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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哈佛的学生生活

(2006-11-16 22:20:04)
分类: 我的哈佛岁月
——从反越战到嬉皮我在哈佛读书的20世纪60年代,适逢美国介入越南战争,越陷越深,因此国内反战的风潮也愈演愈烈,年轻人和学生——不少是及龄应召入伍的候选人——当然反对得更厉害,终于演变成各种反政府的学潮,哈佛学生也不例外。我虽然没有卷入,但也受到其余波的震撼。
“反越战”之风也波及到我的学术专业。当时有一批激进派的研究生,后来组成了全国性的组织,并出版了一个很像样的学生刊物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其中有一个领袖人物名叫James Peck,写了不少篇寓言式的文章,点名批判费正清,认为其学术观点不正确,有偏袒美国政府之嫌,而费教授“宰相肚里能行舟”,反而邀请他的这个学生和他公开交换意见,化干戈为20世纪60年代哈佛的学生生活第一部在哈佛求学的日子玉帛。我在台下“观战”,禁不住佩服费教授的雅量,他这一招与我在课堂上批评他的反应如出一辙。但我更佩服的却是业师史华慈参加的一次哈佛教授反越战论坛,我在台下听到不少于六七位名教授发表言论后,史教授出场了,非但独抒己见,还力排众议,把前面一位俄国教授修理了一番。即使是反战,我的老师依然不忘学术,把思想史活学活用,令我折服。我也由此学到一种思想独立的精神,虽然同情激进派学生的反战立场,但对于其中某些过激观点,我还是不能同意。
当时的留美华人学生中,思想激进的毕竟占少数,但这些人却最能“表态”,讲起话来慷慨激昂,后来都成了“钓鱼台运动”的领袖。然而大多数的人还是沉默的,甚至采取了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我觉得自己和这些人都不同,越战是亚洲人的事,反越战怎能不闻不问?所以我虽没有积极参与反战学生运动,但心情上还是很积极的,1970年在华盛顿最后一次反越战大示威,我还是参加了,觉得这是我分内的事,至少对自己的良心有个交代。
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自剖而是自叙,所以我不愿多费笔墨作进一步的自我分析,只想立此存照,做一个心路历程的记录。
我虽在到哈佛求学之初发了愿,尽量少和华人留学生来往,但后来在日常生活中仍然是“非我族类”的朋友少,文化背景相同或相似的朋友多,然而即使在华人圈子里我照样走“国际路线”,对于美国的校园文化十分热中,甚至拉几个来自台湾或香港的朋友参加。譬如舞会和音乐会,前者我们戏称为“狗抢骨头场”,僧多粥少,到舞会(大多是Mixer)很难和美国男人竞争,大多是败下阵来,跳不上两三支舞就知难而退。音乐会则另当别论,这是自己乐意花钱买票而又愉悦身心的事,而我也找到了几位同好,一起去听世界知名的波士顿交响乐,暑假期间更组队开车前往离波士顿约三小时的“檀歌坞”(Tanglewood),往往在星期六清早去,听下午的一场音乐会,然后在绿油油的草地上野餐,晚间才尽兴而回。记得有一次还约了一位美国男朋友和我的同屋施振民一起去,他是菲律宾的华侨,在哈佛主修人类学,性格豪爽,和我很合得来,他比我虚长几岁,但已显得十分老成世故,只有去听音乐会或游山玩水的时候,才恢复他的童真本性。没料到我们毕业后不久,他返回菲律宾任教,结婚生子不到数年就病逝了。
常和我去波士顿的交响乐厅听音乐会的是应用物理系的周健夫,我们坐在楼上最便宜的位置。因为买的是定期票,所以常常见到另一位坐在旁边的老人,他也是乐迷,定期来听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演奏。时间长了,我们也混熟了,这位单身老人请我们去另外一对老夫妇家作客,相谈甚欢。后来我才猜到这位终身未娶的老人和这对夫妇的关系非比寻常,可能是两男爱一女,而最后他让贤,但三人仍维持最亲近的关系。我们谈起音乐来眉飞色舞,这另一个男人是位画家,他送了我一幅女人裸体画,我挂在客厅数年,每每见此美女栩栩如生,都会感到情不自禁。
波士顿喜爱音乐的留学生组织了一个合唱团,我也乐于参加,每周末练唱,当然社交的因素甚至较爱乐更多,我倒是真为了唱歌才去的。记得我们最得意的一次演唱,是在赵元任先生面前唱他的作品《海韵》,我们唱得十分卖力,也承蒙赵先生的指正和赏识。赵先生的女公子赵如兰教授,在哈佛教中文和音乐,她的家成了我们时常聚会的场所,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今天,每月一次的“剑桥新语”,往往都在她家举行,讲完了还可以吃粥。没想到多年后我到哈佛任教时,刚好她退休,我有幸“接收”她在系里的办公室。今年我退休时,他们夫妇也来参加,使我备感荣幸。
在哈佛做学生的平常日子,其实一点都不刺激,除了上课看书外,周末的消遣就是看电影、听音乐会,或到朋友家吃饭,结婚的朋友如杜维明就常请我们单身汉到家里,最常去的可能就是华昌宜(学建筑)、梅广(语言学)和我。我们三人也成了莫逆之交。现在华、梅两位都是台大的名教授。
我和这些中国朋友最大的区别是,除了华人和留学生圈之外,我还有另一个洋人世界。虽然朋友不多,却也有几位同学变成了老友,譬如前章中提到的欧达伟。记得这些洋人朋友也大多结婚成家,所以我又多了几个吃晚饭的去处,也养成了喜喝洋酒的习惯:威士忌、马丁尼、啤酒、红酒,样样都喝,但很少喝醉过。当然洋人的派对更多,派对时必喝酒,有时我也开,也照样供酒。这一种站着喝鸡尾酒的派对文化,可能是美国学界最古老的社交规矩,逢开学术会议时必有酒会,每年一度的亚洲学会年会,都有一次自掏腰包的盛大酒会,一杯酒下肚,胆子大了,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学子也会找上大教授攀谈,也往往受到礼遇。记得我去过两次学术会议,其中饮酒的场面令我至今难忘。
一次是在密歇根州大学,时逢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汉学家会议在此开会。我做学生招待,特别先搭机到达,然后再到机场接机照料从世界各地来的名人。在那次欢迎酒会上,我见到数位大名鼎鼎的欧洲汉学家,其中有位从英国剑桥来的唐史专家Dennis Twitchett,拉着我们的女学生招待饮酒,备极风流而不失仪态,令我羡慕万分。后来自己也当了教授,去了无数酒会,但每每念起这位教授的风度,就自惭形秽。另一次酒会的经历是在印第安那,我还是研究生,竟然接到印大比较文学系主任Horst Frenz的邀请,还附送机票,到该地去参加一次东亚文学关系的会议。记得抵达那天下午,就到这位名教授家参加酒会,他原是德国人,英语口音很重,但似乎对中国学者特别好,是最早把中西比较文化纳入美国比较文学的开山祖师,老友刘绍铭和欧阳祯都被他收为学生。记得我抵达时,他亲自来迎接,还给我一杯鸡尾酒,令我受宠若惊。没想到多年后我也返回印大任教,也许因为有了这段记忆,我对印大的印象特别好,在印大四年也是我学术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学生,除了喝酒之外,就是抽大麻,这当然是60年代嬉皮(hippie)文化的影响。长头发,衣冠故意不整,以抽大麻进行社交,参加群众摇滚乐大会,示威游行,大叫“做爱而不作战”(Make Love not War)的口号——这一切皆是典型嬉皮文化的表征。嬉皮的发源地在柏克莱,东部的学校较西部望尘莫及,但学生的生活方式仍然受到其影响。即使在哈佛园,也会看到口吟Hari Krishina,载歌载舞的嬉皮士,而每逢春夏的好天气,也会有大批青年男女袒胸露背坐在草地上,有人弹吉他,有人轻轻吟唱,更有不少男女在光天化日之下亲热(英文叫作Make out),但我还是不愿放开来加入他们之中。
这种旁观者的心情,我终于找到一个“升华”的办法——拍电影,买了一个八厘米的摄影机,走到校园,把这些场面都拍了下来,回家再剪辑成纪录片。后来还大胆拍了一部二十多分钟的半剧情片,由我的同室老友梅广主演,名叫《一个中国留学生的一天》。先拍他在哈佛园散步,眼窥四周的嬉皮春色无边,然后回到自己的小公寓,形单影只,于是亲自下厨,煮了一顿盛宴,又打开唱机,播一首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第廿三号慢板乐章),然后摆上桌布,点上红烛,一个人默默地吃饭,片子以烛影中的这个孤独学生的面孔特写结束。这部电影拍完后,我特别开了一个酒会,在家公映。因是默片,所以到了开唱机的镜头,我也立刻开了唱机,拿出莫扎特的唱片来,奏将起来,边奏边看,自己看得很感动,其他朋友却觉得闷死了。
这就是我在哈佛做学生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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