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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此即彼》的故事

(2007-03-29 18:03:54)
分类: 基尔克郭尔

(我的翻译仍然是草稿,还没有时间去做改动,所以还是充满手误的暂时文字。正式文字等全部译完后才正式改定)

这是《非此即彼》的前言,——一个出版者所讲的故事,关于这本书的文稿的来龙去脉。当然,是一种小说的前奏曲。

下面是了:

——————————————————————————————

 

非此即彼
一个生命的残片

出版者
维克多"艾莱米塔

第一部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此即彼

一个生命的残片


出版者
维克多"艾莱米塔


第一部分
包含有A的文稿

难道只有理性是得以受洗命名的,
难道激情就是异教徒么?
扬 。



Kjøbenhavn 1843 (哥本哈根1843年)
Faaes hos Universitetsboghandler C. A. Reitzel(可在大学书店莱兹尔购得)
Trykt i Bianco Lunos Bogtrykkeri(毕扬科"鲁诺斯印刷场印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前言


我亲爱的读者,你也许在某一刻会遇上这样的情形,不禁对那著名哲学句子“那内在的就是那外在的,那外在的就是那内在的” 的正确性有了或多或少的怀疑。也许你自己就怀着某种秘密,对之你有着这样一种感觉:因为这秘密在它所具的喜悦或者痛楚中对你来说是太亲切了,以至于你不愿意让他人来和你共享它。也许你的生活使得你和一些人有所接触,对于他们你有着某种预感,隐约感觉到如此的某些事情是可能的,尽管你并不一定能够通过权力或者诱惑来揭示这隐秘。也许你感受到的这些情形并不对你和你的生活发生作用,然而你对这种怀疑却不陌生;它时而在你的思绪中像一种匆匆的形影飘忽而过。这样的一种怀疑来而又去,没有人知道它从哪里来或者它到什么地方去 。就我自己而言,我一直对哲学的这一点怀有一种异端的想法,并且因此也尽可能地习惯于自己去深思和考究;我在一些在这方面与我有同感的作家们那里听取了指导,简言之,我尽了我的努力来弥补那些哲学文本们所遗留下的匮乏。渐渐地,听觉对于我来说倒是成为了最亲密的感觉功能;因为,正如声音是那相对外在之物而言是无法比较的内在性的揭示,于是耳朵就是用来使这内在性得以被人领会的工具,而听觉就是用来获取这内在性的感觉功能。每当我在我所见和所听之间发现一个矛盾,我就觉得我的怀疑得到了强化而我的观察愿望得到了放大。一个听忏悔的神父与忏悔者之间有窗格子隔开,这神父不看,他只是听。听着听着,他渐渐构想出一个与此相应的外在;这就是说,他不会进入矛盾。相反,在你同时看和听的时候则不同,你看着的是你和言述者之间的一道窗格子。就结果而言,我为在这方面进行观察而做出的努力是非常不同的。有时候我是幸运的,有时候则不,而想要在这些道路上赢得一些战利品,幸运总是一个必须被考虑进去的因素。然而我却从来没有失去继续进行我的调查研究的愿望。如果我真的在什么时候几乎对我的坚定感到了懊悔,那么一种意外幸运也就在这样的时候为我的努力进行了加冕。于是这就是一种这样的意外幸运,它以一种最奇怪的方式使得我拥有了这些文稿,因而我荣幸地在此向阅读着的关注者们展示这些文稿。在这些文稿中,我得到机会去审视进两个人的生活,这强化了我关于“那外在的不是那内在的”的怀疑想法。尤其是他们中的一个有着这样的情形。他的外在完全与他的内在相矛盾。而他们中另一个的情形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如此,只要他在一种较为无足轻重的外在之下隐藏起了一种更为意义重大的内在,那么他就是处在这样的矛盾中。
也许,考虑到顺序,我最好还是先讲述一下,我是怎样获得这些文稿的。现在算来,差不多是在七年前,我在城里的一个旧货商家那里留意到一张秘书柜桌 ,一见之下,它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它不是出自现代的工艺,很陈旧,但它还是吸引住了我。要解说这一印象的依据,对于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但是大多数人在他们的生命中肯定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情形。我每天的路径使我经过那旧货商和他的柜桌,在任何一天经过那里时我都从不曾放过时机盯着它看。渐渐地,这个秘书柜桌在我心中有了它的故事;看着它,对于我来说成为了一种必然,到最后,即使是在我有必要走另一条路的时候,我也毫不犹豫地为它的缘故而绕一段远路。由于我总这样看它,它在我心中也渐渐唤醒一种想要拥有它的愿望。其实我完全能感觉到,这是一种奇怪的愿望,既然我并不需要这家具;对于我来说,买下它就是一种浪费。正如我们所知,愿望有着一种非常诡辩性的说服力。我去了那旧货商家,推说是询问一些别的东西,在我要离开的时候,我漫不经心地就那张秘书柜桌问了一个非常低的价钱。我想着,那旧货商人可能会抬价。如果是那个价,那我就占了便宜。不管怎么说,我这样做不是为了钱的缘故,而是为了要在良心上说得过去。但没有成功,那旧货商人有着一种非同寻常地坚定。又是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去那里,然后以一种钟情着迷的目光看着这秘书柜桌。你必须下决心,我寻思着,试想一下,如果它被卖掉了,那就太晚了;哪怕你终于又找到它,你也永远得不到对它的这种印象了。在我走进旧货商家的时候,我的心暴跳着。买下了它,付了钱。这是最后一次了,我想着,你这么浪费;对了,你买下它,这恰恰是一种幸运,因为你这么老是看着它,你就该想着你曾是多么浪费,以这个秘书柜桌为起点,你生活中该有一个新的段落开始了。啊,愿望有着一种非常诡辩性的说服力,那些良好的意图总是现成地摆在那里。
秘书柜桌被安置在了我的房间里,正如在我爱上它的一开始,从街上望着它使我喜悦,同样,我现在的喜悦是在家里经过它。渐渐地,我认识了它所有丰富的内容,它的诸多抽屉和夹层,不管怎么说,我对这柜桌只有喜欢。然而这情形并不能持续下去。在1836年夏天,我因为生意上的原因而得以旅行到乡下小住八天。邮信马车是订在五点钟。所有要用的衣物已在前一夜晚装了包;一切就绪。四点钟我就已经醒来,然而我即将要观访的那些美丽乡土使我如此迷醉,以至于我又坠入睡乡或者说梦乡。也许我的仆人想让我睡足,因为他到了六点半才叫醒我。邮信马车已经在那里叫唤了,虽然我一向都没有服从他人命令的习惯,对于邮信马车及其诗意的主题旋律,我总还是有所例外。我很快地穿上了衣服;在我已经站在门口时,我突然想到:你钱包里是否有着足够的钱。里面没有很多钱。我打开秘书柜桌,要拉出放钱的抽屉带走之中所有的钱。看,这时这抽屉就没办法动了。想了什么办法都没用。这真是倒楣透了。恰恰是在邮信马车诱惑性的声响仍然在我耳中回响的这一瞬间,我遇上了这样的麻烦!气血上头,我恼火极了。正如薛西斯让人鞭打大海 ,我决定进行可怕的报复。拿了一把手斧来。我对这秘书柜桌砍上了不忍卒睹的一斧。不管是因为我此刻在怒火之中砸错了还是因为这抽屉和我一样顽固,反正这一斧没有达成我想要得到的效果。抽屉关着,并且继续关着。相反别的事情发生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一斧击中了某个机关点,还是因为秘书柜桌的整体结构受震动,但我知道,一扇秘密的门被震开了,而在这之前我从不曾留意到过这扇门。它覆盖着一个贮藏处,当然这贮藏处也是我以前不曾发现的。让我特别意外的是,我在之中发现了许多文稿,这些文稿构成了本文献的内容。我改变了我的决定,到下一站我将借一笔钱。在极其匆忙中,我清空了一个本来放有两把手枪的红木匣子;文稿就被放进了红木匣子。喜悦得胜了并且赢得了意外的增值;我在内心中请求那柜桌原谅我粗暴的处理方式,而与此同时,那关于“那外在的不是那内在的”的怀疑在我的思绪中得到了强化,并且我的经验命题 肯定了,要达成这样的发现,幸运总是一个必须被考虑进去的因素。

上午正中时分我到了希勒若德(Hillerød),搞定了我的费用问题,使得那美好的乡土为我留下了一个一般的印象。接下来的早晨我就马上开始了我的游历,相对于我最初所想象的,现在这游历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性质。我的仆人拿着红木箱子跟着我。这样,我在林中找了一个浪漫的地方,一个我尽可能地确定了是不会有意外骚扰的地方,于是我就取出了那些文本。我的房东留意到人们经常带着红木匣子上路的这一类游历,他根据自己的猜想说,我也许是要练习枪击。我很感激他的这一说法,并且让他继续相信是这样。

对这些被发现的文稿的粗略浏览使得我看出它们构成两种文字构型,从外在看也能够看出它们间所具差别的形迹。它们中的一类是写在精致的类皮纸 上,四开 ,极宽的边沿空白。手迹字体是可读的,有时甚至稍有雅致风格,只有一处是草率的。另一类是写在整张的 、带有分隔栏目 的荷兰蜂窝纸上 ,就像人们写司法文本或类似的文本时所用的。字迹很清楚,某种拖沓的、单调的和平凡的字体,叫人一看就觉得这是一个商人的手迹。内容也马上显示出差异,其中一部分包括了一批或长或短的审美论文,而另一部分则由两篇大规模的和一篇较短的研究报告组成,看来全都是伦理方面的内容,并且是以书信形式写成的。进一步细看,这种差别就更完全地强化了。后一类的文字构型是一些写给前一类文字作者的信。
然而,在这里有必要找到一种用来标示这两个作者的简短表述。我带着这个目的非常小心地通读了这些文稿,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或者说,等于什么也没有发现。关于前一个作者,那审美者,根本不存在关于他的任何介绍。关于后一个,写信者,人们则会了解到,他曾叫威尔海姆,曾是法院的法官,然而没有确定是哪一个法院。如果我想要准确地关联到那历史背景方面的细节而称他为威尔海姆的话,那么我就缺少一个与之相应的名称来命名前一个作者;我还是得给他一个随意的名字。因此,我更愿意把前一个作者称作A,而把后一个称作B。
除了那些较长的论文之外,在这些文稿间还有大量文字残片,在之上写有格言警句、抒情感叹、反思内省。手迹已经显示出它们是属于A的,而内容则肯定了这一点。
我现在努力以最佳方式来为这些文稿理出头绪。B的文稿很容易就搞定了。一封信以另一封信为前提。我们在后一封信中看得见对前一封信中文字的引用,而第三封信则是以前两封为前提。
要整理A的文稿则不是那么容易。因此我听任现成的事实来决定顺序,就是说,在我发现它们的时候有着怎样的顺序,我就让它们继续按怎样的顺序排列,自然我也就无法决定这一顺序是否有着编年史的价值或者理想上的意义。文字断片散落在储藏处,我不得不为它们找到一个位置。我让它们出现在最前面,因为我觉得,它们最适宜于被看作对于那些更长的文章以一种更大的关联所发展出的内容的临时一瞥。我将它们称作Διαψαλματα(间奏曲) ,并且增添上一句类似座右铭式的话ad se ipsum (献给其自身)。这一标题和这一座右铭在某种意义上看是由我给出的,但却不是由我给出的。如果它们被用于整个断片集,那么它们就是由我给出的;否则,它们是属于A自己的,因为在那些文稿断片中,有一篇写有Διαψαλματα这个词,有两篇则写有这些字词:ad se ipsum。还有,在这些格言警句中有一篇断篇,在这断片上有一段法语小诗,我也将这小诗印在了扉页的里页面上,类似于A自己通常的做法。由于这些格言警句中的大多数有着一种抒情的外观,因而我以为把Διαψαλματα这个词用作首要标题是挺合适的。假如读者觉得这是一种不幸的选择,那么我尚需坦白真相:这是我想出来的名堂,而这个词确实地带着A自己的品味而被用于那句在之上有着这个词的格言警句。在对这些单个的格言警句的安排上,我是听任现成事实来决定的。那些表述常常相互矛盾,我觉得这完全有着其自身的道理,因为这在本质上恰恰是那心境的组成部分;我觉得,以通过的某种方式来并列它们而使得那些矛盾变得不显眼,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努力。我按现成的事实编,并且,第一段和最后一段格言警句以某种方式相互对应,这也是一个引起我注意的事实:前面的这一段在某种意义上彻底感受到了在“作为诗人”这一事实中的痛苦的成分,而后一段则享受着“总是让笑声站在自己的这一边”这一事实中的满足感。
说到A的审美论文,我则对它们没有任何要强调的东西可说。它们都是完成了的可以直接付印的论文,如果在它们之中也包含了麻烦的问题,那么我不得不让它们自己为自己作表述了。和我相关的是,我有必要说明一下,我为各处出现的希腊语引文加上了翻译,这些译文是从那些较好的德文译本 之一中找来的。
A的文稿中最后一篇是一部小说,有着标题:诱惑者的日记。这里有了新的麻烦,因为A没有宣称自己是作者,而只是作为出版者。这是一种小说家的老伎俩了,我本无须进一步对此提出反对,只要这种做法没有使得我所处的位置变得更复杂,因为一个作者到头来置身于另一个作家之内,就像中国盒子游戏中 的盒子。在此,那使得我更认定我的看法的东西并没有得以展开;我只是想说明,那种在A的前言中占主导地位的心境,以某种方式把那诗人的真实状态泄漏了出来。事实上就是这样,好像A自己已经害怕起自己的诗作,这诗作就像一种不安宁的梦不断地使他感到恐惧,在这梦被讲述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而他在这事件中是知秘者,那么这在我看来就很奇怪:在前言中没有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A为看见那种常常使他隐约地感觉到的理念得以实现而感到高兴。不管是在关于“那直接爱欲的”的论文中还是在诸剪影(Skyggeridsene)中,诱惑者的理念都被暗示到过,也就是说,类比于堂"璜,肯定有一个反思的诱惑者处于“那令人感兴趣的(det Interessante)” 的范畴,在这一范畴中问题不是他诱惑多少,而是,怎样诱惑。这样一种喜悦,我在前言里没有看见其任何痕迹,然而我所看见的则是,正如我所说明的,一种颤栗,一种特定的恐怖,——这恐怖渊源于他对于这种理念所具的诗性关系。A的状态如此,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与这一小说毫无瓜葛的我,与原作者有两个环节之远,当我在深夜的宁静之中忙于考究这些文稿时,就连我也时而会陷进一种古怪的感觉中。我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仿佛那诱惑者像一道影子一样地走过我的地板,仿佛他的眼睛看着文稿,仿佛他用魔性的目光盯着我,说:“哦,你们想要出版我的文稿!按理说你们是毫无道理而不负责任的;你们惊吓着那些亲爱的小女孩。当然这是不用说的了,作为补偿,你们就解除了我和我的同类们的武装。你们这就搞错了;因为,我只须改变手法,然后这一切对于我只会是有了更大的好处。在小女孩们听到了这个富有诱惑力的名字——一个诱惑者——之后,她们会形成怎样的潮流涌向你的怀抱啊!给我半年时间,我就会搞出一段比我迄今所有经历更令人感兴趣的故事了。我想象一个年轻的、精力旺盛的、才华横溢的女孩,她有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想法,要为整个她所在的性别而对我进行报复。她认为应当能够强迫我去品尝单恋的痛苦。看到了吧,这正是适合于我的女孩。如果她自己在这方面想得不够周到,那么我还可以帮她一下。我应当像墨尔老乡们的鳗鱼 痛苦地扭动。而当我把她引领到了我想让她进入的这一点上时,那么她就是我的了。”
当然,也许我已经滥用了我的出版者身份来让读者们承受我的各种考虑。这一做法的机缘可以作为我的辩解;因为,正是由于我作为出版者的这一身份上的麻烦——因为A只是把自己称作这部小说的出版者而不是作者,我才不由自主地这样做。
别的方面,我只能按着出版者本份而对这部小说作一些补充。我想,在这小说中可以做一下时间上的定性。在日记中,这里和那里有着一个日期,相反缺少的则是一个年份。这样的话,我看来对此是不能做什么了;然而,通过更确切地观察那些单个的日期,我相信,就已经找到一种暗示了。当然,不用说每年都有一个四月七日、一个七月三日、一个八月二日等等;但是这并不意味了,每年的四月七日都是一个星期一。我计算了一下,搞清楚了这一定时符合于1834年 。我在这里无法确定A是否想到这一点,我相信这不大可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用像他在事实上所做的那样地使用上那么多的小心谨慎了。在日记中也没有写:四月七日星期一等等,上面只是写着:四月七日,而这一篇文字本身则是这样开始的:也就是在星期一,由此恰恰分散了注意力;但是通过对这一日期下的整篇文字的通读,你就可以看出这必定是一个星期一。于是关于这部小说,我就有了一个时间上的定性;相反,我每次竭尽全力想通过这一定性来为其他论文定出时间,则没有成功。我完全可以把它安排在第三篇的位置;但是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我还是选择了让现存事实来决定顺序,一切都按照我发现它们时的原始顺序来排列。
关于B的文稿,本来它们的顺序轻易自然地就可以被编排好。对它们我反而倒是作了一种改动,由于书信形式使得作者无法为这些研究给出一个标题,这样我就决定自己为它们加上标题。因此,在任何时候,如果读者在弄清楚了它们的内容后觉得这些标题是不幸地被选错了,那么我都愿意承受好心做错事的痛苦。
有时候会有一个段落,在边沿的空白处有着一个说明,每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我都将之做成一个注解,因为我不应当去对文本进行干扰。
对于B的原稿文字,我则没有让自己去作任何改动,而完全是将之看作一种文档。也许我能够很轻易地去掉某种草率,——如果人们考虑到他只是一个写信的人,那么这种草率是很容易得到解释的。我没有这样的打算,因为我怕做过头。B认为在100个迷失于世界的年轻人中,99个因女人而得救,一个因神圣的恩典而得救 ,这时我们就很容易看出他的算术不太好,因为他没有为那些无可救药的迷失者安排出位置。我可以很容易地对这些数字作一下改动,但是我觉得在B的算法里有着远远更为美丽的东西。在另一个段落中,B谈及了一个希腊的名叫缪松(Myson)的智者,在智者的数目被定为十四的时候,他很幸运地被排在七智者中 。在某一刻我突然感到困惑,B到底会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一智慧的,以及,他所引用的会是哪一个希腊作家。我的怀疑马上就让我想到拉尔修的第欧根尼(Diogenes af Laerte) ,而查阅余希尔(Jøcher) 的和莫惹力(Morèri) 的百科全书,我发现在它们中也提到他。无疑B的阐述是需要修正的;因为事实并非完全如他所说,虽然古人们在对于“七个智者是哪七个”的定性上是不确定的;只是我觉得花功夫去修正是不值得的,我有这样的感觉,虽然他的说明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但却有着另一种价值。
早在五年前我已经达成了现在的这些成果;我如此地编排了文稿,现在也仍然是这样的编排;那时就做了决定要将它们付印出版,但只是觉得最好是等一段时间。我把五年的时间看成是一个恰当的间歇。这五年过去了,我又在我当初停下的地方重新开始。我想,在这里我无须向读者们作担保说,我已经尝试了各种方式来找出作者的踪迹。那旧货商人不作簿记,我们大家都知道旧货商们很少会这样做;他不知道他是从什么人那里买来的这家具,他记得好像是在一次杂物拍卖中买的。我不敢把许许多多次没有结果的尝试告诉读者,这些尝试花去了我太多的时间,最好是别提了,对之的记忆让我自己都觉得不舒服。相反我可以简要地把这些尝试的成果告诉读者,因为这成果就是一无所得。
正当我现在要实现将这些文稿付印出版的决定,我有了一种疑虑。也许读者允许我敞开心怀地说话。我不自禁地想到,我这样的做法对这些不知名的作者是不是一种轻率僭妄。然而,随着我对这些文稿的内容越来越熟悉,这一疑虑也就渐渐地消散了。这些文稿有着这样的性质,尽管我对它们进行了详尽而谨慎的研察,它们滴水不漏没有任何线索可循,更不用去想一个读者能够找到这方面的信息了,因为我当然是敢拿自己和每一个读者作比较,不是比较品味和同感和认识,而是比较勤奋和孜孜不倦。因此,如果我们假设这些不知名的作者是存在的,假设他们生活在这城市里,假设他们突然不期而遇地读到了他们自己的文稿,那么,只要他们自己继续沉默,那么这书的出版就不会有任何后果,因为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这些文稿,就像人们通常谈论到所有印刷品时所说的,它们沉默 。
我有过的第二个顾虑,就其自身而言是微不足道的,非常容易驱散,并且,它已经以一种比我所想的还要更轻易的方式消散掉了。我所顾虑的就是,这些文稿会不会成为一种非常值钱的东西,大财产。我觉得,如果我因为我作为出版者的苦楚而接受一笔小小的酬金,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如果这酬金是一种作家稿费,我就不得不将之视作一种过大的报酬。就像《白女士》中那诚实正直的苏格兰农夫决定买地种田并且打算等到以后如果爱维纽尔的伯爵们会回来的话把这土地奉献给他们 ,于是我就决定把这稿费有息地存起来,以便在有一天,如果那些不知名的作者们出来承认,那么我就能够把这全部稿费连本带利再加上利息的利息一起给他们。如果读者还没有因我的整个尴尬处境而得以确认我不是作者、也不是以出版者为职业的文学家,那么,这一推论的天真则无疑能够消除对此的任何怀疑。而且,这一顾虑也可以被以一种远远更为轻易的方式消除掉;因为一笔作家稿费在丹麦不是什么庄园,那些不知名的作者们必须长久地远离,才可能等到他们的稿费(即使是连带这稿费的利息和利息的利息)成为一笔大财产。
现在剩下的事情,就是为这些文稿给出一个标题。我可以将它们称作文稿,遗留的文稿,被发现的文稿,丢失的文稿等等;大家都知道,稍作改动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标题,但这些标题都无法让我感到满意。因此,在标题命名上,我赋予我自己一定的自由范围,一种我要努力作出解释的欺骗。在对这些文稿持续不断的研究中,我渐渐地明白,通过把它们看成是属于一个人的,我们就能够为它们找到一个新的观察面。我很清楚地知道,这种看法会遭到怎样的反驳:同一个人同时作为两方面文稿的作者,这是不符合史实的,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合理的;即使不考虑这一类反驳,也免不了会让读者情不自禁地去听从那言词游戏:如果你说了A,你也得说B 。然而我还是无法放弃这种看法。这在其生命中对两种运动都贯彻履行了的人,或者说对两种运动都进行了考虑的人,其实是一个人。A的文稿包容了许多奔向一种审美的人生观的趋向。一种有着连贯性的审美人生观几乎是无法得以解说的。B的文稿包含了一种伦理的人生观。在我听任这一想法来影响我的灵魂时,我就清楚了:在对这本书的命名上,我可以让这想法来引导我。我所选的标题恰恰表达了这一点。读者不会因这个标题而有什么大的损失;因为在阅读中他完全可以忘却标题。而在他阅读了这本书之后,他则也许能够想到这标题。这标题会帮他摆脱所有最终的问题,A是不是真的被说服而悔悟,B是否得胜,或者是不是终结也许就成为B进入了A的想法。这样看来,这些文稿也就是没有终结的。如果人们觉得这样不行,那么人们也就没有理由说,这是一个错误,因为人们得将之称作一种不幸事故。我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将之看作是一种幸福的成功。人们时而会发现一些小说,在之中各种对立的人生观通过各种特定人物而被讲解出来。终结则往往是,一种人生观压倒说服另一种。不同于“人生观应当自圆其说”,读者是用这样一种“另一个人被说服”的历史性的结果来丰富自己。这些文稿没有披露出这历史性的结果方面的信息,我将之看成一种幸福的成功。A是不是在接到了B的信函后的才作为那些审美论文的作者,他的灵魂在这一时期后是不是继续雀跃于狂放不羁,抑或它变得沉静了,关于这些问题,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传送出任何信息,既然这些文稿并没有包含任何相关内容。文稿中也没有包含任何相关的暗示来表明B情况如何、他是否有力量去坚持自己的人生观。在这本书被读完后,这时A和B就被忘却了,只有那些不同的人生观相互面对地站立着,不期待在各种特定的人格中有任何终结性的定论。
更多就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是我突然想到,那些受尊敬作者们,如果他们知道我所着手的工作,可能会希望在文稿出现的同时向读者说一些什么。因此我在这里作为代笔加上几句话。无疑A肯定不会反对文稿的出版,而对读者,他也许会有这样的呼唤:“阅读它们或者不阅读它们,两者你都会后悔 ”。B会说些什么,就比较难定了。他可能会对我有所责备,特别是考虑到对A的文稿的出版;他会让我觉得,他对此丝毫没有参与,他可以洗净自己的双手 。在他这样做了之后,则他也许会用这些话来谈这本书:“那么走出去吧,进入人间大千世界,尽可能地避开批评界的注意力,在一个合意的时间里去探访一个单个的读者,而如果你遇上一个女读者,那么我想说:我亲切可爱的女读者,在这本书中你会发现一些东西,那也许是你不应当知道的东西,你会发现另一些东西,那是在你知道了之后想来能够对你有好处的东西;那么,以这样的方式去阅读这一些——你作为读过它的人能够如同那没有读过它的人一样 ,而以这样的方式去读那另一些——你作为读过它的人能够如同那不曾忘却了已读内容的人一样。 ”作为出版者我只想加上一个愿望,愿这书在一个合意的时间里遇到读者,愿那亲切可爱的女读者会成功地准确按B那善意的忠告去做。
1842年十一月。
出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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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京不特翻译草稿:索伦·奥比·基尔克郭尔《非此即彼卷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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