第安那大学的教职,而且继承的又是柳无忌教授的位置,何敢贸然从事?所以一边教学一边自己恶补。当时教的课程,除了现代文学外还有古典小说和历史,历史没有问题,但主要的还是古典小说,因此须花大量精力,从唐传奇一直读到晚清小说。由于张罗出版的事宜,我对当代台湾和大陆文学也特别关注。记得我们推出的翻译系列的第一本就是陈若曦的《尹县长》,花了不少工夫做宣传,所以销路不错,也得到不少学术界内外人士的好评。后来又连续出版了《黄春明小说选》、《台湾小说选》等,也因此结识了翻译大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总而言之,在印第安那大学的那六年,是我最快乐的日子。在普林斯顿所受的怨气因此一扫而空,我从此也步上了文学之路。当时还年轻力壮,授课之外还到处赶着开会,为现代文学宣传,希望打破美国汉学界对现代文学的偏见;但为了证明这一门新学科的价值,我势必勤加耕耘,因此也写了不少篇学术论文,至今看来都是不成熟的作品,原因无他,就是我的文学训练不足,理论和方法都是摸出来的。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总不是正途,因此也促使我后来忍痛离开印大而转到芝加哥大学,以便为自己的文学训练打下更深厚的基础。
我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有八年之久,可以说芝大是我哈佛之外任教最久的学校,也是我学到东西最多的学校。我已经在数篇文章中详细说过,芝大像一所中古的修道院,而我在此修行的“武功”,则与文学理论有关,我教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但读的却是西方理论。所幸我有一个好老师——芝大的同事兼好友余国藩,他不但是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知名学者,也是《西游记》的英译者,而且他更是理论根底深厚的比较文学和宗教文学的名家,我有此好友相助,加上另一位好友——远在加州圣地亚哥的郑树森——的电话指点,终于在文学理论方面得以入门。但我从一开始就我行我素,不服膺任何理论大师,却尽量遍览群籍,揣摩各家“武功”,逐渐领悟出一个浅显的道理:理论和武功一样,愈练愈深,但千万不可随意出招——随便套用理论——而坏了自己的功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积累:积少成多以后,放在脑中冰冻不用,待到重读文学文本——初读文本不宜用理论——每遇困难时,理论自会从脑中解冻溢出,为我“照明”了文本中的内在枝节或文本背后的文化脉络。而枝节和脉络之间的错综关系更非乱套理论就可以解决的,后者更是如此。我往往得益于当年在哈佛做学生时旁听过的欧洲思想史课程,往往把西方理论本身放在思想史的范畴中来审视——特别是各家学说的谱系和来龙去脉——而能豁然贯通,即使不能贯通,也会有所深知(insight)。
这一套修炼功夫,全是在芝加哥大学学来的,它为我在哈佛任教打下了一个基础。记得在1992年我初次到哈佛访问时,就开了一个“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工作坊,当时哈佛学生还很保守,不知“文化研究”为何物,而我以芝加哥加上洛杉矶的经验,应付这绰绰有余,也趁机把一两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哈佛研究生狠狠地训斥一顿。我当时(也是现在)的观点是:所谓“跨学科”研究,不只是说几句大话而已,必须自己勤加修炼,至少可以除了本专业或本行之外,再加上一门学问的理论知识,才有资格跨学科。这当然得益于我的芝大经验,因为系里的同事,特别是在日本史方面,根本文史不分,而以理论横跨这两门学科。诚然,这种方式未免太过抽象,而我的一位日本史同事Harry Harootunian更是抽象得可以。他自知日文不行,但却博览群籍加以补足,当年理论功力仍不够深,多年后重读他的部分著作才知其用意所在。
芝大的经验令我尊重理论,但我教书时却不用理论,反而更注重文本背后的历史资料——资料愈多,愈有助于对文本的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尤其如此,因为它本来就是历史和文化的直接产物,和西方现代主义的某些经典不同。由此看来,理论和史实好像是有矛盾的,其实不然,它们之间的“悖论”恰是解读文本时必备的张力,有了足够的资料准备,再以理论照明,得益更大更深。换一种方式亦然,在解读文本时往往发现内中不少枝节是与历史的资料有关,茅盾的作品更是如此,但文学却并非直接反映历史,所以必须步步为营,仔细推敲,因此这两方面(史料和理论)的知识愈多,对文本的理解也愈“入港”,而不会走入旁门左道,仅在卖弄理论,而随意拣一两个文本塞责。
妙的是我的这一套功夫恰好适用于哈佛,因为哈佛的中国研究较为保守,一向不喜欢理论,我因此可以深藏不露,必要时发发功就够了。但我对学生中有理论功底的人却另眼相看,仍要他们盯紧史料;而对于受过传统史料训练的学生,我却屡屡以理论问题刺激其思路,务期这两方面的张力得以充分发挥。这也勉可算是我教研究生的一个“秘籍”。然而,在研究的顺序上,我仍然坚持史料在先,理论在后,而非目前在美流行的理论先行法。
在芝大教学的另一个好处是自由:教授可以任意开课,也可以任意合作开课,无人干涉,除了极少数必修课外,自由开课和选课成了芝大的学风。记得我初到芝大时,同事对我说:“最好不要开物理或数学方面的课,其他的都可以!”这句话看是笑话,却也点出芝大作为顶尖学府的独特精神,绝对是学术独立,没有任何校方或校外官僚可以管,和现在的香港大学制度真可说是南辕北辙。所以我每当听到香港某官方要人说起要建立世界第一流学府的时候,心中就会暗笑,还不如让他到芝加哥大学念一年书算了。偏偏香港人在“名牌”主义作祟下,只喜欢到哈佛或斯坦福去“受训”,所以我时常作逆耳之言:就我个人的求学和教学经验而言,全美最好的学校不是哈佛和斯坦福,而是芝加哥,它非但在经济学界如此,在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亦然。当然,除了芝大校友之外,没有人相信我这句话。
从芝大转到洛杉矶,现在想来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几乎完全是私人因素造成的。到了洛城不到一个月,我就知道错了,但已经辞了芝大,只好硬着头皮打电话向韩南教授求救。我们素昧平生,他却非常真心地说:“这对哈佛是一个好消息,但现在没有位置,除非把我的让给你!”因此我等了四年,终于如愿以偿。
我虽对洛杉矶这个城市恨之入骨,但对加大洛杉矶分校仍存有好感,觉得这是一片资本主义文化沙漠中的绿洲,我在此城“落难”,却仍可在此学府中得到救赎。不知为什么,我在洛杉矶教过的研究生最多,而且和我的私人关系最密切,对我而言,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所以我也把所有的心血花在学生身上。加大的本科生乏善可陈,华裔学生或从台湾地区来的“小留学生”尤其知识贫乏,因此我干脆以全力教研究生。凑巧我的研究生大多是各地来的佼佼者:孟悦、陈建华、史书美、黄心树、明凤英、许子东……还有我一手提拔带去比较文学系的高材生王斑,真可谓济济一堂。真是教学相长,从这些学生那里我学得更多,所以研究生的讨论课变成了我日常生活中的重点。
除此之外,加大规模庞大,洛杉矶分校也名教授如云,除了汉学方面的史学家黄宗智和Benjamin Ellman,还有不少其他系的名教授时常演讲,于是我又找回了学生时代旁听课的习惯,但做了教授以后时间非自己支配,所以和在芝大一样,只能找机会去听听。该校其他系教授中我最佩服的是安德森(Perry Anderson),后来我的学生王超华得到他的赏识,并嫁给了他,也是一段佳话。
洛杉矶分校的艺术和电影学院名气甚大,有时我也去凑热闹听讲。最有趣的是听名导演Peter Sellars的课。他先是天马行空,乱讲一通,但过了一小时之后却逐渐露出真功夫,每每有独创之见,令我震撼。我往往坐在八百人的大教室最后一排,以为不会受他注意,却不料有一次在酒会中见到他,我颇觉腼腆,他却大笑一声说:“你是我的良心警察,当我看你闭着眼睛打瞌睡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在胡说八道了!”
洛杉矶的名教授也大多自命不凡,甚至有人以不接受哈佛的聘书为荣,当然更有教授会说:如果哈佛给我offer的话,我就会如何如何。这也是美国东西两岸学校对垒的良性反应,加州大学——特别是柏克莱和洛杉矶分校——恃才傲物,根本不把东部学校放在眼里,但对于哈佛却又爱恨交织,却不料我这条大池里的小鱼反而得到了哈佛的邀聘。也许,这又是我的幸运和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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